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1904甲辰年生~1974年3月27日），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县）码头村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离世。
月，加入中国***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在这期间，他又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1]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陈绍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家庭出身贫民（一说小商人）。自幼聪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1919年夏进入与其家乡邻近的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镇志成小学学习。
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6月，在武昌积极参与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10
王明(4张)
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
1927年夏，捏造“浙江同学会”事件，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 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但还是造成一些学生的被开除、被逮捕。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
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在苏联的扶持下，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
1931年中国***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2]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女公墓。
“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简单的说就是看起来很激进、很革命，但是，用这种“左”地思想指导实践，不但达不到预期目地，甚至会造成严重损失。如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右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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