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氛围可以这样说，不恰当，“久违”一般用在平辈之间。
对长辈只有请安的份，见了长辈你首先要问人身体好不好，就像古代臣子问宣圣旨的公公：“恭请圣安”一样，之后公公回一句“圣躬安”。。
“久违”不“久违”，那是长辈操心的事情，作为晚辈却不宜说什么“久违”，对长辈说“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感觉有些没大没小的，不过现在都不是什么家族式的聚居环境了，这话说出来也没那么严格的考究。
康熙朝九龙夺嫡的最终胜利者是四皇子胤禛，胤禛登基即位时已经45岁，为雍正帝，执政13年，死时58岁。
胤禛在青壮年的时候的身体状况，虽然不属于羸弱多病，但也绝非骁悍强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一点可以从胤禛的自我评价看出。
雍正四年（1727年）十月，雍正帝曾将自己与父亲康熙帝做过一番对比，《清实录》记载雍正帝所说的话：“皇阿玛六十年来所行之事，朕如果能效法，没有一件不是遵奉施行神武天授皇阿玛的，其中皇阿玛骑射能力，卓越千古，众蒙古部落王爷看到了，无不惊服。而朕的射箭技能，远不及皇阿玛矣。”
满洲人是游猎部落出身，骑射可以说是他们的天生属性。康熙帝非常看重这一部落传统，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儿子，还是对八旗子弟，要求都非常严格。
康熙帝开创秋狝木兰、随军出征，并要求诸位皇子参加，这都是对八旗子弟和诸位皇子锻炼骑射本领的表现。
雍正帝如果是身体强健之人，在多次秋狝和随军从征的实践活动中，应该早就显露头角，而不致于年过40，骑术、射击都仍然一般。
由此可以推断，雍正帝在青壮年的时候，体质很一般。可能因为雍正帝体质一般，在需要付出高强体力的射猎活动中占不到优势，加上从小沉默寡言，只能多发展脑力，雍正帝在机智多谋上则比自己其他兄弟高出一筹。
登基即位以后，由于面临着八王爷等人的结党活动以及康熙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积弊，雍正帝不得不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政务中去，史书记载“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数人，日不下千百言”。
雍正帝自认为在勤政方面比自己父亲康熙帝还强，为此自豪的表示：自古帝王没有像皇阿玛还勤政的人。但是即便是皇阿玛的勤政，也没有像朕一样从早上到晚上毫不间断地办理政务。”
这样的自我评价不算过分。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批改过两万多件奏折，近二十万件的部本、通本，这就是证据。除此之外，他还要召见文武大臣，处理繁杂的朝政。无论军务、田地、财务、灾情、税收、会考、人事，包括社会风土人情、民间习俗，几乎事事都要过问。
当然，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勤奋，与他个人的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清实录》记载雍正帝认为自己做的事事事不如父亲康熙帝，所以要洞悉下情，必须要自己亲自阅历，才能不被蒙蔽。他认为自己当年还是皇子，在藩邸四十余年，目睹了各种臣下结党怀奸，怀疑猜忌，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的景象，“为世道人心长久之计”，自己必须“宵盱忧勤”，防止这些恶劣风气产生。
正是因为雍正帝的夙兴夜寐和宵盱忧勤，雍正一朝官场风气为之一清，朝堂势力的斗争远没有康熙朝那么激烈。
一个人若整日埋在这样繁重繁杂的政务中，日久天长，健康必然要受到极大的损伤。
雍正四年（1726年），他就承认自己的精力不足，自嘲道自己的身体远不如自己父亲康熙帝的身体，他说自己父亲身体强健，“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犹不减壮盛之时”，而自己的体质和精力远不如自己的父亲，自己就像一匹逐渐衰弱的老马，奋力地拉着父亲给他留下的这辆沉重的车。
雍正七年（1729年）底，当诸位争权的皇子和年羹尧等人都被处理完毕，又颁发《大义觉迷录》，国事家事都趋于稳定之后，雍正帝疲劳、衰弱的身体再无力支持，一下病倒，且断断续续拖了一年。
对于这场大病，雍正帝向宫廷御医坦白：“自己从去年冬天就开始感觉自己身体违和，但是一直忙碌而疏忽了，没有花心思调理整治一番。到了今年(雍正八年)三月以来，经常发寒热，往来饮食也没有以前吃得香，夜间睡觉很容易被惊醒，如此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到了五月初怡亲王突然去世，朕亲自主持这场丧礼，发抒自己哀痛之情。第二日突然发现身体在从前不适的症状一一开始解退，今天已经渐渐恢复了。”
事实不尽如此。
雍正八年五月，他的病情不过略有好转，九月，又一度加重，直到十月才算渡过险关。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几乎要了雍正帝的命。
关于雍正帝此病的严重程度，当时最受宠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在自订年谱中，有过点滴记录：“(雍正八年)自春很秋，圣躬违和，命廷玉与马尔赛、蒋廷锡办理一切事务，并与御医商订方药，间有密旨，则命廷玉独留。”、“十月，圣躬安全。十九日，特颁上谕：今年夏秋之间，朕躬偶尔违和，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调摄者，实赖伊等翊赞之力也。今朕躬已经痊愈，宜加恩赐，以褒良佐，以励臣功。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著各给一等阿达哈哈番，永远承袭，仍各加二级。”
对此，张廷玉等人认为受之有愧，再四恳辞。雍正帝却说：“你们的功勋不亚于在战场立下军功，朕已决，不必固辞。”
雍正帝此次患病的严重程度，还可从他将遗诏的内容透露给大臣这一点得到证明。
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去世后，张廷玉在追述当年情形时说：“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写密旨。……此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
乾隆帝后来也证实过：“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指乾隆帝)和庄亲王、和亲王、果亲王、大学士、内大臣等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
尽管乾隆帝说的与张廷玉的记录有出入，但是雍正帝在这场病中曾向亲信大臣谈及遗诏之事是可以肯定的。
从这些记录和谈话中可以看出，雍正八年雍正帝患过的这场病，一度危及性命。否则，他不会违背自己创立的秘密建储的初衷，将传位这种大事透露给臣子。他也不会因为张廷玉赞襄政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就破格加恩奖赏，强调张廷玉等人的“功勋不亚于在战场立下军功”，并且还向乾隆帝等人交代，务必让张、鄂二人配享太庙。
可见是张廷玉等人为挽救雍正帝的性命而立有特殊功勋。
一个五十三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以后的健康程度可想而知。
若保养调理得法，还可以使生命正常延续，若乱施医治，则很容易走上死亡的道路。而雍正帝，却正是持后面这种态度，走上了修炼和服用丹药的不归路。
这个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词，近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显然已经被现代汉语淘汰了。它的作用被“起来”取代了。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当然就没收录。
不过，直到老舍的《四世同堂》，还在被使用着。
邢福义2005年有篇文章《<西游记>中的“起去”与相关问题思辨》，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到百度文库中查一下，那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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