【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为华南前汛期的降水集中期，降雨期恰好在端午节前后，故称为“龙舟水”。
2022年“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1日），广东、广西、海南平均降雨量为472.5毫米，为1951年以来第2多。
连日的降雨给处于北江上游的清远英德市造成了严重灾害，截至6月20日晚上八点，英德累计降雨高达1785毫米，是该地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不少地方，水淹至三楼，大树“成草丛”。
而根据“中国气象爱好者”的数据比较，6月22日下午两点，英德水位到达35.97米，超过警戒水位9.97米，比1931年4月的纪录还要高，直逼1915年那场让广州被泡七天七夜的大洪水（史称“乙卯水灾”）时的水位。
尽管下游的广州没有遭受暴雨袭击，但粤北百年一遇的连续大雨恰逢珠江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西北江、流溪河洪水下泄，珠江水迫近路面。
2022年6月16日，珠江出现天文大潮，中午一点半达到了最高水位，江水漫堤的危险一触即发。广州防洪形势可说异常严峻。
稍微了解广州水灾史的人们都在担心“乙卯水灾”的悲剧会不会重现。相比100多年前，广州地区的人口增加了10倍以上，倘若发生了1915年规模的洪灾，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15年的中国，无论是防洪基础设施，还是防洪抢险的组织能力，完全是换了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乙卯水灾
1914年，广东发生了甲寅特大洪涝灾害，灾民达数十万人，引起了人们对珠江流域水利工程不足的广泛关注。广东乡民代表联同旅京同乡，由广东籍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领衔，呈请袁世凯政府疏治粤省河道。
11月13日，袁世凯任命具有留英背景的原清末广东籍海军大臣谭学衡成立“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这是广东最早治水管水的机构。
在接获任命治河事宜处督办后，谭学衡从1915年6月开始，率领工程技术人员赴河道勘测，治水工作艰难地开始了。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治水工作才刚刚开始，很快珠江三角洲历史上最大的洪灾却要发生了。
据香港“皇家观象台”资料显示，1915年6月27日，在南海中沙群岛附近生成一股热带气旋，于6月29日在惠东—汕尾间登陆。据《广东自然灾害史料》载，当年宝安记有“6月29日，台风登陆暴雨害稼”的灾情，台山也记有“6月，赤溪台风，暴雨害稼”的灾情。这场台风应该对乙卯水灾负有不小的责任。
在北江流域，1915年3、4月份已经淫雨为灾，大水未退，5月下旬开始，暴雨不停，洪水猛涨。粤北山区连降暴雨，7月9日，北江最大的围堤——清远石角围突然不支而崩决，洪水如猛虎扑向下游。《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称，”各处崩基不可胜数，全县倒塌屋四万六千余间，灾民二十四万一千余”，此实乃数百年未见。
北江沿岸堤围溃决情况图（引自“北江大堤志”）
在西江流域，5月下旬以来，连日大暴雨使得西江水位暴涨，沿岸堤围险情频发，情势异常严峻。进入7月，三水、新会、高要等地各基围纷纷崩决，防线全无，洪水所到之处，房屋尽行倒塌。7月9日，西江最重要的肇庆景福大围也告崩塌，《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称“缺口二百余丈，三禡街及附件铺户，尽行倒塌，死者数千人，满江浮尸，饥民十余万”。此后，西江沿岸各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
在东江流域，自7月初至中旬，沿岸各地同样是大雨如注，纷纷告急。广州增城各围相继崩决，惠州、顺德等地“难民栖宿屋顶，呼救之声不堪闻”。“辛苦经营，毁于一旦，哀鸿满目，情殊可悯，民情困苦已达极点”，《广东公报》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西江、东江、北江是珠江水系的三大干流，三大干流均会于广州的珠江口而入海。广州老城区并不居于三江之干流，西江、北江之洪水离广州还有不小的距离，一般广州人并没有西北江干流沿线人们对洪水的切肤之痛，毕竟水浸常见，水淹广州历史上并不多见。以前清远的石角围也曾崩决，但洪水并未直接祸害到广州。对于人口稠密的省城，防火反而甚于防水。
西江、北江同发大洪水。西江水流到三水河口，北江水又咆哮而来，形成两虎争道。西江水直奔而下，北江水被迫停留寻找突破口，三水芦苞刚好是个使洪水流入广州的横向宣泄口，护卫广州最为要紧的芦苞榕塞围崩决，这样北江洪水便经芦苞、官窑、大坦尾倾泻而入广州。
北面的清远石角围本是屏障广州的大堤围，7月9日已经溃缺漫顶，江水经白坭河浩浩荡荡而往广州倾注。不幸的是，洪水又适逢六月初一（7月12日）潮汐大潮，海潮顶托，洪水难以宣泄入海，大量堤围崩决，防线几乎全线失守，广州已是无屏可据，水势终究一发而不可收拾。
11日至17日，大水围困广州长达一个星期，为珠三角有记录以来最大水灾，史称“广州乙卯大水灾”。
1915年7月10日晚，广州下西关一带水深已达3尺多，由于信息不畅，许多居民还以为如每年夏季一般，“落大雨，水浸街”，见怪不怪，不以为意。孰料11日傍晚，水势陡涨，许多屋宇顷刻之间就被洪魔吞没。
12日，洪水猛涨，下西关一带水过瓦面，一片汪洋。上西关水位亦高至门楣，许多铺户没入水中。著名的先施百货公司积水深至人胸口处。13日至14日，水位继续上涨，长堤水深1.5米以上，天字码头水深1.9米，西关一带水深约3米，城西繁华的商场全部遭浸。
广州受灾后，许多居民爬到树上躲避，小孩则以绳系于树上，呼救声、哭叫声不绝于耳。富人雇小艇逃生，穷人只好将床板或者棺材板绑在一起充作小船出逃。在二三层楼上躲避水灾的人因怕人多屋塌，用竹竿和小石块将撑着床板打算靠泊的人赶跑，那些人只好在洪水中无望地漂泊，此情此景实在让人心酸。《广东公报》写道，“当时人民迁徙，携幼扶老，男女呼号之声，惨动天地。”
乙卯洪水广州城受灾范围（蓝色为水淹范围，引自“北江大堤志”）
负责广东治水工作的谭学衡在1918年所著《筹潦汇述》也有简述，“乙卯六月，桑园围缺口，石角围通面省城，西南两关，水深没顶。溺毙人畜，冲塌房屋无算，烈矣！”
申报在7月24日的《粤灾之特别报告》的报道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广州洪灾的惨状，还提到“商工停业、交通阻塞，省港轮船、各乡渡船皆因水猛不能开行，全城自来水皆因水管不能开放。晚上则电灯因电机被浸，不能放光，全城皆成黑暗世界”——“黑暗世界”，简直就是彼时广州城艰难挣扎求生老百姓的绝妙隐喻。
广州长堤街道水深及腰
水火夹击
俗话说，水火不容。但悲催的是广州人竟遭水火夹击——祸不单行，广州著名的商贸中心十三在洪灾期间发生了一场大火灾。
7月13日下午2时，当水势上涨之时，在十三行高楼上避水的商民引发了火灾，火势迅速蔓延。附近的同兴街多为火油、火柴和蜡烛商店，油箱遇火爆炸，火随油流，沿北、东、西3个方向愈烧愈远。昔日繁华的商业名城顿成一片火海，甚至连泊在江面上的船艇和珠江对岸的商铺也被火海吞没。
大火烧至次日下午7时一度熄灭，但很快复燃，烧至15日凌晨1时方才熄灭，整整燃烧了30多个小时，尸体纵横街道，惨不忍睹。有民谣云：“火灾真系惨，河北过河南。”
十三行发生火灾时，警察当局曾派消防队前往救援，然而因大街洪水横流湍急，水浸齐胸，街道狭窄，木制水龙车无法停放，消防队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越烧越远。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九如茶楼，楼体因大火燃烧而倒塌，可怜在楼上躲避水灾的60多人竟然同葬火海。
此次火灾共殃及街道25条，烧毁商店2800多家，死亡1500多人。
由于珠江上的助航设备大多被滔滔江水冲毁或卷走，广州码头又没入水中，江中稻草充塞，以致轮船航行受阻。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亦被洪水淹没或冲毁，不能行车。广州和内地、香港等地的交通中断，成为一座孤城。
由于交通中断、灾民太多，城中百物腾贵，米价涨至灾前的两倍多，这对于囊中羞涩的灾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欲哭无泪。
乙卯洪水是珠江流域发生的两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也是珠江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彼时中国时逢乱世，政治腐败，兵祸连年，经济凋敝、一盘散沙，政府既无力也无暇大兴水利、加固堤围，防灾抗灾能力极其低下，加之在大灾面前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根本无法有效防御如此规模的特大洪灾。
实际掌握广东政权的军阀龙济光在给袁世凯北京政府的电文中，这样描述了广东的灾情：
“粤省三江潦水先后涨发，……各县冲决围基，坍塌房屋，淹毙人畜，损害田禾不可胜计……省垣（指广州城）一带水势陡涨丈余，居民露踞屋巅，交通几于断绝……该省上年被水，民情困苦已不聊生，乃此次东西北三江同时漫溢，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实未从来所未有……”
乙卯洪水广东全省的受灾范围（蓝色为水淹范围，引自“北江大堤志”）
解放后广东水利部门在1980年代也进行过评估，大水共淹没农田43.2万公顷，农作物损失折稻谷88.45万吨。受灾人口378万人，死伤高达10余万人；仅广州地区按洪水淹浸地区估算，受浸农田不下180万亩，受灾人口在150万以上。
千年北江堤
南宋“诗宗”杨万里，于淳熙七年（1180年）起身前往广东，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北客南来，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就是从韶关南雄乘船顺着北江经过清远飞来峡，至三水芦苞镇转入芦苞涌，最后抵达广州。
1180年至1182年间，他多次沿着三水芦苞涌乘船来往于北江与广州之间。四月乘船走到芦苞清塘时，杨万里还曾诗兴大发，作诗《明发青塘芦苞》，诗中提到：“……船行两岸山都动，水入诸村海旋成。回望越台烟雨外，万峰尽处五羊城”。
据《北江大堤志》记载，北宋年间（1272年），因北江连年洪水，沿江人民开始在芦苞至黄塘间修建了珠江流域第一条堤防，旧称“榕塞西围”，这是北江大堤的原始堤段，可说是千年北江堤之始。
明代以后，珠三角河道淤浅，除了影响航运，还使水患增多，因而在明清时期，北江流域水利防洪有了更大发展。清远市的石角围就始建于明代，名为清平围。这些堤围至清初虽分散未成完整堤系，但已具一定规模，其防护范围更广，而且直接关系到广州的防洪安全。
清光绪二十六年立有石碑云：“石角堤围为下游各县及省垣（指广州）保障。”清朝时，广州的对外交往和贸易角色更加吃重，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芦苞的榕塞围和清远的石角围与广州安全干系十分重大，北江大堤由两广水师提督直接管辖。
1915年乙卯水灾，芦苞围、石角围均遭溃决，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了一场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灾后，谭学衡任督办的广东治河事宜处加紧工作，聘请瑞典籍工程少校柯维廉（Major G.W. Olivecrona）任治河处正工程师，具体负责广东的水利工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谭学衡提出，“其可行者，以建筑堤基一种计划，为治理西江唯一办法”，“惟有修缮基围而已。此本督办及海、柯二工程师所以公同主张也。”也就是筑水闸并将散乱的堤系联合起来，这就是“联围修闸”的治河方针。
1918年，谭学衡使用“关余”（关税中扣除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款后的剩余款）一百万两筹建芦苞水闸，作为北江进入广州的最后一道关口，以控制分泄北江洪水为目的，以防御1915年型洪水为标准，由柯维廉负责设计施工。项目在1921年动工，并在1923年完工，这是民国时期广东最大的现代化水闸，将芦苞围的防洪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全国主要堤围
直到新中国成立，北江大堤的都只是长短不一、高低各异的大小堤围。鉴于北江大堤没有一个完整的堤系，防洪能力甚低，乙卯洪灾后有发生多次溃决，1954年12月，开始对原分散的堤围进行筑闸联围和全面整修加固，并正式定名为北江大堤。
后经过不断加固，北江大堤抗洪标准全面提升，1990年代末飞来峡水利枢纽的建成更使北江大堤御洪能力达300年一遇标准，成为国家防洪的九大主要大堤，并真正成为了广州的防洪长城。
芦苞水闸修建后，防洪作用得到大大加强，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通航的功能遭到毁灭性打击，通往广州的交通要道自然已无可能，当年千帆竞发的景象也无法再现。
北江大堤位置图（引自“北江大堤志”）
珠角三角洲的诞生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并逐渐成为中国核心经济区域之一，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这个概念，几乎已是举国皆知了。
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这个术语，珠江三角洲是个新概念，并且这个概念的诞生还与乙卯水灾后的治水息息相关。
1915年，瑞典工程师柯维廉受谭学衡之邀到广东治水，在考察了珠江流域的西、北、东江之后，他在珠江主流下游羚羊峡口外广利围平原发现了埋葬的牡蛎壳，这说明羚羊峡附近曾被海水淹没。由此他提出，广州至澳门一带的平原曾是海湾，后被西、北、东江泥沙堆积为三角洲，并将这片平原取名为“广州三角洲”。后有外国学者来中国访问，在对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河口湾和三角洲进行考察后，著文称其为“珠江三角洲”。
不过这个概念在提出来后，又有欧洲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明确表示珠江三角洲并不存在，因为其所见的堆积平原很薄，仅1—2米，所以认为珠江河口不足以被称为三角洲。
珠江流域4大江位置关系示意图
法国留学归来的广东学者吴尚时，也关注到这一争论。1935年开始，他开展了诸多田野考察，特别是1937年在广州珠江南发现了七星岗海蚀地形以及附近赤沙滘东面海蚀地形、古沙堤等冲积地形，这些证据有力支持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1947年，吴尚时发表重磅长篇论文《珠江三角洲》，有力论证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并认为珠江三角洲与其他大河三角洲不同，它拥有特殊的成陆模式，是一个复合三角洲。
同年，珠江水利局向民国水利部申请办理了珠江正式命名的立法手续，珠江流域进一步获得确认，珠江（广州城至入海口段）与西江、东江、北江总称为珠江，珠江的概念也正式成型。从此，珠江三角洲逐渐走出了书斋，成为了一个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概念。
中国承受了世界最深重的水灾
上善若水，至柔至刚。大江大河养育了人类，也在不断地毁灭人类文明成果。洪水，是人类遭遇的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在中国，有世界最为悠久的古老河岸文明，洪水也是我们几千来的噩梦。
就人员伤亡而论，世界有记载的10次最大的洪水，中国竟然占据了6席，并且世界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洪水就是中国1931年大洪水，估算的人员死亡达到了骇人的370万。世界前15大洪水，中国也有7个，将近一半，而第二名的荷兰只有3次。
中国人民遭受洪水肆虐的苦难确实是冠绝全球。
世界历史有记录以来的前15大水灾
洪灾是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与自然灾害相关的死亡原因,每年洪灾死亡人口估计在5000-10000人。2021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820亿美元。据瑞再研究院的报告，2021年，全球遭遇了50多起严重的洪灾事件，洪灾引致的经济损失占到全球自然灾害相关经济损失的31%。
中国仍然是受洪水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每年水灾影响人口超过5000万，群体死亡事件每年都在发生，如2021年受河南罕见大雨影响，死亡人数达到了590人，比2020年翻了一倍。
考虑到中国历史水患，从数字来看，与世界其他大国比较，现代中国在洪水防治方面成绩是非常显著的。中国2015年-2019年间年平均死亡人数为449人，印度为713人，美国为118人；但如果考虑人口规模，以每亿人的死亡人数为比较指标，中国32人，美国36人，印度则是51人。
中国近年每年水灾影响情况
在与洪水的长期战斗中，中国人民有了丰富的应对防御洪涝灾害的经验，同时逐步形成了系统规范的制度。如《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可见，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治水策略和制度。
然而，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民穷国困，很多治水设想实际很难实现，再加上吏治腐败，民间自发力量有限，平日水利不修，社会应对洪水灾难是极其无力的。
如乙卯水灾过后，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公开承认：“本年各省水灾迭见，虽由雨泽过多，谅以平日水利不修，为其本病”。而当时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刊登的一则署名“春雨”的灾后评论“水灾非天地之不仁”，更是一针见血指出：
“然假使河道索通，宣拽得宜，水势虽骤，为患必不如是之烈也。乃水潦历年为患，而当事者不为根本疏浚之谋，徒筑基围以防水，一旦崩溃，则众为鱼矣……此政府之不仁，非天地之不仁者也。”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水灾苦难，今天的中国应该有信心“水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迎接的是“水利”时代。我们的水资源算不上丰富，甚至可以说有些缺水，但中国人学会了科学开发水资源，学会了用水造福人民，中国是世界用水量最大的国家，有发电量居首“当惊世界殊”之三峡工程，有占世界近三分之一的水利发电。
治水需要长期的规划和政府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或者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这是现代中国相比古代乃至现代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这次的英德洪水即是一次新的警醒。好在，从政府到人民，都积极开展了救助与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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