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主要成就、以及影响

孔子一生热衷于从政，但他的主要成就在教育方面。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由贵族专职人员垄断世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传授文化知识以培养从政的人才，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位教育家。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权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在学术上传播古典文献，为百家争鸣准备了传统思想素材，这是孔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所以他提出“有教无类”，只要愿意上进、虚心求学，他都不加区别地接受。孔子教育学生，首重德行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他善于采用问答方式，启发诱导学生步步深入并自动不断地钻研，他本人也毕生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终身的教学实践使孔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炼出一些科学的教育方法：如注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提倡从正反两方面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反对自暴自弃的学习态度，鼓励青年不断改进，赶超前辈，“当仁不让于师”；但首先得抓紧学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要求学生在学习中能举一反三，发展创新；要有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意不断改正错误，“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常常就同一问题，针对各人特点，给予不同甚至相反的答复。对于好学深思的学生，他公开赞扬；对于学生指出自己的缺点，他也能当面改正。孔门教学中保持的某种自由论辩的活泼风气，是培育众多人才的关键。但是，孔子也曾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歧视劳动人民，把他们看作不可教诲的下愚，这些都表现了贵族士大夫的阶级偏见，也是对他自己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怀疑和否定。

孔子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虽然有传统的天命观念，但总起来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孔子及儒家思想仅仅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汉代之后，为满足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封建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适合封建社会又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思想，于是孔子的思想受到重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确立起来。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教育、史学、政治理论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自身需要，片面地发展了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使其变成了束缚人民思想的绳索。“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对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也进行过尖锐的抨击。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26]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虽然孔子最大的抱负在政治方面，但是他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在我国的教育史上他是好几方面的开创者。这几个方面，无论拿出哪一条来，也足以使他受到后世的钦佩：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师儒是贵族的寄生者。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论贫富贵贱，都一律因材施教。他自己说过，从拿着“束脩”来请求学习的，他没有一个不加以训导。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确实是一大开创之举，这是学术平民化的开端。

第二，孔子依靠个人的力量，造就和招聚了一大帮的人才，他的门下成了至少鲁国人才的总汇。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每当鲁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才时，都要向他的弟子中物色。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在后世也是极为罕见的。

传说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有名可考的也有77人，其中世纪见于记载的一共25人。这些人或以德行见长、或以政治见长、或以文学见长、或与言语见长，都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第三，孔子首先把记忆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首先以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来教训生徒。他的言语，经过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载下来，写成了我国第一部语录——《论语》。

孔子传授的技艺，不外乎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学习的《礼》《乐》《诗》《书》。其中《礼》和《诗》是孔子所常讲、弟子所必修的。但是它不仅仅只是叙述这些书的含义，他常常将内容加以新的解释或者隐身。

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以后，专心著书。这时的孔子已经成为一个国老级的人物，当时的公卿士大夫时不时的加以慰问，国政孔子也有资格过问。这是他的生活境遇也有明显的提高，食则“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可以看出孔子晚年还是比较幸福。

但是这样的晚福他并没有多享，哀公十六年，孔子卧病七日而死，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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