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但仍"增删五次,披阅十载"出自哪里

"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但仍"增删五次,披阅十载"出自哪里,第1张

满劲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是曹雪芹

曹雪芹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没落以后,处在生活贫穷线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沧桑,时事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吧?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分。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它的地步。

增删五次,披阅十载,是曹雪芹写《红楼梦》

东陵坐落在京东遵化市马兰峪,距北京250华里。这座大清国皇陵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共有帝、后、妃陵寝14座,其中皇帝陵5座,为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还有孝庄、东惠、孝贞(慈安)、孝钦(慈禧)4座皇后陵;以及景妃、景双妃、裕妃、定妃、惠妃5座妃嫔园寝。从康熙二年(1663年)葬入清朝入关后第一帝顺治起,于1935年同治皇帝的最后一位遗眷皇贵妃入葬惠妃园寝止,历时272年,比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长四年。

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将此处皇家陵寝视为“万年龙虎抱,每夜鬼来朝”的“风水宝地”,修砌了一圈长达四十华里的“风水墙”,把帝后妃嫔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二百多座单体建筑围托起来,称之为“前圈”,与长城之北百多平方公里的“后龙”风水禁地共同构成整个陵区。然而,清东陵所有的帝后“寿宫”均在风水墙圈内,唯独有一座皇后陵寝——昭西陵——建在陵墙之外,是那么不协调,非常引人注目。

昭西陵是清世祖顺治帝的亲生母亲孝庄文皇后的陵墓。“皇后”之谓是依随顺治帝生父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而称的,顺治帝应称“皇太后”,康熙帝则应称“太皇太后”。此人是清东陵所有入葬者中辈份最高的一位。她的身份极其尊贵,对清王朝的贡献亦非常重大,可以说劳逾半百,功勋三朝,堪称巾帼雄杰,彪炳史册。然而,清王朝却偏偏将其葬在了皇家陵园大门之外,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孝庄文皇后”是“孝庄仁宣城宪恭懿至德诩天启圣纯徽文皇后”之略称。其中“孝庄”为庙号,即于太庙立宝奉祀特立之名号。“仁宣诚宪恭绍至德翊天启圣纯徽”是徽号,即专用以称颂帝王皇后的称号。“孝庄文皇后”之称是昭西陵墓主人死后尊上的。皇太极在世时,其为妃;皇太极死后,其子福临继位为顺治帝,晋其为皇太后;顺治帝死后,其孙玄烨登基为康熙帝,晋其为太皇太后。从这称谓的阶段性变化中可以看出,所谓“太后下嫁”之事,当发生在顺治朝。

太后即帝王之母;下嫁乃皇家帝室之女出嫁之别称;再醮则特指妇女再嫁。将“太后”与“下嫁”、“再醮”连系成事,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奇闻怪事,更是为那占统治地位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时代精神与行为规范所绝对难以接受、难以容忍的丑行劣迹。尽管太后下嫁给先皇之弟、今上之叔、功勋卓著、地位显赫的摄政王,这种嫂醮叔娶的几与乱七八糟的婚配发生在帝王之家,着实让皇子皇孙及天下臣民感到耻辱与羞愤。古来丧葬规则为帝后合葬,即使不能同穴,其陵亦应相傍。然皇太极死后四十三年,孝庄薨逝,依制应运送梓宫出关至盛京(今沈阳),在皇太极的昭陵旁建陵入葬;但因为生前有下嫁再醮之事,自绝于前夫,便不能衬葬昭陵而玷污先皇“万年吉地”。更因后世太子皇胄对孝庄不守妇道、非礼非份之行端深恶痛绝,干脆将其埋在清东陵风水墙外,令其为子孙后代看守大门,日夜孤寂,风雨独捱,以示惩处。

如上述言,昭西陵几乎是清东陵诸帝后妃陵寝通力摒除园外并着意修造的囚禁之所了,至多也不过是个役仆栖身供差的门房。鸟瞰陵区,比喻似乎极为恰当,“太后下嫁”之说,亦可推成定案了。然而,追究设问一下,这是史实还是传说?是因事建陵还是因陵生事——是太后确有下嫁之事才修建了如此这般的昭西陵,还是因昭南陵位置独特才引起流传“太后下嫁”之说呢?

当然,关于太后下嫁之说的根据,不止昭西陵建在风水墙外这一条,但这确实是持此说者很重要很有力的一个例证。太后下嫁之说流传甚广,正史无法回避,野史极力渲染,专家各持己见,闻者莫衷一是,真可谓迷雾难辨,疑团费解。然而,这正是此案价值之所在,它引起了人们不衰的兴致。

孝庄葬身的昭西陵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外,是太后下嫁说最为有力的一个证据。所论者曰孝庄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之;或曰孝庄死后,康熙帝因其下嫁之恶德丑事,摒其入祖坟而埋在陵园墙外,罚其为子孙后代看守大门。其实,这些完全是望陵生事,推论而已。据《孝庄后传》中记载:“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病重时,对后事已有安排,她面谕康熙帝:“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日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城,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帝边哭泣边点头应允。其后,为感念祖母之恩德,特将慈宁宫东刚建成的五间大殿搬运至清东陵,建起为孝庄停灵的“暂安奉殿”。慈宁宫为孝庄生前数十年居住之所,康熙为表孝心,又重建五间。康熙帝在谕旨中言:“慈宁宫宫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向朕称美,及未及久居,遽升遐。今于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毋致缺损。”臣工奉旨加紧办理,于冬春两季,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五间殿房的搬迁营建工程。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孝庄梓宫由北京朝阳门外的殡宫移花接木至东陵暂安奉殿,当时尚未建陵。

康熙帝八岁丧父,十岁丧母,幼年由其祖母孝庄及孝惠章皇太后抚养成长,又赖孝庄辅政,祖孙之间情意特别深厚。康熙事孝庄极孝,相处三十余年,每逢外出巡幸,遇岭坡或雨路难行,均下马扶辇前行。康熙帝诣奉天谒陵,途中屡次奉书问安,还献关外特产及朝鲜贡品,“附使进上,伏乞俯赐一笑,不胜欢欣。”孝敬之情,溢于言表。康熙二十四年夏,帝出塞避暑,闻太皇太后不豫,即驰还京师。二十六年九月,孝庄旧疾复作,康熙帝昼夜看视;十二月帝步行至天坛,祈减己寿以延太皇太后之生命。帝谕内阁:“朕自太皇太后违豫以来,日侍左右,检方调药,亲侍饮撰。大皇太后宁憩之时,朕惟隔幔侍疾,席地危坐,一闻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病衙,帝亲侍看护,衣不解带,日以继夜。孝庄病危,帝号哭不止。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薨逝于慈宁宫,时近年底,依制,年内丧事不可逾年。康熙不忍心在岁末几天之内将祖母草草殓葬,王公大臣再三进谏不宜逾年,帝执意不从,言忌讳之说,荒诞不足信,规制亦可破除。在康熙帝的坚持下,清廷打破了丧事不逾年之祖传规制,于第二年正月才将孝庄梓宫发引至殡宫,四月移至东陵暂安奉殿。孝庄与康熙,祖母与孙,情意深厚,说康熙罚令孝庄为子孙看守陵寝大门,实在是情理不通,荒谬不堪。

雍正二年(1724年)在孝庄停灵二十六年的暂安奉殿扩修隆恩殿,起建陵园,定陵名为昭西陵。初,雍正帝特派两名大臣与钦天监监工前往相度绘图,谕示:“昭西陵距昭陵甚远,与孝东陵密迩孝陵不同,特建碑亭”。为皇后单独一人建陵并设有神道碑亭,始自孝庄。在清东陵所在陵寝中,只有昭西陵隆恩殿为庑殿顶,余皆为歇山顶。昭西陵由暂安奉殿扩建而成,故其布局与其他陵寝不同。最显著的是内外两层深墙,前后四道面阔墙,地宫周围建茔城,其前单另起方城。凡此均显示出孝庄较之东陵所葬的其他皇后更为尊贵的地位,亦为昭西陵与整个清东陵所有帝后妃陵寝在体系上有别的特殊标志。昭西陵,顾名思义是昭陵之西的陵墓。清制,皇后陵的名称以帝陵名加后陵的方位而定,如顺治孝惠章皇后之孝东陵,雍正帝孝圣宪皇后之泰东陵,嘉庆帝孝和睿皇后之昌西陵,咸丰帝孝贞显皇后(慈安)之普祥峪定东陵,井孝钦显皇后(慈禧)之菩陀峪定东陵等。太示昭陵在沈阳,遵化位沈阳西,昭西陵即如此也。

昭西陵之所以建在清东陵陵墙外,一是遵照了孝庄的遗愿,不使其与亲手抚育辅政的子孙两代皇帝远离;二是表明昭西陵与东去近千里的太宗昭陵同属一个体系,建在陵墙外并在规制建筑上饰以特色,以示与清东陵这一体系有所区别。曹雪芹墓

1968年冬,在北京通县张家湾村,人们正在进行平整土地的大会战。该村青年李景柱在无主墓地的地下1米处发现一块长100厘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的青色基石。

李景柱算是当地的“土秀才”,他见石上刻有“曹公讳墓”字样,右下角还有“壬午”两个字,便想这可能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墓志。村民还在近处挖出一具男性残骸,以为大文学家的嘴里含有宝物,便将尸骨全身分离,随意抛散。

这天晚上,李景柱找人帮忙,把墓志载运家中,再用铅笔、窗纸拓好精心保存。

1991年,张家湾镇政府拟建公园,立碑林,李景柱将墓志无偿献出。

1992年7月,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红学界巨大的轰动,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如果这墓志确实是曹雪芹的,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曹雪芹的身世。围绕着墓志的真伪,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争论。

文物鉴定家秦公认为,这石碑可能是伪造的。他的理由是:石碑的用石不合理,没有一个平面,说明原来不是用来做石碑的;字在碑石上的位置不妥当,墓志的最后一笔十分接近下缘;刻工很粗糙,刀法乱,有的笔划还直接借用石料上原有的斧凿痕迹;文法不合理,碑上不应称“公”,而应称“群”,如称“公”,应称其字;落款也不合理,应有立碑人等。

红学家杜景华则断定:“石碑不是伪造的。”他说:“有人疑心石碑是伪造的,但石碑出土于‘文革’时期,那时没有必要伪造一块曹雪芹的墓碑。”他还认为,曹雪芹死于壬午,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说法。但大多数红学家持“癸未”说。如果石碑是伪造的,那碑上为什么不落款“癸未”,以迎合大多数人的观点呢?他还推测,曹雪芹死前,家境非常艰难,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被债主们逼得没办法,曹雪芹躲到张家湾昔日曹府的一个仆人家,可没想到,曹雪芹竟死在仆人家。仆人草草将他埋掉,并草草为他刻了这么个墓碑。

红学家冯其庸也对墓碑持肯定态度。他还引证说,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寄大兄》文:“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敦诚的《哭复斋文》中说:“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情否?”曹雪芹的故友寅圃、贻谋的墓都在通县潞河边上,为什么敦诚说“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呢?很可能他们同葬于潞河畔张家湾。

还有许多红学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这墓石是否是为曹雪芹立的,目前学术界还在争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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