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是哪个皇帝的年号

天宝是哪个皇帝的年号,第1张

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年号,始于742年(开元二十九年),终于756年唐肃宗即位。

712年,李旦苦于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的争斗,毅然禅位与太子,改年号为“先天”。不过第二年,即713年,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将皇权正式抓回李唐手中。为了纪念被武则天窃取的时代,也为了记录自己的伟大功勋,李隆基改元“开元”,表达出作为英主,对重开大唐盛世基业的决心和向往。

随后三十年中,李隆基也确实做到了文治武功,一手打造了开元盛世。

742年,唐玄宗的同辈兄弟有两人过世,这让李隆基觉得有点晦气,同时在他心中,二十九年的励精图治,已经看到了盛世的降临,作为领导者,也该停下来享受这些成果了。否则像同辈中人一样福未享,人已走,岂不冤枉?在这两种想法的打动下,李隆基有了改朝换代的想法。

正在这个时候,下属们察言观色,呈上发现的祥瑞,为李隆基改元提供了天意借口。

于是李隆基取“物华天宝”之意,改元天宝。

这一年号承载了唐玄宗治国精神的转换,在客观上成为了盛唐逐渐走向下坡路的起点,所谓盛极而衰。

但是当时的人们,包括伟大的皇帝、举世的明君,都对隐藏在盛世下的危险一无所知。

“天宝”“至德”年号下,纪年都不用“年”而用“载”,这是什么原因呢?

两例:

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县君〕天宝元年(742)某月八日,终于东京仁风里。”

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谨进前件图如状,伏听进止。乾元(唐肃宗年号)元年(758)七月日某官臣状进。”

为什么同是“天宝”年号,“十一载”称“载”,而“元年”却仍用“年”呢?为什么同是唐肃宗年号,“至德二载”(757)称“载”,而仅仅相隔一年后的“乾元元年”却又改用“年”了呢?

上述现象,绝非作者任意乱用所致。今天的读者,应当弄清发生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惑。

先秦时代,用以纪年或表示“年岁”意义的字大致有四个,即载、岁、祀、年。相传成书于汉代的《尔雅·释天》说:“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里,夏、商两代的纪年用字,姑且存而不论,只谈与本文直接有关的“载”、“年”二字。

《尔雅》的作者没有看到后世出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文物,因此,他认为“唐尧、虞舜时纪年用载”(唐、虞曰载)和“周代纪年用年”(周曰年),其立论的根据只能是先秦时传世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儒家经典)。而详细记载唐尧、虞舜的才德、治政、禅让和纪年的最早文献,只有一部《尚书》。其中《虞书》和《周书》的纪年用字情况统计如下(不用于纪年、不表示“年岁”意义者不计在内):

《虞书》收文2篇,用“载”7次,用“岁”2次;

《周书》收文28篇,用“年”23次,用“岁”5次,用“祀”2次。

以上二例,如果就使用的次数较多而言,那么,《尔雅》的“唐、虞曰载”“周曰年”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秦、汉以后,在表示“年岁”的意义上,“年”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例如《尚书·虞书》中用了7次的“载”,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据其文意引述时,竟有5处改成了“年”。至于纪年用字,则自秦、汉至唐代前期,完全成了“年”的一统天下,只有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在即位以后的前30年里,他曾经任用贤相,改革弊政,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态。开元三十年(742)新春伊始,他下诏大赦天下,宣布“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在此后的两年中,纪年仍用“年”字,称为天宝元年、天宝二年。但到天宝三年,他又玩出了新的花样。据《新唐书·玄宗纪》云:“〔天宝〕三载正月丙申(即初一。《旧唐书·玄宗纪》作“丙辰”,误),改‘年’为‘载’。”改字的原因未作说明。后人从《唐大诏令集》所收的《改天宝三年为载制》里,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秘。其文略云:

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焕乎可述,是用钦若旧典,以叶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

原来,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越了历代帝王,只有三代(夏、商、周)以前的上古圣君唐尧、虞舜才能与之相比。为了炫耀“至化”“淳风”,必须有不同寻常的举措。但两年前他已经改“开元”为“天宝”,再次改元不仅时间相隔太短,而且在历史上未必能开创新的纪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熟悉儒家经典的他,便想到了《尚书》中唐尧、虞舜的事迹和纪年,以及《尔雅·释天》中“唐、虞曰载”的说法,决定下诏“改天宝三年为三载”。从此,直到天宝十五载(756),他在经历“安史之乱”后逃出长安,被迫逊位,这种纪年用“载”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由于兵荒马乱,无暇他顾,纪年只能沿用玄宗旧规,仍然称“载”。至德二载(757)九月、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东、西两京,肃宗返回长安。次年(758)二月,他决定下诏改元。这时,肃宗也许想到,当初玄宗改“年”为“载”以后,不但没有臻于郅治,出现唐、虞那样的太平盛世,反而朝政速腐,国事日非,以致引发了几乎毁灭李唐王朝的“安史之乱”。于是他在改元乾元的同时,宣布将“载”重新回改为“年”。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原来在这“年”字改去又改回的变化中,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从此以后,直到封建时代结束,纪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共计使用15年,天宝五年发生了李林甫兴狱陷害异己的大事件。

李适之性情粗率,李林甫曾谓之曰:华山(今陕西华阴)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但皇帝不知此事。李适之因奏事言于玄宗,玄宗即问李林甫,林甫回答说:我早巳知道,但华山是陛下的本命所在,不宜于开采,所以不敢建言。玄宗听后,爱李林甫之细心周密,鄙薄李适之虑事不熟,谓适之曰:自今以后奏事,应先与林甫议之,不要轻率地建言。李适之由此束手而惧林甫。适之既失恩,韦坚失权,二人往来更加亲密,由是李林甫益恶之。起初太子之立,不合李林甫心意,林甫害怕以后为己祸,所以常常有动摇太子之心。而韦坚又是太子之妃兄。皇甫惟明曾为太子友,时败吐蕃入朝献捷,见林甫专权,心中不平。见玄宗时,乘机进言劝玄宗去林甫。林甫知后,使杨慎矜伺查其行为。会正月望夜,太子出游,与韦坚相见,韦坚又与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杨慎矜遂揭发其事,以为韦坚皇戚,不应与边将过从亲密。李林甫因奏坚与惟明结谋,想共立太子。收二人下狱,并使慎矜与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参军吉温共审之。

玄宗也怀疑坚与惟明有谋,天宝五年(七四六)正月二十一日,下制责韦坚干进不已,贬为缙云(今浙江缙云)太守;惟明以离间君臣,贬为播州太守。仍别下制以戒百官。韦坚等既被贬,左相李适之益惧,自求散地。四月八日,以适之为太子少保,罢政事。其时李适之子卫尉少卿李霅曾设宴召客,客人因畏李林甫,竟无一人敢去。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为其兄韦坚诉冤,并引太子为言证坚无罪,玄宗益怒,太子惧怕,上表请与韦妃离婚。七月二十六日,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韦兰、韦芝皆贬岭南。李林甫乘机上言韦坚与李适之等为朋党,后数日,流韦坚于临封(今广西梧州东南),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韦斌贬为巴陵(今湖南岳阳)太守。凡韦坚亲党坐流贬者数十人。天宝六年(七四七)正月,李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李适之忧惧,服药自杀。李适之子霅迎父丧至东京(今河南洛阳),李林甫令人诬告霅,遂杖死于河南府。给事中房琯因与李适之相好,贬宜春太守。李林甫犹恨韦坚不已,又遣使循黄河及江淮州县求其罪。遂收系纲典船夫无数,所在地牢狱为满,以至延及邻伍,皆裸露死于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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