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东部崇武大岞一带，妇女按古老传统装扮，服饰独具一格，历千百年虽略有衍化，却风格犹存。
衣裤除太青兰、苹果绿、黑色以外，还有白底柳条花纹或上下绿白拼接而成的，颜色甚为鲜艳。上身穿斜襟衫（截衫），又短又窄，衣身、袖管、胸围紧束，衣长仅及脐位，肚皮外露，现出身段的曲线美；袖长不到小臂的一半且紧束，上衣下摆弧度为椭圆形。下身裤子多是黑色的，裤筒甚为宽大，裤头只到脐下。
裤带上的银裤链是惠东女奇特装饰的重要内容。她们穿上宽筒的黑裤时，通常都用四至八条编织带（一般都是用色彩鲜艳的塑料丝编织，图案精巧）扎紧裤头，以银裤链悬挂在臀部上，把腰部、臀部构成的曲线美衬托出来；已婚妇女则用多条银练子扎裤头，银裤链先前只有一两股，最多也只三股，后来逐渐加多，增加到五股、七股，如今最多的达九股。那些银裤链一般是结婚时男方必送的礼物之一。
头上的装饰主要是头巾和斗笠。头巾有不同的颜色和小朵花纹图案，或兰、绿底白花的，或红底白绿花的，戴上头巾时多缀上大小不同、式样各异的塑料花。圆形尖顶黄斗笠上装饰四个绿色塑料扣子，缀上几朵塑料花，有的还在斗笠里面夹上彩色照片或流行歌曲的卡片等等。头巾捂住双颊下颔，把脸包得只露出眼、鼻、口狭小一部分，而头笠又戴得很低，熟人也很难一下子认出斗笠下的人是谁。早年有些妇女头戴前伸黑头罩，上作双角兽状，鬓插三支剑形银簪。
因为不论夏天或冬天，她们总是把头包紧，而让肚皮露出来，裤子又特别宽大，民间称之为“封建头，==肚，节约衫，浪费裤”。
惠女出门时多数人都戴上精制的银手链，把折叠整齐的小花帕一半缀于腰侧衬衫口袋，一半露出外面；手中提着精美的小竹篮子等。
随时代发展，惠女服饰也在改变中，不过那种奇特的格调和韵味却经久不衰。
惠女服饰的起源
惠东人群是土著（古越族）的残余，是经过历代汉化而演变成汉族人的。
惠东妇女服饰的起源，应是一种纪念本族历史文化象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弱势群体无意识的形式泛散而上的。我们所能追溯到惠东妇女服饰的整体样式定型于唐朝，此时的惠东人群汉化已经有一个相当阶段了，汉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宋代可能成熟，而明朝就有文字记载，在张岳《惠安县志》中曾记有：“衣服稍美者，别藏之，有嘉事递服以出……”明清两个朝代对服饰样式没有多大的影响变化，只是在纹样上丰富了惠东妇女服饰
惠东妇女服饰主流源于南蛮集团的“苗瑶系”。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寻找到一些影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研究表明了惠东妇女服饰：有彝族的影响，如百褶裙、绣花翘头鞋、帽子、挎包、手镯、手环；有苗族的影响，许多学者也从风俗及蝴蝶妈妈崇拜里找出某些例证；有傣族的影响，如短衣、竹帽、腰饰；有瑶族的影响，如纹样等……
据最新考证，崇武人种有蒙古血统，所以惠东妇女服饰颜色有蒙古族喜爱的颜色———绿色、黑色、蓝色，如澄江汉族包头巾等；还有壮族和布依族的百褶裙、布依族的袖子、水族衣服颜色。
从清朝官服、民服上可以看出一种影响存在于惠东服装，特别是马甲或者一个多纽绊的背心，由于这个时期为晚清，因此对近代惠东妇女服装影响较大。
综上，惠东妇女服饰主流是起源于古百越诸族，沿着自身与古百越互动的道路走上富有自己的服饰特色的道路，在历史传承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民族的一些服饰因素，并发生一定的变异。（据黄坚《惠东妇女服饰的传承与变异》.
泉港女红衫裤
泉港区峰尾、后龙、南埔、山腰翟或，不管青、壮、老年妇女，只要丈夫还健在，平时都有穿红衫或红裤子（未出嫁姑娘穿粉红色，寡女穿紫色）的风俗。遇到喜庆曰子，如春节、正月初九天公生曰、元宵节；孩子出生、满月、四周月、周岁；兄弟或子女结婚，父母姑姨等上辈以及丈夫生曰或竖寿棺；新屋奠基、上梁、钉桷；大厝落成或迁入等，泉港妇女更是浑身上下都穿红衫红裤。
传说北宋之后，惠安北部（今泉港区）大部分乡村的人们为了纪念杨家将中的杨延德，在许多宫庙中为他塑像，敬奉祭祀。这杨延德（本地尊称“王太师爷”）塑像黑脸大耳，身披红袈裟，在香烛灯光照耀下，十分鲜艳夺目，令人心生歆羡。不久，本地的地方戏剧将其绚丽色彩移植到装扮上，凡是王侯将相府中有喜庆之事或大团圆等，夫人或小姐都穿大红或浅红衫裤，配上挂红、结彩、张灯等，越发隆重热闹，更增添了喜庆欢乐的气氛。
这样一来，妇女穿红衫裤，就被视为是富贵、幸福的象征。于是，泉港妇女纷纷仿效，穿起红衫红裤来，成为当地服饰的一大奇观，并且形成风俗，一代代地沿袭下来。
鹧鸪姨服饰
泉州丰泽区东海镇鹧鸪山附近的蟳埔村，古为鹧鸪巡检司所在地，村民以渔为业。妇女从小下海捕鱼捞虾捉螃蟹，挑到城镇沿街叫卖，人称鹧鸪姨、蟳埔阿姨，现称蟳埔女。她们因特定环境、特定生活，形成别具一格的服饰习俗。
鹧鸪姨上身穿褐色粗布斜领、宽袖、长襟的渔民衣，其色系染帆布用杜仲或猪血染成，耐用耐洗；下穿略宽黑色布裤；长发后梳，盘到脑后，绾成一大圆髻； 鲜花穿线串成小花环，俗称“簪花围”，簪戴在绾髻四周，髻中横插一根象牙筷子。
对鹧鸪姨服饰，尤其是“簪花围”习俗的来源，有几种说法：
杨八姐遗风说
有研究者认为与宋· 杨文广平闽十八洞有关，是宋·杨八姐服饰的遗风。
但厦门大学历史系叶国庆教授《平闽十八洞研究》认为，史无杨文广平闽事，“平闽十八洞”是借宋将杨文广之名，其实是演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暨部将李伯瑶、马仁等58姓入闽，平峒蛮、辟草莱、开辟闽疆之事迹。蟳埔女服饰受杨八姐服饰的影响是没有根据的。
宋元阿拉伯人遗俗说
有研究者认为，蟳埔姨的簪花围是宋元时代遗留下来的阿拉伯人的风俗。
但元朝汪大渊、明朝巩珍、费信都曾到过阿拉伯国家，见过阿拉伯人的服饰。他们所见阿拉伯妇女的服饰是“穿长衫”，头“辫发”、“编发”、“编发四垂”、“编发盘头”、“拳发”、“丫髻”，并没有簪花的记载。头上“盖头卒不能见其面”、“用丝嵌手巾盖头，只露其面”、“用青纱蔽面，布幔兜头，不露外貌”。
宋元时期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妇女的服饰，宋·庄绰《鸡肋编》载：“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六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元时回回人，喜穿头篷、缠头或盖头，妇女用头袖作盖头布，喜用珠翠装饰，与中世纪阿拉伯人装饰无异。也不见有簪花围的记载。说蟳埔女“簪花围”是宋元时期阿拉伯人遗留下来的风俗也难以令人信服。
古代妇女装饰遗风说
以鲜花簪首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早在汉代已经出现。四川成都杨子山西汉墓出土的女俑，就在发髻正中插一朵硕大的菊花，菊花两旁还依附数朵小花。
汉代以后，簪花之俗在妇女中历久不衰，所簪之花大多为时令鲜花。如：
茱萸：梁·简文帝《茱萸女》诗：“茱萸生狭斜，结子夏御花。遇逢纤手摘，滥得映铅华。杂与鬟簪插，偶逐鬓细斜。”
蔷薇：梁·刘缓《看美人摘蔷薇》诗：“钗边烂熳插，无处不相宜。”
梅花：梁·鲍泉《咏梅花》诗：“可怜阶下梅，飘荡逐风回。度帘拂罗幌，萦窗落梳台。乍随纤手去，还因插鬟来。”
石榴：梁·简文帝《和人渡水》诗：“婉婉新上头，湔裾出乐游。带前结香草，鬟边插石榴。”
杏花：唐·朱揆《钗小志》：“阮元姬插鬓用杏花。”
棠利：唐·元稹《村花晚》诗：“三春已暮桃李伤，棠梨花白蔓菁黄。村中女儿争摘将，插刺头鬓相夸张。”
玫瑰：五代·李建□《春词》：“折得玫瑰花一朵，凭君簪向凤凰钗。”
茉莉：五代《烬宫遗录》：“后喜簪茉莉，坤宁有61余株，花极繁。每晨摘花簇成球，缀于鬟髻。”
一般情况，春天多簪牡丹、芍药，夏天多簪石榴、茉莉，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也有簪宫花的，宫花是用罗、绢、通草等原料制成的。
节令不同，所簪花也不同：
上元夜：“妇人皆载珠翠、闹娥、玉梅、雪柳。”“闹娥”，剪彩做成花或蛱蝶、虫的形状。“玉梅”，以白绢做成的梅花。“雪柳”，以绢花装簇的花枝。
端午节：“茉莉盛开，城内外扑载朵花者，不下数百人。”
立秋：“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
重阳节：“都人是曰饮新酒，讯萸簪菊。”
除了妇女簪花，唐朝已有男子簪花的现象，到了宋朝已曰益普遍，而且还成为某些典礼的仪节。
《宋史·舆服志》载：“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曰亦如之。”可见当时参加重要典礼的百官及随侍人员都要簪花。
在民间婚仪中，按照宋朝婚俗，新郎可以“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胜即花胜，古代的一种首饰。
宋朝朝廷宴会，“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皇帝要给群臣赐花，由中使为之插戴。朋友之间的便宴也可以簪花。如果遇到国家大灾之年、瘟疫、忌辰等，则不可以簪花。
簪花除了有审美之外，还有避邪的象征意义。“茉莉花能驱鬼，戴上菊花能长寿”等。
簪花是中国古代妇女装饰的遗风，在泉州高甲戏《桃花搭渡》的唱词中有“四月围花围，一头簪两头重。”泉州地区的惠安洛阳、南安丰州、晋江河市、双阳，很多妇女至今还保持“簪花围”的风俗。
还有头饰
泉州城四郊，包括晋江、南安、惠安农村部分妇女，保留“簪花围”习俗。把含苞或初放的花朵（含笑、玉兰或小朵鲜花），用麻丝线穿掇绕成环，围绕在发髻周边，多至三、四环，色彩相同。还簪插玉簪、银梳、金丝练和“佛仔线”，双鬓脚又簪挂大朵鲜花，把满头青丝装饰得明艳照人。据传是宋元时代阿拉伯人风俗延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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