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诗咏岳飞精忠报国、痛骂秦桧不同，袁枚这首《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表现了他对岳飞案独到的认识：宋高宗是自毁长城，残害忠臣良将的罪魁，秦桧在其支持和指使下才杀害了岳飞。二帝归来，宋高宗自己将置于何地他怎么可能让岳飞成为唐中兴名将郭子仪呢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南汤阴人。他少时家贫，喜《左氏春秋》和孙、吴兵法，母亲深明大义，教他精忠报国之训。宣和四年(1122)，岳飞应募入伍，参加过征辽战争，后来任秉义郎。高宗即位时，岳飞上书反对京师南迁，以越职议事而被革职。宗泽发现岳飞之才，留在手下当统制。他提出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更为宗泽所赞赏。建炎三年(1129)，金军渡江，岳飞率所部孤军奋战。四年，兀术北撤，岳飞奋勇追击，收复建康。绍兴元年(1131)，岳飞隶属于张浚，转战于江南西路和淮南西路，击破李成，招降张用，升任为都统制，授承宣使，总重兵屯戍九江。数年之间，岳飞抵抗金军，镇压农民起义，经大小二百多次战斗，声名大振，功绩卓著，成长为南宋名将，高宗还亲笔写了“精忠岳飞”四个字，制成锦旗赐给他。绍兴二年，他已经成为守卫长江中游的主帅。
岳飞
绍兴四年，岳飞受命挥师北伐，大破金朝与伪齐刘豫的联军，克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府(今属湖北)、随州(今湖北随县)、邓州(今河南邓州)、唐州(今河南唐河)和信阳(今河南信阳)等六州，自承宣使升至节度使。岳飞成为和韩世忠、张俊、刘光世齐名的四大将领之一，是南宋最年轻有为的大将。他所带领的部队，人称“岳家军”，纪律严明，不扰百姓，“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战斗勇敢，屡立奇功，使金兵闻风丧胆，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大本营，是南宋对金作战的中坚力量，连敌军都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五年，岳飞晋升为两镇节度使，瓦解了杨么起义军，又升为招讨使。六年，岳飞又迁升为宣抚副使，再次出师北上。同年冬天，他率军大破金军和伪齐军的进犯，宋军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十年，金军再次南侵，岳飞挥师北上，分兵攻占北至郑州、西京河南府等处的广大区域，并派遣梁兴等到深入黄河以北，组织河北游击军，对金军后方进行袭扰。岳飞和其子岳云坐镇郾城(今河南郾城)，准备抗击金军主力。此时，岳家军先后告捷，收复了颍昌、陈州和郑州。
岳飞故里
兀术认为现在岳家军兵力分散，岳飞只带有少量军队驻在郾城，就亲率精锐之师组织反攻，直插郾城。七月初八，兀术在郾城与岳家军对阵。岳飞命其子岳云带领骑兵攻入敌阵，往来冲杀。兀术出动了自己的王牌军队“铁浮图”和“拐子马”。岳飞命令步兵持麻札刀、大斧等冲入敌阵，上砍敌兵，下砍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倒地，其余两马不能行走。双方从下午激战到天黑，金军大败而退。这便是郾城大捷。
十二日，兀术又犯郾城，岳飞在城北的五里店再败金军。十三日，杨再兴带领三百骑兵出巡，在小商河与金兵遭遇，与金军大战，杀死金兵两千多人和万户撒八孛堇等到一百多名将领，宋军也全部壮烈牺牲，杨再兴身中箭镞重有两升。张宪和岳云前来救援，奋勇冲杀，兀术只好逃走。
兀术雕像
郾城战后，岳飞乘胜追击，直到距东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岳飞看恢复在望，意气风发，对部下说：“直抵黄龙府，再与诸君痛饮!”然而高宗一心乞和以求偏安东南。现在岳飞收复在望，高宗却想以此为求和的资本;另外，宰相秦桧本是金人奸细，一心破坏抗金斗争。岳飞接到皇帝“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诏书，非常愤慨，上书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岳飞一天竟接到皇帝的十二道金牌，岳飞愤怒不已：“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岳家军一撤退，金人又占岳飞收复之地。天日昭昭!
绍兴十一年，秦桧召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回朝，任韩、张二人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秦桧命万俟卨弹劾岳飞，罗织罪名，遣送回家。秦桧认为岳飞不死，议和难成，于是又使张俊强迫王贵、引诱王俊诬张宪和岳云谋反，对他们严刑拷打。秦桧又将岳飞骗到临安，将其逮捕，以证实张宪之事。岳飞被拘二月，始终不能证实有罪，至年底都没有判决。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以“莫须有”罪名被害于大理寺狱，在临刑前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年仅三十九岁。张宪被杀，岳云被斩于市，年仅二十三岁，家产被没收，全家远迁岭南，亲吏于鹏等六人也被处罚。孝宗时，追谥岳飞为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宋理宗时改谥忠武。他的著作被后人编为《岳忠武王文集》。
岳飞之死：一个顶层设计的牺牲品
必须确保皇帝对枪的绝对领导，枪老些、弱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必须绝对服从——这样的顶层设计，其假想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卧榻之侧；其战略目标不是捍边、而是维稳。南宋偏安于杭州，除了北伐的各方面条件的确不成熟之外，关键就是这个顶层设计在起作用。这个在“国际”关系上只能韬光养晦的政权，却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洋大国及最为富裕的国家。但是，这种蓬勃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肌肉”，而仅仅是肥膘。
岳飞“讲政治”
在民间看来，岳飞大概就是那种不大会“讲政治”、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技术官僚”的绝佳样板。
从民间各种版本的岳飞演义来看，他似乎都不那么精通于官场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从一介屌丝，奋斗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时势造英雄而已。
这类解读框架中的岳飞，其悲剧就在于不讲政治。因为不讲政治，动不动就要迎还二帝，却并不考虑最高统帅宋高宗到时还能不能继续当家作主；因为不讲政治，居然不在乎领导核心“金牌”的权威性，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师，非要等老大发出催命的第十二道；因为不讲政治，他居然不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秦桧搞好团结……
这类解读框架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的确很黑很复杂，绝非屌丝们的有限阅历所能应对。屌丝们便根据自己的标尺，调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发、宽慰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及无奈。因此，英雄、尤其悲剧英雄，便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好人”不会算计——或者是不擅算计、不屑算计——所以，总是被“坏人”算计，悲剧原来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悲剧英雄，其在“讲政治”方面的能力，几乎如同一个可爱的弱智。
显然，能在官场上取得与战场上同样辉煌的岳飞，其政治智商绝无可能如此低下。岳飞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纯屌丝身份，投身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圈，并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岂能缺乏“讲政治”的基本功呢？那么，他为什么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后，敢于在意见不合时，冲着皇帝撂挑子？甚至，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这是岳飞“讲政治”能力的缺陷，还是其充分、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如，“（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参谋官薛弼继进，上语之故，且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从多种不同的史料看，类似的奏对，似乎还不止一次。
尽管岳飞的后人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们也承认，岳飞的确上过《乞定储嗣奏略》。在子孙们看来，岳飞此举实在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不避嫌疑，“视国事犹其家，常以国步多艰，主上（宋高宗）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圣统未续，对家人私泣，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储之议。援古今，陈厉害，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天下闻而壮之。”（《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
但是，无论岳家后人如何解读，在中国传统中，一个位极人臣的将领涉入接班人问题，的确是“犯权臣之忌”，自古及今，触及这一高压线的，几乎都难以善终。岳飞在身后所收获的比例极低的“差评”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倘或在绝不质疑岳飞动机的前提下，对于岳飞此举的最合理解释，或许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领导的胸怀，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领导心中的分量。
倘或连这点“技术”层面上的失误，也不能归咎于英雄的名下，那就只有最后一种解读：彻底的“高、大、全”。岳飞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翅大鹏鸟”（《说岳传》里的岳飞前世），甚至也不缺权谋和花招，但是他的权谋和花招、包括给皇帝使点小性子，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而他之所以需要这个权力，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光复的抱负。他讲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场争斗、勾心斗角的“小政治”。
权为谁所用，正是中国特色的分别忠臣与奸臣的关键；而无论忠臣与奸臣，首先都必须是“权臣”，倘或连权力的资源都无法掌控，则无论是想做英雄还是奸雄，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奸臣”秦桧
有忠臣，就要有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排行榜中，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知名度，秦桧都当在三甲之列。尽管历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时宜地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所耳熟能详的秦桧各种事迹中，除了主和畏战是铁板钉钉之外，其余罪行都应了传说中的他那句名言——“莫须有”。
但是，这并不重要。
中国的造神运动，向来是要有造魔运动相匹配的。妖魔化秦桧，虽然与神化岳飞同步，却并非为了给岳飞做陪衬——岳飞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妖魔化秦桧，首先是为了让宋高宗能从历史差评中解脱出来。需要把岳飞抬上神坛的，正是这位皇帝的后人，而为了避免先祖在新神像前的尴尬，需要一个魔鬼来承载所有的罪孽。死去多年的秦桧，是一个相当合适的祭品。
作为新神生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证据发现秦桧和岳飞有私人恩怨），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被俘经历的潜在变节者，作为一个执掌朝柄几十年的前国家***，把他放上祭坛，其分量就能最有效地将人民群众敬拜新神后所产生的愤怒，从造神者自身引开，而直指“莫须有”的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榜中，秦桧是个异数——居然得到了善终，而且在死后很长时间，甚至在岳飞已经被平反之后，依然享有官方的极高评价。
秦桧被选中作为祭品，是在南宋另一个著名“奸臣”韩侂胄当政时期。彼时，岳飞已经惨死半个多世纪，秦桧也已经病逝四十多年，金国发生内乱，乘机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了进行北伐动员，韩侂胄说服皇帝，一方面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此前宋孝宗仅仅给岳飞平反，谥号武穆，没进行进一步的包装；另一方面开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桧——此前秦桧一直都未被当作迫害岳飞的凶手。
韩侂胄对秦桧进行了政治上的鞭尸：剥夺一切谥号，改称为“谬丑”。对秦桧的严厉指控，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七），把国家积弱的所有原因，一股脑儿都推到了这个不再能自我辩解的死人身上。秦桧究竟是否叛国、是否卖国、是否陷害忠良，是主犯、还是从犯，并不重要。
韩侂胄，乃至当时那个政权，以及此后的整个民族，实在太需要秦桧这样的反面典型了：把应该千百万人共同承担的责任，让这个倒霉蛋扛了。国家为什么积弱？民族为什么衰亡？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会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奸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此而在苦难和血海中舒口气：我没有责任！显然，这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无疑是有极大好处的。秦桧生前的忠奸善恶证据并不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全民心理治疗的工具，脏了他一人，漂白千万人，多好呀！只要把秦桧之类的万恶魔鬼拉出来，冲着他的跪像吐口唾沫，骂句汉奸，就可以忘了自己也曾经在岳飞的庙前，在写着“还我河山”的匾额前，乖乖地跪在八旗兵的马前剃发。
多亏秦桧，为大家找到了自己身上本不具备的伟大和高尚，进而有了莫名的“道德自信”。
神化忠臣的奸臣
神化岳飞、妖魔化秦桧的韩侂胄，当然没想到自己也会死于非命——1204年，他被皇帝诱杀，首级送往金国，作为求和的砝码。此时，距离岳飞被杀62年，秦桧病逝49年，韩侂胄开展“崇岳贬秦”运动仅仅3年。
韩侂胄更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也会名列奸臣行列——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尽管他是岳飞“神形象”的首席策划师。
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根正苗红的高干后裔；他老爹则和那个阳痿的高宗皇帝是连襟，所以韩侂胄也算是个转弯抹角的外戚。他的最高职位是“平章军国事”，位列丞相之上，将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官印都收入囊中，权势超过秦桧，成为赵宋皇朝数一数二的权臣。
大权在手，韩侂胄在帝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两笔。
一是打倒“道学”。
韩侂胄政治上崛起，靠的是与赵汝愚一起拥立宁宗。到了该进行政治分红的时候，赵汝愚接连升为枢密使、宰相，但韩侂胄却连个节度使也捞不到。赵汝愚还用大话挤兑韩侂胄：我是宗室，你是外戚，这都是应当做的工作，怎么能向组织伸手呢？（“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在朱熹的配合下，开始大规模推行“道学”这一颇具大宋特色的精神文明——遗憾的是，作为最高领导的宁宗皇帝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韩侂胄能忍，渐渐控制了台谏等部门，利用与皇帝日益密切的关系，向赵汝愚、连带着赵的小兄弟朱熹等发起攻击，最终赢得了这场内斗的胜利。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道学是伪学，彻底批倒批臭，在思想战线和组织战线上，都发起了压倒性的总攻，史称“庆元党禁”。
韩侂胄围剿道学，除了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可能的对伪君子的反感之外，也是出于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不求实干、空谈心性的道学，已经成为大宋特色柔弱外交的思想支撑，韩 胄要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北方亮剑，不能不从解放思想上入手。
结果是，公私两方面，韩侂胄都彻底得罪了道学；而不幸的是，道学后来又掌控了中国学术和舆论的话语权，这对韩侂胄的历史形象塑造极为致命。
二是北伐金国。
为了北伐动员，他“崇岳贬秦”。虽然岳飞和秦桧，在韩侂胄的政治操盘中，无非都是道具，但这却奠定了日后岳、秦二人的基本历史定位。只是韩侂胄似乎并没能把握好翻案的尺度。假如韩侂胄仅仅神化岳飞、而不清算秦桧，只栽花、不种刺，皆大欢喜。但他非要把刀砍向那棵参天的桧树——秦家几代经营，早已在体制内盘根错节，这个桧树上猢狲不少，清算秦桧，实际上触动了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树敌不少。而且，韩侂胄“崇岳贬秦”的工具性动机太强，与是否赞同其北伐方略相挂钩，如此一来，让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不主张北伐、或不主张立即北伐的人，心惊胆寒，逼得他们为自保而加入反韩同盟。
韩侂胄高调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如果奏凯还朝，证明自己的伟光正，则反侧自消。遗憾的是，他虽有岳飞的雄心、豪气，却无岳飞的才干。战端一开，连战连败，金国恼怒南宋趁己之危，在南宋被迫求和时，提出要交出韩侂胄作为和平代价之一。皇帝和一大帮政敌们为了“和平大局”，一不做二不休，把韩侂胄给诱杀了，史称“玉津园之变”——当然，皇帝在这一事件中又是无责的，承担责任的是杨皇后及另一权臣史弥远。
韩侂胄死后，金国又要求南宋奉献其首级，有大臣反对：“韩首固不可惜，而国体为可惜。” “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但是，大多数大臣居然赞成：“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之首，又何足惜？”“与其亡国，宁若辱国。”结果，韩侂胄的棺木被打开，割下首级，送往金国，时人感慨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宗冤仇共戴天。”韩侂胄的脑袋，换来了宋金之间的“嘉定和议”。当然，被韩侂胄打倒的秦桧，又被恢复王爵、谥号。
韩侂胄与岳飞，相似之处是两人皆谓“鹰派”，受制于敌国压力，而死于自己人之手。区别在于，岳飞是“明正典刑”，尽管罪名是“莫须有”，但那好歹也是个走过场的司法审判。而韩侂胄，被杀时并未解除官职，一点司法程序都没走，等于是被皇帝、同僚及敌国联手谋杀的。这位最铁杆的“岳粉”、在遭遇了比岳飞更悲惨的命运后，最后还被打入了奸臣的史册中。
韩侂胄的死，为道学排除了最大的发展障碍，因为，他的鲜血吓醒了那些可能与韩侂胄同样壮怀激烈的人：在大宋特色的体制内，空谈救命，实干找死！最明智的做法，无疑是一边大讲天人感应，一边玩摩小脚金莲，全国人民更是投身经济建设，埋头挣钱，把首都杭州建设成了世界第一繁华的都市，在全民纵欲中为蒙古帝国的接管积累着丰富的GDP。
宋高宗的大局观
如果岳飞是“高、大、全”的，最后却落了个风波亭惨死，那作为最高***的宋高宗赵构，岂非昏君？这的确就是各种民间版本对这位中兴皇帝的主流定位。
其实未必。
且不说在宋高宗赵构眼中，岳飞未必就如民间解读那般忠君爱国，即便他也不怀疑岳飞的忠诚，杀岳飞的动机依然是相当充足的：一方面可以让一直试图拿徽钦二帝做文章的金国死了要挟之心；另一方面则整顿整顿拥兵的将领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即便出于高尚的目的，也不得抗命。
其中的关键在于：宋高宗借用了岳飞的脑袋，用铁腕表明，在这个国家，究竟是皇帝指挥枪，还是枪指挥皇帝。这个原则问题，关系到生死存亡，与这个心腹之患相比，外敌的入侵无非是疥癣之疾。这并非宋高宗杯弓蛇影，此前所发生的“苗刘兵变”，已经展示了枪杆子失控的可怕后果。而用最有威望的岳飞的脑袋为自己立威，“杀猴儆鸡”，应该效果更为明显吧？至于岳飞，宋高宗或许认为，既然他如此忠君爱国，那么把脑袋借给朕当一回道具，大概也应该不会有怨言吧？当然，补偿还是要有的，不过可以搁置一下，留给下一代解决。这个道具，在下一代皇帝手上还可再用一次：通过给岳飞平反昭雪，以及镇压那些奉命办案的人，既让皇家可以摆脱诛杀忠臣的责任，也可以继续用那些奸臣的脑袋立威，同时更可以低成本吸纳一批与岳飞式壮怀激烈的忠臣，为自己效命。
后人无从得知宋高宗在杀岳飞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顶层设计”，考诸此后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的150多年历史中，的确再也没有军人干政的事件。这背后，不能说风波亭的冤狱没有相当的震撼力——连岳飞这样的大忠臣、大能臣都敢杀、都舍得杀，其他将领们谁还愿意“被道具”呢？
最理解宋高宗的，当属他的后世同行、清代的康熙皇帝。康熙根本就不认为，在宋室南渡之后还有反攻北伐的实力：“备责（宋高宗）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
在康熙看来，宋朝已经“根本不固，人心不一”，能最终维持偏安的局面也算奇迹。的确，从掌舵人的角度看，宋高宗这位阳痿领袖，堪称身残志坚，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能将那艘千疮百孔、几近沉没的破船，裱糊裱糊，居然还获得了一个半世纪的国运，并且在“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这其中，宋高宗坚定不移地奉行“崇文抑武”、防范军人的基本原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顶层设计
“崇文抑武”是大宋皇朝的国策。
通过“黄袍加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问道于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据说靠着半部论语就能治国的赵普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己。”
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就开始大力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文人的地位日益升高、军人的地位日益降低，文官的权力日益壮大、军官的权力日益萎缩。真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儒林公议》）赵匡胤曾发誓要求后世子孙永不杀大臣，但这个“大臣”仅仅是指文臣，并不包括武将。终宋一代，的确是中国历朝对文人最为宽容、对文臣最为重用的。
在如此顶层设计的导向下，整个国家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比如，“澶渊之盟”中，为了得到和平，北宋同意“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进贡辽国，这种屈辱外交却被大宋精英们解读成了一举数得的好事：“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宋会要辑稿》）也难怪岳飞、韩侂胄等“鹰派”下场会如此之惨——尤其需要留意的是，在官方为岳飞平反并神化之前，民间对岳飞之事的反响也是十分冷漠。
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本是最需要亮剑的时候，而南宋的体制内精英们，在国防局势稍稍有点稳定后，就开始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军队中的鹰派当作最大的敌人——而非敌对的金国。
在文武之争的表象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到政权最核心价值的顶层设计：必须确保皇帝对枪的绝对领导，枪老些、弱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必须绝对服从。这样的顶层设计，其假想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卧榻之侧；其战略目标不是捍边，而是维稳，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国防能力，“宁不攘外也要安内”：即使割地，即使赔款，即使自称儿皇帝，这一亩三分地里，皇帝毕竟还是老子做，这就够了。
南宋偏安于杭州，除了北伐的各方面条件的确不成熟之外，关键就是这个顶层设计在起作用。这个在“国际”关系上只能韬光养晦的政权，却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洋大国及最为富裕的国家。但是，这种蓬勃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肌肉”，仅仅是肥膘，更为强烈地诱惑着一批又一批的觊觎者，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作为人生的成功标志。
终南宋一朝，最安全保险的“讲政治”，就是“不讲政治”——只把发展经济当作最大政治，以拜金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睁眼说瞎话的“道学”精神文明，出现了双丰收的局面。王奕所谓“百年内，苟而已，纵然成败由天理”，“把笙歌、恋定西湖水”，这成为最有人气的“大宋梦”。于是，辛弃疾只好“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这不仅仅是在感叹时光无情，更是感叹“偏安”国策对人才的消磨，最后也只能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发出“可怜白发生”的浩叹。
短短一个半世纪，从岳飞的“怒发冲冠”开始，经辛弃疾的“可怜白发生”，最后到文天祥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悲歌，也是一个民族的悲歌……
刊发于总2022期《中国经营报》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岳飞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这是当之无愧，抗击金兵，收复山河，抵御外族，岳飞的民族英雄流传千古，无可争议！
但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死于奸臣小人之手，这段故事流传甚广，民族英雄的结局也让我们唏嘘不已。
但是岳飞的故事到现在看来，是疑点重重，而我们也想知道，这重重历史迷雾下的真实情况。
我们先看看岳飞之死的故事。
绍兴和议之后，秦桧唆使其同党万俟卨，向宋高宗呈上一道捏造岳飞抗金时拥兵不救、放弃阵地等许多“罪名”的奏折。
此后秦桧再收买张俊、王贵、王俊去诬告岳飞儿子岳云曾写信给张宪，欲与之共同发动兵变。
绍兴十一年九月，张宪被捕入狱；十月岳飞、岳云两父子也被骗入狱。
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老将韩世忠忍不住，去问秦桧岳飞何罪，秦桧含糊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是年十二月，高宗赐死了岳飞。
就这样，我们的民族英雄死去了，何其悲凉！
但是，真相是我们看到这样吗？秦桧真的是罪魁祸首吗？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是的”，其实秦桧也是背锅侠，真正的凶手，把自己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他就是“宋高宗”。
宋朝的祖宗赵匡胤的事迹决定了！宋朝不相信武将，重文轻武一直是宋朝的一个重要弊端。
但是到了南宋时，皇帝也没办法了，只能重用武将。
而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一直处于一个和金国对峙的状态。当宋高宗可以保住他的半壁江山的时候，他就不希望军权全部落在一个人的手里。
所以他就希望能拿回一些兵权和分化一些兵权。这样和岳飞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当然之中也有文官集团的助力，而秦桧就是其中的代表。
还有岳飞北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迎接二圣。
但如果徽，钦二帝回来，如何安排，把宋高宗置于何地，这显然不是赵构愿意看到的，这让赵构一开始对北伐就不太积极，甚至对岳飞也有反感。
而且岳飞曾经不止一次的干涉宋皇立太子的事情，一个拥有天下八成兵马的元帅，却干涉皇室立储的决议，宋高宗不会害怕吗？
再加上宋高宗年幼时在金营经历，导致了种种对于女真人的恐惧。
在这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风波亭惨案发生了！
历史的迷雾中的真实历史有的真实，也有的在个人的欲望中被隐瞒了起来，我们所观看的历史，总会有这重重的迷雾。
而背锅侠秦桧，在秦桧病危后，高宗曾亲自前往探望。
在确定了其病症无法医治、利用价值已终时，便下了旨意：夺去秦桧及其儿子秦熺——秦桧预备的接班人——的官职。
当晚，秦桧就一命呜呼。
历史如此，无可奈何。
岳飞
死因：缢首
岳飞的命运是注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宋高宗想让他死，要是仗打赢了，迎回被金人俘虏的两个皇帝，他这个皇帝不就失业了。秦桧也想让他死，要是岳家军凯旋归来，他这个 鸽派 （ 投降派 ）宰相乌纱帽无论如何也是守不住的。两个掌大权的心有灵犀，以 莫须有 的罪名在风波亭勒死了岳飞父子！
晁错
死因：腰斩
为了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汉景帝利用晁错 削藩 的建议打击了各地诸侯的势力。各地诸侯（历史叫 七国 ）也不是吃素的，打出了 诛晁错，清君侧 的口号，汉景帝看没法收拾了，只好拿出晁错做挡箭牌了。可怜晁错那天正高高兴兴去上班（上朝），就稀里糊涂地被腰斩了，遭殃的还有他的所有亲属，皆被处死弃市。
岳飞
死因：缢首
岳飞的命运是注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宋高宗想让他死，要是仗打赢了，迎回被金人俘虏的两个皇帝，他这个皇帝不就失业了。秦桧也想让他死，要是岳家军凯旋归来，他这个 鸽派 （ 投降派 ）宰相乌纱帽无论如何也是守不住的。两个掌大权的心有灵犀，以 莫须有 的罪名在风波亭勒死了岳飞父子！
韩非子
死因：毒死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也是 依法治国 的开山鼻祖。他的法家学说，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的李斯是宰相，但这个宰相肚子里撑得了船，却装不下一介书生韩非子，在秦王面前奸言两句，一杯毒酒，便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学家烟消云散了！
韩信
死因：诛杀三族
韩信是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是无可争议的，但他到底有没有谋反实在是个难解之谜。可怜一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千古名将，竟被小女人吕后斩之于长乐钟室，诛杀父、母、妻三族，只是成就了两个成语：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
商鞅
死因：五马分尸
秦孝公通过变法使秦国国力跃于各国之首，商鞅功不可没。但他由于执法严厉，得罪了不少人物。秦孝公死后，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发他 欲反 ，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 车裂 之刑（即五马分尸）。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下场。
李斯
死因：腰斩
李斯不仅是辅助秦王横扫天下的政治家，也是小篆的发明人，现在泰山石刻据说好多都是他的手笔，同时他的文章水平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家应该读过他的《谏逐客书》，鲁迅就说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就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赵高陷害，被腰斩于咸阳。
刘伯温
死因：慢性中毒
人们常常将刘伯温和诸葛亮相提并论，事实上二人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 前看五百年，后算五百年 的刘伯温最终也没有逃出朱元璋的如来佛手心。史书记载，刘伯温是吃了胡惟庸送的药之后，病情加剧而死。许多人认为这是老朱借了胡惟庸的刀杀掉刘伯温的，不久之后，胡惟庸全家亦遭灭门之灾。
解缙
死因：雪地冻死
单从对华夏文化的贡献来说，解缙的确是居功至伟、史无前例的。他主持编撰的《永乐大典》，37亿余字，2万多卷，是当时古今文化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他精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结果被太子诬告，打入大牢，一天深夜被灌得酩酊大罪，拖入雪地，不明不白地死去。
方孝儒
死因：凌迟，灭十族
方孝儒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 燕贼篡位 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他破口大骂，灭我十族又如何？人本有九族，何来第十族？朱棣横下一条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 十族 ，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
袁崇焕
死因：凌迟
袁崇焕是明朝著名的军事将领，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更可悲的是，袁崇焕被处死时，竟被不明真相的群众生咬活割，不忍去说。
岳飞之死
摘自《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 王曾瑜 著 2004-4-14
一四、岳飞之死
本篇主要说明以下三点：(一)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而秦桧和张俊是帮凶。(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完全是一反常规、不择手段的虐杀。(三)对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和背景尽可能作些探索和说明。
(一)宋太祖不杀大臣的誓约
宋朝与明朝不同，明朝滥杀臣僚如草芥，宋朝却特别优礼臣僚。因为宋太祖传下秘密“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
北宋亡国时，太庙中的秘密“誓碑”已公诸于世，但宋高宗得知此事，却是由被俘的宋徽宗通过曹勋转达。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遵守太祖誓约虽不严格，也仅开三次杀戒：一次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一次杀陈东和欧阳澈，一次杀岳飞、张宪和岳云。
杀陈东和欧阳澈是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宋高宗罢免李纲，宠信黄潜善和汪伯彦，陈东和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高宗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他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杀岳飞等三人是在宋高宗即位第十五年，他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变为深通机谋权术的独夫。宋高宗既已动用屠刀，就绝不翻悔。秦桧死后，他为很多人恢复名誉，以示革除弊政，却没有给岳飞平反，把罪责诿诸秦桧。金朝完颜亮大举南下，臣僚杜莘老、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上奏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宋高宗依然置之不理。宋孝宗即位之初，为了给太上皇保留体面，假称“仰承”宋高宗“圣意”，才给岳飞恢复名誉。
秦桧为人暴戾苛酷，他独揽政务期间，*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他的党羽，也动辄翻目成仇。
秦桧“于一德格天阁书赵鼎、李光、胡铨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赵鼎当过宰相，其实是个由主守派转变为投降派的人物。李光当过参知政事(副相)，也只能算半个抗战派。胡铨是正八品的枢密院编修官，坚决反对降金，力主斩秦桧以谢天下。秦桧深恨这三人，却未能杀害，唯有赵鼎被迫自杀。当时还有一个不入品的进义副尉刘允中，“以上书希求恩赏，指斥乘舆，及谤讪朝廷”而“弃市”。广西经略安抚使胡舜陟曾得罪秦桧，为弥合嫌隙，特地在秦桧出生地古县立祠，并亲自写记。然而秦桧仍然诬害胡舜陟，使他毙命狱中。宋高宗却认为胡舜陟“罪不至死”，处罚了两名秦桧指派的审理官员。
宋高宗一般仍愿遵守太祖誓约，乐于扮演一个宽厚仁慈之主的角色，故嗜杀成性的秦桧受到了约束。秦桧第二次任相期间，真正破例“明正典刑”者，主要是岳飞等三人。岳飞先后任宣抚使、枢密副使等执政级高官，其生命照理由宋太祖誓约保护。宋高宗对岳飞的违约破例，决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非杀不可。
(二)查龠的揭发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说：“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兀术遗桧书”。
查龠在宋高宗晚期出仕，而在宋孝宗乾道或淳熙初死去⑤。他比较倾向抗金，同陆游、王十朋等人颇有交往。岳飞三子岳霖曾托国子博士顾杞，起草一个岳飞传记，在岳霖临终前，交付儿子岳珂。岳珂大约在查龠死后十年出生。前引这段查龠的揭发，估计应是顾杞草稿中的记事，而被岳珂载入《鄂王行实编年》。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杀死完颜兀术女婿、夏姓的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完颜兀术的信件应是在颍昌战后不久发出的。查龠如何得知此信，已无从查考。但是，这封信对于岳飞的被杀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三)《王次翁叙记》的透露
宋高宗和秦桧决定杀岳飞，自然是宫廷密议。秦桧的党羽王次翁时任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伯庠撰《王次翁叙纪》说：“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
这段记载通篇造谣。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仅十五份，现全部保存在《鄂国金佗稡编》卷3，并无“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一语。岳飞得知金军攻淮西，三次主动上奏，要求出兵，并建议乘虚直捣开封和洛阳。但宋高宗不批准，只令他援淮西。岳飞二月九日接第一份手诏，即决定十一日出兵。他身患重感冒，依然亲率背嵬军为前驱。
其实，真正拥兵自重、玩敌怯战的大将，宋高宗是绝无诛意的。很现实的例证莫过于张俊和刘光世，张俊因支持宋高宗的降金乞和活动，更深得宠信。绍兴十年，刘铸军在顺昌被围，宋高宗“屡降宸翰，使俊援刘锜。俊但奏起发，初无引道之意。朝廷于是遣雷仲、王德援顺昌，俊苛留不遣”。然而宋高宗连半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王次翁叙纪》在造谣毁谤之余，尚有一点价值。它提供了一个较确切的时间，即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二、三月问，也就是完颜兀术写信半年之后，宋高宗“始有诛飞意”。作为秦桧附庸的王次翁，显然也参预了密谋，或者明白了意图。
我们翻开当时宋高宗令岳飞援淮西的十五份手诏，褒美之词简直溢于言表，“卿忠智冠世”，“朕度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这些甘言美语的后面，却已埋伏了杀机。
(四)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岳飞虽然出兵较早，因张俊从中作梗，又折回舒州(一说为池州)，当他最后赶到濠州定远县时，张俊、杨沂中、刘铸和韩世忠诸部都相继败退，金军也乘机退遁。三月二十一日后，宋廷通知岳飞去临安朝见。四月二十二日，岳飞刚到临安，宋廷立即任命他的幕僚朱芾和李若虚为地方官。这两人“自军中随飞赴行在，上将罢飞兵柄，故先出之”。对于出谋划策的幕僚，宋高宗是很疑忌的。二十四日，宋廷宣布韩世忠和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二十七日，宋廷宣布撤销三大将的宣抚司机构，将他们手下的诸统制人马直属“御前”。
解除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将兵柄，确已酝酿了好几年，然而岳飞本非是对兵柄恋恋不舍的人，绍兴十年秋，他被迫班师后，就愤而辞职。宋高宗当时却并未顺水推舟，他回诏说，“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
时隔半年，淮西战事一胜一负，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战正打得难分难解，其他地区的小仗又接连不断。从表面上看，这哪里是什么“息戈之期”。宋朝的记载说，罢三大将兵权，是出自范同的建议。其实，范同不过是提出具体方案而已。宋高宗显然通过各种途径，洞悉金朝的底蕴，而对偏安东南，有十分把握。所以敢于在交战状态下，断然采取一系列步骤，自毁长城。按宋、金双方记载，自绍兴十年再次开战后，明使的往返始于岳飞罢兵权后约半年，但暗使的往返无疑应当早得多。
罢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的兵权，本是为了降金，而宋高宗却信誓旦旦，宣称是为了抗金。他给岳飞的诏书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宜有筹帷之略”，“遂展济时之志”。他召三大将谈话时，也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按照预谋，当时的有关文件，都持同样的腔调。倒还是秦桧儿子秦焙后来在官史中供认不讳，“方惧金人之平”，“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罢兵权就是要“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
投降派施展阴谋，就必须用口不应心、冠冕堂皇的言词加以掩饰。待到事情办成，为了争功表功，又不惜捏造史实，虚饰阴谋的紧张气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注《王次翁叙纪》说，岳飞比韩世忠和张俊晚到六、七天，“桧忧之甚”，只好天天盛筵招待，延捱时日。王次翁一直“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做了“灭族”的准备。其实，岳飞等大帅每年都去临安朝见，晚到几天，何至如此。三大将部伍直属“御前”的省札发布于二十七日，《王次翁叙纪》又篡改为二十三日半夜，说二十四日正式拜枢密使、副时，连三大将手下亲兵也一律以“密院之人”调换，顷刻之间，不剩一兵一卒，用以吹嘘其阴谋手段的高明。事实上，经岳飞上奏，迟至二十九日，宋廷同意他“将带到亲兵等量留当直人从”，其余的发遣回鄂州等地，根本不存在用“密院之人”撤换亲兵的事。
罢免三大将，实际上是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宋人罗璧就将北宋初和南宋初的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但他认为赵普的建议是“忠谋”，而秦桧的策划是“奸谋”。宋朝两次杯酒释兵权，固然都是为了赵宋家天下的利益。如果撇开古代的“忠”、“奸”观念，就客观效果而论，宋太祖和赵普的处置，是促进祖国统一的良谋远略；而宋高宗和秦桧的处置，却是制造祖国分裂的倒行逆施。对岳飞个人说来，罢兵柄决非为了让他“展济时之志”，恰好是进行谋害的第一个步骤。
(五)宋高宗和秦桧在对待三大将问题上的分歧
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抗战派岳飞和韩世忠，就是投降派张俊也决非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他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先由张俊和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
五月，宋廷命张俊和岳飞出使淮东，岳飞的头衔上加个“同”字，“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算是副职。诏书上写得堂堂正正：“当令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实际上，他们到韩世忠军屯驻地的任务，一是罗织罪状，二是拆散这支军队，将大本营由淮东楚州后撤至长江以南的镇江府，向金朝显示乞和的诚意。按照规定，他们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包揽前沿的军务，就使留在临安的韩世忠，处于有虚名无实职的地位。
依秦桧预谋，由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秦桧向岳飞透露真实使命，还假意关怀，要他“且备反侧”，岳飞率直回答：“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并表示绝不“捃摭同列之私”。他到达楚州，得知诬告详情，立即写信飞报韩世忠。韩世忠求见宋高宗，大哭大闹，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
张俊和韩世忠还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他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他任枢密使后，“即首纳所统兵”，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换取全国各军的指挥权，才能虽低，野心不小。但是，他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死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他有图谋皇位的野心。宋高宗出面保他“无谋反之事”，却又乘机将他罢职赋闲。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说：“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
(六)岳飞罢枢密副使
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放弃海州，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镇江，心中愤愤不平。他七月回临安，即上奏辞职。从此之后，他也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枢密院的军务，全由张俊在镇江设枢密行府处置。
岳飞的所作所为，使秦桧旧仇兼新恨，他唆使台谏官万俟离、何铸和罗汝楫弹劾岳飞。作为攻讦口实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自登枢筅，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第二，淮西用兵，“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第三，倡议楚州“不可守”，主张放弃。后两件事纯属造谣中伤。宋高宗亲自配合，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他乘岳飞再三请求辞职之机，发布他任万寿观使的闲职。制词说，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原是为了“资筹幄之奇”，“辑平戎之略”，可是岳飞的“深衅”，却“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皇帝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降金乞和活动既无权干预，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到此住手。可是宋高宗急于向杀父之仇表示信用，不下毒手，是决不罢休的。
(七)王俊诬告
岳飞当枢密副使后，鄂州大军由他信用的爱将王贵和张宪统率，分别任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宋廷自然极为猜忌，并施展了阴谋毒计。第一，利用诸统制“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之机，在镇江枢密行府胁迫王贵屈从。第二，命抗金名将刘铸“知荆南府，罢其兵”，既解除他的军权，又用他监视鄂州大军。宋廷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为对付王贵和张宪发动兵变，“销患未形”。第三，发布秦桧党羽林大声为鄂州大军总领，依照规定，总领“不独职馈饷”，还“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
林大声去鄂州后，搜罗了王俊等败类。王俊是前军统制张宪的副统制，自绍兴五年(公元1135)编入岳家军后，寸功未立，一官不升，又屡以奸贪而受张宪制裁，挟私怨，图报复。据《挥麈录余话》等书转载的王俊诬告状。九月初一日，张宪“起发赴枢密行府”，“俊已于初七日面覆都统王太尉”，“初八日纳状告首”。诬告的时间显然经过精心选择。王贵刚从镇江回鄂州，明知蓄意诬陷，也只好将状纸转交林大声，用急递昼夜兼程，发往镇江。张宪虽早已启程，因昼行夜宿，行进迟缓，到镇江恰好是自投罗网。
王俊诬告的内容，是说张宪得知岳飞罢官，阴谋裹胁大军由鄂州移屯襄阳，威逼宋廷将军权交还岳飞。正如岳珂所说，“移所以诬(耿)著者，而诬张宪，盖出一辙焉”；“桧之属先臣与俊以陷世忠，是亦犹后日属张俊以陷先臣也”。然而王俊的状词却并非是刀笔吏的高明手笔。张宪和王俊既然“同军而处，反目如仇”，“俊之反覆不从，昭昭如彼；而宪之吐露无隐，谆谆如此”，状词中明显的破绽，低劣的谎言，虽不攻自破，却仍被奉为至宝。
按当时法规，枢密院无权私设刑堂。陷害病狂、逼供心切的张俊自然顾不上这种规矩，把张宪打个体无完肤，死去活来，最后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事实上，张宪却并未屈服于他的*刑毒罚。
(八)岳飞入狱
王俊诬告状说：“张太尉道：‘更说与你，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就牵连了岳飞。但他很心虚，又在“小贴子”中说：“张太尉说岳相公处人来，教救他，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王俊说，张宪的谈话时间是八月二十二日夜，而岳飞罢官在八月九日。自临安往鄂州，即使用最快的金字牌昼夜兼程，传递急件，也须十天左右。岳飞如派私人驰马送信，须昼行夜宿，二十二日也到不了鄂州。宋廷却不顾连王俊也否认的事实，将岳飞父子投入冤狱。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十月)十三日，桧奏，乞召先臣父子证张宪事，上日：‘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不许。桧不复请，十三日矫诏召先臣入，臣云亦逮至。”似乎全由秦桧假传圣旨，一意孤行。其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所载岳飞刑案原件清楚写明：“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此外，“南剑州布衣”范澄之企图营救岳飞，上书高宗说：“昨睹榜示，遽以枢密行府见勘张宪，其谋有累于岳飞，遂逮系诏狱，连及妻、子。”宋时所谓“诏狱”，乃“承诏置推”，并临时设立“制勘院”。既然“奉圣旨”，设“诏狱”，并公开“榜示”，“矫诏”又从何而来没有宋高宗首肯，秦桧是无权将岳飞这样的高官私自关进牢狱的。
岳珂说，他的记事取材于《岳侯传》和《野史》④。为着追本穷源，这里先摘录《岳侯传》：
俄将张宪、岳云杻械，送大理寺根勘。上闻，惊骇。秦桧奏：“乞将张宪、岳云与飞同证，白其事。”是时，侯尚不知，良久，秦桧密遣左右传宣：“请相公略到朝廷，别听圣旨。”侯既闻宣诏，即时前去，却引到大理寺。
岳珂说，这段文字证明“先臣下吏，上初不许，桧实矫诏，舆致大理”。其实，“上初不许”不过是他自己凭空捏造的。《野史》是宋孝宗后期的作品⑧，现已失传。今将《中兴小纪》卷29“据《野史》修入”的一段文字也摘录于下：
诏委俊收宪，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鞫之。戊子，宰执奏：“制勘院乞追人证张宪公事。”上日：“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非用刑之本意。至于兵亦然，王者兵以仁义为本，故恶夫人之害仁败义者。”
可知“妄有追证”等语很含糊，但显然不是指逮捕岳飞。岳珂苦心篡改史实，无非是因为在赵宋政权下，必须十分注意讳避宋高宗的罪责。
据《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在岳飞被捕的“前一夕，有以桧谋语先臣，使自辨，先臣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飞心耳!’”据后来的狱案记载，将王俊诬告之事冒险通报岳飞者，先后有王处仁和蒋世雄。其意是要岳飞仿效韩世忠，请求奏对，向宋高宗辩白，以争取主动，而岳飞却予以拒绝。这既反映岳飞倔强的性格，更反映他对皇帝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认为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和是非的能力，故不须辩白，“万一”皇帝有了杀机，自己即使辩白，“亦何所逃”。
(九)岳飞入狱后的表现
关于岳飞入狱后的表现，传世的历史记载往往得之传闻，不甚可信。《说岳全传》塑造一个愚忠的艺术形象，简直是听任皇帝宰割，绝无怨尤。其情节虽属虚构，却对后世很有影响，以至不少人还误认为是信史，或认为艺术形象和历史形象是一致的。
岳飞入狱后，可核实的表现仅有两件事。第一是绝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转载的岳飞刑案说：“岳飞次男岳雷系[同]岳飞一处送下，今来照证得岳雷别无干涉罪犯，缘为岳飞故节饮食成病，依律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作了进一步说明：“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可知进行绝食反抗，是确凿无疑的。
第二，岳飞虽承受酷刑的折磨，却没有自诬。《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载，“有狱子，事飞甚谨”，“忽然而言日”，“我平生以岳飞为忠臣”，“今乃逆臣耳”!岳飞“请问其故”，狱子说了一通“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的道理，“君今疑臣”，“死固无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狱”，“安得不反”!岳飞“仰天者移时”，便“索笔著押”。《浪语集》卷7《周将军庙观岳侯石像二首》的诗注说：“侯初下大理狱，吏执笔请辞，大书其纸尾，而胁之日：‘汝观今世乌有大臣系狱而生者趣具成案，吾为汝书!”’这两条记载都富于故事性，但前一记载却至少不完全真实可靠。
岳珂和李心传都是看过岳飞的刑案材料的。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说：“其具狱但称以众证结案，而先臣竞无服辞云。，，李心传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说，“飞久不伏”，“以众证”，“当斩”。曾三异的《因话录》也说：“岳武穆狱案，今在莆阳陈鲁公家。始者无狱辞也，但大书‘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是罪案乃是细书，与前笔迹不同，不知后来如何粘成一卷也。郑莱之姬亲见之。”可知没有自诬，也是真实可信的
岳飞身陷囹圄，生命垂危，绝食和不自诬乃是仅剩的反抗手段。
(一o)秦桧对何铸和韩世忠的回答
岳飞的“诏狱”，由何铸和周三畏主审。周三畏畏首畏尾，附和秦桧。何铸本是秦桧亲信，曾参与弹劾岳飞，却转而力辩岳飞无辜。《宋史》卷380《何铸传》载：“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何铸依然据理力争，“桧语塞，改命万俟离”。
万俟离接任御史中丞，千方百计搜剔岳飞罪状，除了策动张宪谋反外，又加上两条新罪。一是当年春淮西之役，“逗遛不进”。二是得知张俊、韩世忠等战败后，岳飞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皇帝)又不修德!”岳飞还曾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就被引伸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这些都定为“指斥乘舆”之罪。第一条罪状固属诬蔑，第二条罪状也是口说无凭。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屈愤愤不平，责问秦桧，秦桧回答说：“飞子霎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莫须有”三字从此就成了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其原意为“岂不须有”。
何铸是亲信，故秦桧向他透露底蕴；韩世忠是仇敌，故秦桧对他蛮不讲理。总而言之，既是“上意”，什么太祖誓约，什么罪状“无验”，就全可弃之不顾。
(一一)宋高宗下处死令
岳珂对于祖父的遇害，只引用《野史》的记述：“按《野史》，方狱之未成也，秦桧自都堂退入小阎，食柑，以手书柑皮者竞日。俄以小纸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报死。初未有旨也。呜呼!桧其欺君哉!”《朝野遗记》又增添了情节，“秦桧妻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当秦桧“食柑玩皮”，若有所思之时，“王氏窥见，笑曰：‘老汉(此词宋时含贬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于是秦桧以“片纸入狱”，杀害岳飞。
这两条记载都属荒诞不经。没有宋高宗首肯，秦桧连正八品小官胡铨也未能随便处死，岂能轻易处死一个正一品大臣呢岳珂所以单取《野史》之说，是为了强调“初未有旨也”。他必须讳避宋高宗的罪责，不能把宋高宗的圣旨写进《鄂王行实编年》，却又无法否认“有旨”的事实。
其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的刑案原件已记载得一清二楚，不容有任何误解。刑部、大理寺状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罢私罪徒”，并说“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秦桧、万俟离以刑部、大理寺名义上状，主张保留岳罢生命，尚不能满这个独夫民贼的意。
绍兴十一年的阴暗岁末，即十二月二十九日，三个许身民族战场的斗士，终于惨死在投降派的屠刀之下。
可以作为秦桧矫诏，杀害岳飞等三人的一条证据，是《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禹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霎及宪于市。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
此段文字估计是元朝史官抄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从语意上看，似并非说岳飞和胡舜陟两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而是说岳飞与胡舜陟死后，秦桧“屡兴大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前面说过，宋高宗曾亲自过问胡舜陟狱案，处分了两名官员，足见此狱亦非秦桧隐瞒宋高宗所为。笔者曾查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结论为即使是胡舜陟以后的诏狱，“秦桧可以在进呈冤案和狱中严刑逼供时，上下其手，但并未在制度上突破诏狱的有关规定，而私自矫诏。‘诏送大理寺’和最后裁决权仍操于宋高宗之手”。“《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南宋史官为这位‘中兴之主’讳恶，而诿罪于秦桧，故不足凭信”。
(一二)冤狱的滋蔓
岳飞等三人的被害，只是冤狱的高潮，而不是终结。岳飞的部将、幕僚，以及伸张正义、反对诬害的人们，都受到了株连。
鄂州大军都统制王贵本是岳飞亲信，他虽违心转发王俊的诬告状，宋廷对他仍很疑忌，冤案也已牵连到他，说岳飞父子“以书与宪、贵，当时焚烧了当”。王贵明白自己的险境，“引疾以为辞”，宋廷发布他任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的闲职。张俊举荐爱将田师中接任都统制，“掌岳飞兵”。
田师中是个驽将，却擅长阿谀奉承和阴谋诡计，他特别调“蜀兵数千人自随，以为弹压”。牛皋反对降金，被他毒死。田师中排除异己，将一批将领以“老病”为名，“与差遣离军”。岳家军原有十万以上兵力，为诸军之冠。田师中进行缩编，后来杨存中殿前司军“总七万余人”，“兵籍为天下冠”，可知鄂州大
公元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秦桧等人杀害于风波亭。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被平反，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 岳飞，出生于公元1103年3月24日，去世于公元1142年1月，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战略家、书法家、诗人、抗金英雄、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岳飞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民间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金人流传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评语。 岳飞的代表词作《满江红·写怀》，是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后人另辑有文集传世。
杀死岳飞的是赵构，在岳飞死后，赵构还活到了八十岁，但是他没有后人，而且他死了之后一年才被埋葬。相信大家对岳飞这个人物一定非常熟悉，岳飞是民族英雄，为国家抵抗外族侵袭、抗金战争付出了很多，为了国家的和平安定，他离开了需要他孝敬的年老的母亲、需要照顾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他从年少直至死去几乎永远在战场上，永远在为国家的和平安定而奋斗，而这么厉害的一个民族英雄，最后却死在了一个他一直效忠的君主手中，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岳飞死后，赵构的结局如何。
一、岳飞死后，赵构与金签订了合约，牺牲了民族的节气。赵构为了与金求和，答应了金的要求，并且将岳飞杀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这样被胆小怕事的君主杀害了，实在悲哀，而且还得向金进贡财物和丝绸等物品，丧失一个一个大国该有的节气，如果赵构没有杀死岳飞，凭借岳飞的实力说不定还能够打赢金兵。
二、即使不是金的要求，赵构也会杀死岳飞。岳飞在世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都做出来非常大的贡献，所以他也有非常高的威望，他的风头甚至盖过了赵构，而且当时也有些人说岳飞比赵构更适合当皇帝，所以赵构也慢慢起了杀心，我想就算是没有大金的要求，赵构也一样会除掉岳飞，而且赵构是主和派，只要不发生战争，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三、赵构没有留下后人，而且死后也没有马上被埋葬。赵构的儿子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就中途夭折了，所以他后继无人，只能找个同宗之人作为继承人；赵构去世后，他的棺材当时并没有埋葬，而是在过了一年多后才埋葬，这也算是上天给他的报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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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年4月，赵构和秦桧及其死党经过宫廷密议，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8月，赵构又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改任万寿观使的闲职。但是，赵构、秦桧对岳飞的迫害并未就此止步。他们炮制出岳飞策动兵变、拥兵自重、企图谋反的罪状，将岳飞逮捕下狱。在狱中，奸臣的走狗用尽酷刑，岳飞英勇不屈，拒绝承认所谓谋反罪状。1142年(绍兴十一年)的腊月29日，大理寺执法官再次威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抗金爱国无罪。他镇定自若地捉笔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遂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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