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少亿男人

他揭开1.6亿中国男人的痛 今年4月，纪录片《秃然发生》

大火悄悄地烧了起来。

它是全国首档关注男性脱发的纪录片，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2700万观众观看了该节目。

主角何润锋，是一个资深出镜记者，

同时，他也是一个脱发的新人。

片子以他的自救为主线，

他展示了如何咨询专家，了解行业内幕，

又如何卧底植发培训机构，

并和各种脱发的人交流困惑和经验。

何润锋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发友们

在2021年的卫健委报告中显示，

目前，中国有2.5亿人受到脱发的困扰，
其中约1.6亿为男性。

片中形形色色的男性发友，
便是这群人的缩影。

他们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弱点”，

有人在妻儿面前从未脱下过假发，

有些人责怪父母遗传了“脱发基因”，

有人为了追讨1000个毛囊，
跟植发医院打起了官司……

我国目前有2.5亿人脱发，假发成为解决困扰的方式之一

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纪录片，

全片一反常态，萦绕着女声的旁白，

男人被盯着看很有趣，

我们采访了亲历者何润锋，
“男性脱发背后的性别意识，
很值得被讨论。”

自述| 何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何润锋曾作为出镜记者奔走在新闻现场，从不顾及头发

这部纪录片的诞生是从我的故事开始的。

我过去是一个出镜记者，以前跑过战地，奔走在各大新闻发生地的现场。我是从来不管我的头发的，也没时间想要吹一个怎样的发型。

2017年，我去日本做了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调查。摄影师跟着我，有个飞机座位一直对着我的后脑勺。发现不对劲，发量稀疏。

从那之后，身边的人、同事、同行的摄影师，也隔三差五地来提醒我：“小心一点，你要脱发了。”我越发地重视起来，也察觉到我的发量真的越来越少。

转行做节目主持人后，采访现场变得很有仪式感，图为采访诺兰和比尔盖茨

后来转行做节目主持人，采访现场变成了有仪式感的演播室。我的形象也是西装革履，旁边还有个化妆师和发型师，所以又有一个人提醒我“注意你的头发”。

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认知，报道的公信力和仪表的体面是有某种关联的。你见过国内哪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和记者，是光着头的呢？即使脱发，也会戴假发。头发，似乎成为一个衡量仪表是否体面的重要因素。

过去的几年，我尝试过一些应对措施，试过用防脱洗发水，也去看过医生。出差、旅行，行李箱里永远带着发粉、梳子和发胶……

2021年初，我无意中向导演组提到我想植发。当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脱发的感受，他们对我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惊讶。我们都觉得这件事上真的好像有认知上的差距。

大家一拍板，不然就拍一个植发的纪录片。

从去年10月开始，连续拍摄了三个多月，去过北京、廊坊、成都、上海、郑州、武汉等地。在里面，我不仅是脱发的当事人，也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去探访全国各地被脱发困扰的男性发友，以及背后的行业。

有一位在河南的袁先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他从19岁开始就害怕在公共场合脱帽。采访时，他总是背对着镜头。

有一次下大雨，他的帽子丢了，就穿着雨披去公司。因为帽子丢了，他跟领导请假回家。领导问他为什么要披着雨披，他不敢说因为自己没有头发，问他为什么要请假，他也不敢说，是因为要回去找帽子。

一个朋友去他家做客，一个朋友出去了，他一个人在家，门还没锁，终于可以摘下帽子了。没想到门突然开了，他吓得把被子裹在身上。一转身，发现只有一阵风把门吹开，他躲在被子里一直哭。这个细节深深刺痛了我。

最后促使他改变的是，家里一位长辈的去世。在葬礼上，他发现自己戴着的帽子成为一个阻碍，只能把帽子反着戴才能披麻戴孝。他下定决心找朋友东拼西凑借钱做了植发，头发长出来不少，可面对我时他还是戴着帽子。

采访前，他反复跟我们确认是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他用一句话承认了自己所有隐忍的痛苦:“我向公众展示了我最薄弱的一点。”

发友大多只愿意模糊出镜

朋友其实很隐蔽，只愿意和同病相怜的人说话。纪录片的同事花了很长时间潜伏在各个论坛和贴吧，通过各种线索留言和朋友联系。我去见了朋友，对此一无所知，以防有任何预设。

有一位武汉的大学生，他给女孩告白。因为脱发，女孩血淋淋地拒绝了他：“你自己心里有数。”可他给自己填了个词 ，“你自己心里有点x数”，他打心底里先把脱发的自己否定了。

有一个朋友和他的父母关系崩溃。他说他脱发是因为基因不好，他甚至为自己的基因感到羞耻。有些人甚至想自杀。这让我震惊。

发友罗林川，在妻子面前，24小时都是完美形象

罗川先生，你脱发22年了。在妻子面前，他24小时都是一个完美的形象。无论睡觉还是洗澡，他都不摘下假发。他和别人交流时，很少用“假发”这个词，而用“发片”。

羞耻感、自卑、焦虑、心虚都是发友中比较普遍的情绪。但当中，也有看起来是已经“走出来”的发友。

李闪光，他是一个B站up主，他非常开诚布公地分享自己脱发的故事，甚至呈现自己不戴假发和戴假发的一个前后的对照。看到他戴上假发后的样子，网友留下的评论都是赞不绝口。

他处于危急状态，看起来活泼而平静。

但我跟他聊天后，我会存疑，我觉得这种坦然后面，还是有隐患的。如果他需要靠跟自己的粉丝互动，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一种认同和信心的话，一旦这些东西改变或者消失了怎么办？

发友朱志彬，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还有一个发友叫朱志斌，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原本医院承诺要给他种3500根毛囊，他做完手术之后，认为手术不太成功。他自创了一种“井字数毛囊法”，发现医院只种了2000多根毛囊，于是把医院告上法庭。

和《秋菊的故事》、《我不是潘金莲》一样，他这几年拿着一大摞投诉材料在法院、监管部门、第三方检测机构之间来回跑。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毛囊变成了他的执念。或许我们会想象他的故事很极端，但接触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在这里面受到了极强的一种挤压，才对毛囊那么执着。

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感觉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所有的挣扎和纠结背后，都是一种成因复杂的“不自信”。

一位发友正在接受植发手术前的咨询

2021年最新数据显示，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脱发，总共有2.5亿中国人有这个问题。这么大的人群催生了一整个围绕“脱发”的行业，所以在拜访了朋友之后，我也去拜访了这个行业。

比如假发村，我总在想象，假发村到底是怎么样？我就到了河南许昌的假发村，进了村就一路走一路问。

我看到一个正在加工假发的作坊，几个大妈老奶奶在那里用一些传统的工具梳理假发。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商店里看到几万块钱的假发，但它们来自这里。

当我看到满屋子都是假发的时候，也看到了背后一种庞大的社会情绪。

除了假发，“植发”被很多人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找到了好头发网的创始人徐峰老师，他算是脱发圈的“老炮”，也是我入门植发行业的领路人。

他给我看了很多吃药治好脱发的病人的照片，给我讲了很多植发行业的内幕:“今天植发的盛行是社会和机构在贩卖中焦虑的结果，很多实际上不需要植发的人都去植发了，这和医疗的本质是脱节的。”

采访的一位行业人员坦言：植发后可能会变“小龙人”

他给了我三个警告:

第一，毛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取出来的时候肯定会弄坏一些。一小时要取1500-2000个毛囊，其实成功率不高。

第二，把毛囊取出来种在前面也有风险。

第三，植发后，可能会变成小龙人。

植发其实属于医美领域，目前市场里边，主要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机构这两类，他们的运营驱动力和沟通过程都不大一样。

我们采访的北医三院，是知名的公立医院，整个流程和求医是一样的。

我接触到的谢祥医生一年前也做了植发手术，很严谨。他告诉我，即使成功种植，也需长期用药维持 ，不然，头发该掉还得掉。

公立医院不会急于劝你做手术，也不会向你承诺成功率。但是你可以在首诊的时候就看到主治医生，他会一直跟随你的诊疗过程，直到你做手术的那一天，他也是同一个医生。

民营机构里边，它是一种商业逻辑在运作。它会跟你签合同，跟你一些承诺，保证95%以上的毛囊成活率，甚至有打折。

一般你去咨询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护士和咨询师，他们会给你各种仪器分析你的毛囊萎缩程度，要种多少根头发，然后一起算价钱。主治医生一般是手术前不见，咨询师大概也不会出现在最后的手术台上。

民营医院的咨询师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植完发，再做个眉毛，年轻五岁没有问题。”在民营机构里，自己更像是一个消费者，前后的检查、养护，流程更多。

哪个好哪个不好，其实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影片中我货比三家，但得出的结论并不适合使用。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需要我们亲自比较。毕竟植发是非常慎重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一台植发手术，它实际上是由4~6个人的小团队去完成的，你的手术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给你主刀的医生，还要看整个团队是否专业。

很想知道如果植发会面临怎样的风险？

是否像很多新闻报道中的那样，做植发手术的工作人员并不那么专业？这是否是普遍现象？以及这些不专业的人，他们会流向哪里？

准备卧底植发培训班

我们找了个植发培训班去卧底一探究竟。

这是一个学费为3800元，为期3天的植发速成班，电话里的人介绍，前两天学理论，第三天实操，零基础包教包会。

在我的印象中，预设培训班很可能像传销一样，会把所有手机收起来锁起来集中培训。环境特别恶劣。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组织者见到我们，连身份证都没看，全程没有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学过医，有没有从医资格证，在微信上转了学费，就能学。培训班所在的地方还挺富丽堂皇，甚至提供咖啡、水果。在上课的过程中，还可以随时用手机拍。

我们本来是准备用隐匿型摄像机拍摄的，后来发现 人人皆拍的时代下，课堂上每个人都会拍照录像，所以就用手机拍摄了全过程。

理论培训第一天，讲师一个上午就把植发的知识给炸了。学生们要把非常密集的知识点记下来，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

下午就开始给我们推销，告诉我们，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在他们机构进行医美，如果能拉来2、3个人，还会有回扣。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培训班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开拓客源，并且要开拓下沉市场

用萝卜片练手

第二天，我们开始着手。讲师给每人两个萝卜练手，用来模拟植发。顺便普及一下提取毛囊的仪器，然后卖给我们。

我们还有一个在手术室里，观摩植发手术的机会，在一个不保证彻底无菌的环境下，躺着一个打了麻药的志愿者。当医生老师在取毛囊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学生伸手想去看一眼机器，把医生老师都吓了一跳。还有一个学员，几次地在那里抠鼻子。

整个医疗环境充满了不规范。看到每次取一个毛囊头皮都在流血，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个靠谱吗？

最后，甚至要我们在志愿者头上动刀！每个人需要亲自动手取2个毛囊，一共有19个学员，一共要取38个毛囊。

学员一个一个地上去取毛囊，

直到最后，医生点了何的名，他才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

当时学员都一哄而上，但是我很纠结、抗拒这件事，直接给人提取毛囊，给人种头发，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帮人做。直到最后，医生点了我的名字，我只能硬上。我取了钻头，努力了接近3分钟，哆哆嗦嗦地，终于取了1个毛囊。

这是我在植发行业的最后一天。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神奇。

这个纪录片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影片中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的视角，一个是导演组的女性视角。《秃顶发生》的女性叙述者，其主体一直是第二人称“你”，以女性的口吻审视男性朋友——“我同情你，怜悯你，是淫荡的代名词……”

女性长期作为一个被凝视的对象，外貌、身材的焦虑经常发生在女性身上。但同样的，当出现外貌焦虑的时候，男性也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在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很多人都会把“猥琐男”刻画成脱发的形象。这样的社会认知逐渐固化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成为一种审美标准。

发友张建宏

张是农村的一个小伙子。28岁时，他在网上征婚，经过30多次相亲，还是失败了。他求婚的视频被很多人嘲笑。可能他根本没有这么强的认知，说我的头发可能影响了我的另一半。

后来得到一个植发机构的免费赞助，植发成功，也顺利处了对象。可是好景不长，女朋友跟自己处得不好，悄悄走了。之后他还在不断地相亲，但是这回别人嫌弃的不是头发，而是因为啤酒肚、身高等别的问题。

张也许是这股洪流中最弱小的一个，被审美标准和社会话语推着走。

我们采访认识的朱玮，他是一个程序员，他选的方式就是光头，他觉得那样就是帅的、酷的。他跟我说：“为什么你都这么成功了，还要去在意自己的头发？”

上海光头协会，每个成员都很坦然

我在上海遇到一群秃头协会的外国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麻烦。他们对我说:“你是记者，就应该有打破这种偏见的勇气。”其实谁都可以这么说，我也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规则，但是你要置身其中太难了。

我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又都一样。这当中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还是一种在社会观念裹挟下的自我认知。

影片当天上线，有网友表示“有趣的灵魂最重要”。

但实际对许多人来说，外表的体面，它是某一种精神力量的枢纽，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他能够很大程度上去解决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脱发的患者很多，但大家又仿佛是社会的少数派，被边缘化。归根结底，还是你能不能接受一个脱发的自己。

很难告诉自己不在乎。就像我，即使我愿意拍这个节目，我还是会担心拍摄时镜头里我的头发太细。也许，当我表达我的关心时，我可以变得更加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