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灭日本。

等待下次金融危机，挑起美国国内矛盾，美国人没钱就喜欢闹事，最好能挑起内战。趁美国人无力东顾的空档，先出动导弹部队，把日本炸个遍，再来夺取制空，制海权，最后登陆作战。打到日本投降，选择其国内比较残暴的军阀来做代理人，统治日本，弄得日本国内怨声载道，然后以为日除恶为由，除掉该军阀，赢得日本人好感。再抛出当年日军的大东亚共荣论，然后以援助重建日本为由，大量移民日本，最少移民2亿，中日通婚，中国男人有优先选择配偶权，凡通婚者必须说中文，写中文。民间不得公开使用日文，学校不得教日文，凡是日本人不许3人以上同时上街，否则以造反论处。经过20年，日文在日本基本绝迹，日本人也基本被中国人同化。。。

以上纯属YY

我的家在大同，那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我的家乡不仅有历史文化，更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这里四季分明，是非常适合旅游度假的好地方。

春天时，万物复苏，御河流水，大同古都在春风中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古城墙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为人们展示出了自己美丽的面貌，她就像一位和蔼的老奶奶正笑着看我们的日新月异和快速发展，春天里的大同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小草也悄悄探出头来，享受着春风的抚摸，她舒服极了，随着人们快乐的歌声而跳起了舞，到处是欢快的人群，他们都在忙碌播洒着春天的希望。

夏天时，火热的激情与好客的老乡忙把四方的客人请进来，请他们在我们的历史海洋中畅游，看美丽的云冈大佛，看到了慈祥、看到了温暖;看华严寺，看到了留传千年的雕塑和古建筑。夜晚来临时，那是大同独有的气候，一阵阵凉爽的风吹散了白天的炙热，消夏的人们聚集在广场上、生态园、御河边，享受着市政工程带给我们的好去处，放松着自己，愉悦着心情。

秋天来了，正是丰收的好季节。大同周边的县城里那是最热闹的去处，人们行走在整齐的蔬菜大棚里、结满果实的果树下、闪着金色光芒的麦场里，走到哪里都是丰收的景象。大同的物产很多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苦荞、莜面、小米、黄花、黄芪。物产的多样带给了人们物质的丰富，逐步走向富裕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笑啊，是又香又甜，流淌着人们对家乡的爱。

冬天来了，纷纷扬扬的雪在天上翻滚着、追逐着、给美丽的古都披上了银色的大衣。随着集中供热的普及，这时的大同处处温暖，人们在家里享受着我们的家乡为我们提供的又一物产------煤。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开始放松下来，人们开始准备年货，走亲访友，饭店是自少不了的，那有名的凤临阁、永和食府、昆仑饭店等等，处处都是美食。别人会嫉妒大同人的，因为我们太有口福了，不仅能吃到全国的菜系，而且还能吃到大同特有的凉粉、刀削面、莜面，那滋味羡煞了外地人。

大同，我的家乡，我为你感到骄傲，你的美丽正在向世界展示，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天下大同。

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是山西省地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晋冀蒙交界地区中心城市之一、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1]。截至2018年，全市下辖4个区、6个县，总面积14056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20274平方千米，常住人口34560万人，城镇人口2211万人，城镇化率6397%。[2]

大同地处中国华北地区、山西北部、大同盆地中心、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实为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北接中国对蒙古国最大口岸二连浩特市，是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3]

大同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境内古迹众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包括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恒山悬空寺、九龙壁等[3]，是中国首批13个较大的市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4]、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中国雕塑之都、中国十佳运动休闲城市。[5][6][7]

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国家重化工能源基地，神府、准格尔新兴能源区与京津唐发达工业区的中点。素有“凤凰城”和“中国煤都”之称。 2019年8月13日，入选全国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8]

中文名称

大同

外文名称

Datong，Датун，대동，داتونغ

别名

云中，平城，凤凰城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北地区

快速

导航

行政区划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民族政治体制经济概况交通运输社会事业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地方特产著名人物荣誉称号

历史沿革

大同城墙

石器时代在大同地区发现和发掘，位于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南发现人类化石。许家窑人是北京人的后裔，约在10万年前向西迁徙时，遇大同湖阻隔，在此定居。与此同时，在大同城西青磁窑、小站、左云贾家窑、广灵洗马庄等地先后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计数千件打制石器制品。与此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武州川、御河、桑干河两岸，大同高山镇、云冈南梁、镇川西村、镇川南梁、孤山、尚龙门、刘安窑、大同县吉家庄、左云县旧高山、天镇县楼子疃、广灵县惠花、大同县佛堂寺、浑源李峪等地都发现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细石器和陶片，其中有打制精巧的石锥、石簇、石锛、石斧、石杵等。陶器有灰陶、红陶和彩陶，纹饰、器形、口形多种，专家认定，远在10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繁衍生息。

春秋时期大同地区为北狄所居。北狄系指以狩猎为生的游牧部落林胡、楼烦。据《战国策·释地》载：“今山西岢岚州以北，故楼烦胡地也；大同、朔州以北，故林胡地。”大同至内蒙古河套一带，春秋时为林胡活动之地。（唐）尧帝封羲和氏子为北岳长老，其二子和叔来宅。《山海经》中古大同为古平国。商汤封同姓于此地，代子立国。[12]

战国时期初为代国，后并入赵地。据《史记·赵世家》载，子晰告赵简子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北，皆子姓也。”及简子卒，毋血立，是为襄子，北登夏屋，使宰人操铜斗击杀代王，遂兴兵平代地。[12]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制，立郡县，全国设36郡，今大同境内为雁门郡、代郡之地。其时见于记载的城有：平城、代、善无、延陵、平舒、武周塞、新城、班氏、马邑等。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征集民众筑长城，在今左云高山以东，云冈以西十里河谷“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13]

西汉沿袭秦郡县制，其地仍为雁门郡、代郡之地。雁门郡属并州刺史部。沿所善无，共辖14县：善无、沃阳、繁峙、中陵、阴馆、楼烦、武州、汪陶、剧阳、崞、埒、马邑、疆阴、平城，平城为东部都尉治。代郡属幽州刺史部，治所桑干，共辖18县，在今大同境内者10县：道人、高柳、班氏、示氏、平舒、延陵、灵丘、且如、平邑、参合。[13]

东汉各州置州牧，后改州牧为刺史。其地为雁门、代郡之地。雁门郡属并州刺史部，治阴馆，属县十四，今大同市境内有四县：繁峙、武州、崞、平城。代郡属幽州刺史部，治高柳，属县十一，在今大同市境内有六县：高柳、道人、班氏、示氏、北平邑、平舒。建武中，卢芳之乱，沿边八部并废，徙雁门、代郡之民于常山关、居庸关东。建武二十七年（51）复置郡，自善无移雁门郡治阴馆，县仍属。其代郡治高柳。“建安中省云中、定襄五郡，立新兴郡于太原界，郡为一县隶之，而别置平城县于勾注陉南，往属焉。”汉末天下大乱，陉北之地弃为荒徼。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讨伐乌桓，平定代地。安集北边郡县之民，在今代县东五里置平城县，属冀州新兴郡。黄初元年（220）复置并州，平城属并州雁门郡。无论属冀州新兴郡的平城，还是并州雁门郡的平城，均为同名异地，非今大同。[13]

文瀛湖景区

三国时，其地为乌桓、鲜卑所据。汉明帝时（58—75）在平城建通光寺，为大同最早的佛寺。[13]

晋时大同北部为鲜卑族领地，南部为雁门郡地，其时郡已迁至广武，属县有：广武、崞、汪陶、平城、俊人、繁峙、原平、马邑。永嘉四年（310），晋并州牧刘琨以拓跋猗卢有救援之功，上书晋怀帝，请封鲜卑拓跋猗卢为代公。建兴元年（313）拓跋猗卢定盛乐为北都，修秦汉故平城为南都，平城复还故治，属代国。[14]

北魏拓跋珪于公元398年自盛乐迁都平城，改号皇帝，改元天兴，并置司州、代尹，治代都平城。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三千家于代郡。“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首都建设。次月“诏有司正超过计划畿，制郊甸”，划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及阴馆，北尽参合。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统兵镇守。[14]

大同

北齐天保元年（550）东魏被北齐所代，大同为北恒州、北朔州地，属县未有大的变化。天保七年（556）改北恒州为恒安镇（今大同），又名东州城，隶属恒州太平县，徙豪杰三千家以实之。翌年废镇，仍为北恒州。周齐之间，突厥渐强，为防御突厥、柔然、契丹，于天保三年（552）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渤海200余千米。天保六年（555）发夫18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450余千米。天保七年（556）先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1000余千米。[15]

公元557年西魏为北周所代替。建德六年（577）灭齐后，州县并废，复置恒安镇，改朔州置北朔州总管府。改太平县为云中县（此大同称云中之始）。灵丘属蔚州，为灵丘郡治。[15]

隋开皇元年（581）重新统一中国后，改诸州为郡，其地为马邑郡、雁门郡之地。马邑郡治善阳，辖善阳、神武、云内、开阳。雁门郡治雁门，辖雁门、繁峙、崞县、五台、灵丘。恒安镇隶属马邑郡云内县。开皇五年（585）置代州总管府。隋为了防御突厥侵扰，大业三年（607）“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公元615年八月杨广巡游塞北，突厥得悉，率领10万兵攻入塞内，杨广被迫退到雁门，在各地军民增援下，杨广才解围而去。第二年突厥又犯，被李渊带兵击退。[15]

唐初依隋实行州县制。武德四年（621）平刘武周，复于故恒安镇置北恒州。武德六年（623）于雁门郡之灵丘别置蔚州。武德七年（624）北恒州废。贞观元年（627）发天下为13道，云、蔚、朔等州属河东道。云州治云中，辖县云中。蔚州治兴唐，辖兴唐、飞狐、灵丘。朔州治善无，辖善阳、马邑。唐末，以浑源川为名，置浑源州；以雁门山、龙首山南北呼应为名，置应州。贞观十四年（640）于故云内县置定襄县，兼云州治。龙朔三年（663）置云中都护府。永淳元年（682）为东突厥默啜所破，州县俱废，移百姓于朔州。开元十八年（730）复置县，改定襄为云中县。废北恒州为东州城，复置云州。天宝元年（742）改云州为云中郡。乾元元年（758）改云中郡为云州。会昌三年（843）以云、蔚诸州为大同道，罢属河东，置都团练使，治云州。咸通十年（869）置大同军节度。中和二年（882）改大同节度为雁门节度。四年（884）云州复隶河东道。唐至德以后，中原运兵刺史皆管军戎，大同防御使由云州刺史领管，辖云、蔚、朔三州。唐末云州地区成为沙陀部和吐谷浑赫连铎部争夺的主要地带。也是李克用父子发迹之地。乾符三年（876）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子克用为云中守捉使，杀防御使，据州以闻。僖宗赦克用，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不受命。广明元年（880）李琢攻国昌，国昌兵败，与克用奔北地。共巢入京师，诏发代北军，寻赦国昌，使讨赋，克用率三万五千骑而南，收京师功第一，国昌封陇西郡王。国昌卒，克用取云州。唐末封建割据，云州陷入长期战争中，后李克用子李存勖灭梁，是为唐庄宗。[15]

五代其地为后唐所占，区划未有大的变动。云中县为云州治，隶属河东道。李克用与契丹耶律阿保机相会于云州东城，易袍马为兄弟，因取“怀想仁人”之义，改名怀仁县；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析蔚州兴唐县设置广陵县（今广灵县）。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清泰三年（936），叛将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拜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借契丹兵灭后唐，称帝，国号晋。以契丹有助援之功，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云中判官司吴峦“闭门不受契丹命”，修整器械，昼夜守城，坚持了半年之久，“峦求援晋，晋主召峦南归”，云州陷落。至此，大同先后被契丹、女真、蒙古统治

唐代开元盛世

唐玄宗治国之道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宗提倡文教。唐玄宗在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使得唐中期的朝政趋于稳定。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和恢复奠定了基础

唐玄宗先从经济方面改革。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制订新的经济措施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改革实施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大力发展农业。

唐玄宗还对兵制进行改革，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提高军队战斗力，收复故土，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

对外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大唐天下大治，经济迅速发展。此间的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1] ，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桃花源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千字名篇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理想社会图景。他所极力描绘的是田园生活中宁静、美好的一面。你看：“土地平旷，屋舍井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一切都极琐碎，极平常，然而又极亲切，极真实。浮现于我们眼前的，俨然一幅“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牧歌式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喧闹，没有斗争，没有灾难和不平。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切难道是真实的吗？

根据史书的记载，陶渊明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政治矛盾异常尖锐，社会生活动荡不宁的时代。一方面是“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著名的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发生在隆安三年（399）。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又争权夺利，连年征战。先是王恭、殷仲堪与王国宝的兵祸连结，接着又是桓玄、刘毅等的连年火并。陶渊明生活的江州，地当荆、扬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史称“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乃至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到处是一派残破景象。陶渊明不去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而去极力描绘牧歌般的田园生活，难道这可以说是真实的吗？我以为仍然是真实的。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与黑暗现实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念。陶渊明作为一个田园诗人，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是“理想的”而不是“写实的”。他在这里描绘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而不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景象。说它真实，指的是理想和这种对理想的追求是真实的。

那么，《桃花源记》中的“现实”究竟表现了诗人怎样的理想呢？

首先，《桃花源记》表现了诗人希望有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不要纲纪朝规、名教礼法的公天下的理想大同时代。陶公在《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描绘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取消了朝代，当然也就没有了你死我活的纷争，没有了战争。“秋熟靡王税”，这是否认了政权，陶渊明简直成了“共产主义者”了。请看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桃花源记》为描写当时坞壁之生活，而加以理想化者，并非无根据之文也……陶渊明理想中的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王介甫《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深得其旨。盖此文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借以表示其不与刘寄奴新政权合作之意也。”不管陶渊明的理想来自何处，他笔下的“准共产主义”却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在我看来陶渊明的否定君权很大胆，这是他的祖师爷们所不敢的。不过这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关，“乱”与“篡”使他对君权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忠“晋”使他不屑于承认其他的野心家。不过，陶渊明最终还是无法超脱，只不过由现实遁入精神的追求而已。

其次，陶公在这篇千字文中还表现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以及儒家的“制民以产免于饥寒”的王道理想。“土地平旷，屋舍井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安其居者也；“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者也。我最近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龙兴武先生在近期出版的《学术月刊》著文说："陶公笔下的桃花源不是虚无缥缈，它的原型是湖南湘西武陵苗族古代村落。”但我以为陶渊明描绘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而不完全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景象。当时饱受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劳苦大众，不正是向往着这样的理想社会吗？彻底的否定，往往并不表现为直接的批判，而是另外树立一种全新的与之截然相反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其实取自于儒道精神的精髓。陶渊明貌似静穆，貌似超脱，其实充满着一种对理想生活的强烈向往，而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最彻底的否定。陶渊明虽然经常以“羲皇上人”自居，其实，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他所生活的东晋社会。

不仅如此，陶渊明还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少有的民主意识。桃源中人人平等，和睦相处，虽非骨肉亲，如同手足情。对外来者，源中百姓“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而源中百姓之间“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源中民风古朴、淳厚，无内外之分，无贵贱之别。在《桃花源记》中作者的理想是一切顺应自然，既无衣食之忧，更无世事烦扰。“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他甚至希望能回到远古的生存状态“草荣识时节，木衰知风厉。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当然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他隐居生活的真切感受，但同时也凸现了陶渊明对现实的失望，准确地传达了陶渊明当时的心态。现实中的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先据要路津”的生存竞争……他实在是看惯了。为生计所迫，他在世俗的尘网中曾苦苦地挣扎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他有自责，有烦郁，有“为五斗米折腰”的种种苦恼。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向往自然。陶渊明的自然观，与当时流行的放浪形骸的寄生哲学明显不同。从《桃花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然之趣的精神实质，是以农耕的实践去谋求与自然冥合无间的健康的人生理想，所以他的理想才生动明快，欣然有生气，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种自然观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永恒主题，在这种自然观指导下的理想与追求越过时空在一千五百多年以后依然吸引着我们就不足为怪了。

我在上面谈到了陶渊明的理想，但我觉得很有必要更深入的探讨一下陶渊明理想产生的背景。

《桃花源记》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桃花源记》并没有跳出儒道思想的窠臼。不过，它糅合了儒道两家的理想，表现为一种新自然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除了“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为陶渊明接受以外，老子的复古思想，国小人少，不要文化，没有剥削、压迫，这些理想在《桃花源记》中统统得到了再现与发展。

再来看看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陶潜说“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在这段话中所表现的制民以产，免于饥寒的王道理想正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反复咏叹的……

考证《桃花源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419--421年之间（逯钦立先生认为写于公元419年），此时陶公隐居田园以至少十三年,对田园生活已有切肤之感。作者的这些感受成了《桃花源记》中理想的源泉。

农人的淳朴、古直，相互和睦往来其实是陶渊明在隐居生活中的美好感受。他的田园诗中对农人生活的描绘是这样的：“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日入相与还，壶浆劳近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桃花源诗》中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难道不正是上述景象的翻版吗？一切顺应自然其实是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田园诗中“气变悟时宜”在《桃花源诗》中成了“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而“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又有“草荣知时节，木衰知风厉”来呼应。那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置而鸟惊”担心是不必要的，而且省去了许多世俗的应酬，难怪作者要感叹“于何劳智慧”。至此我们也清楚了“劳智慧”的内涵，并不完全是不要思想，是倒退，而是一旦脱疆归来，触处皆新。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是对解脱的欢呼，对自由的礼赞。作者大声宣告：再也不会为“那一个”世界劳神费心。“于何劳智慧”是作者与乱世决绝的宣言。

陶渊明的高明决不仅仅是浑身飘逸，而是他真有所追求。

荀子曰：“天行健而君子自强不息。”他将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即人的追求应该象天地运行一样始终不停息，不退却，不气馁。陶渊明身体力行了荀子的主张。他从儒家的“朝闻道夕死也可”出发，合着时代前进的节拍，执着的追求人生的真谛。欧洲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比陶渊明的桃花源晚了整整十个世纪，虽然它们都产生于对封建专制的极端厌恶。桃花源中虽然不可耕田，但这种不同凡响的理想表现出归隐不仅是陶渊明对“乱”与“篡”的回避，更表现出他对“立善”的锲而不舍，表现出他精神追求已超越了他的时代。因此，李泽厚先生说他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者”，陈寅恪先生说他“实为我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有着非常光辉灿烂的成就，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文学已经产生了辉煌的篇章，它的标志即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三百零五篇，按照音乐分类，共有“风”、“雅”、“颂”三部分。《诗经》中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初步形成民歌创作的艺术传统，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诗经》中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当时人民多样的思想感情，都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反映。

战国后期，在南方产生了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即楚辞。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运用楚辞形式创作了《九歌》和《九章》。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除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精神和浪漫色彩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诸子散文，其中佳篇往往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论语〉〈孟子〉或警策，或雄畅，〈庄子〉则文学性最强。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后一时为序，或以国为别，其中的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战国策〉的人物描写更有个性，技巧愈加高明，言辞愈加铺张，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两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享乐，用文学来歌舞升平，弘扬国威，于是辞赋应运而生。汉赋经过了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几个发展阶段，给予魏晋辞赋和唐宋文赋以直接的印象。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乐府本是建于西汉武帝时的官方采诗机构，其所采集的民歌即称为乐府诗。乐府民歌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心态、愿望和要求。其着力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精神和赋、比、兴各种手法的互补运用，与《诗经》一脉相承，而它长于叙事铺陈，语言富于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有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在汉乐府民歌哺育下，汉代文人五言诗也由酝酿而逐渐发展成熟。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这是一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抒发了动乱社会下层士子的牢骚不平，情调难免感伤。与汉乐府民歌多为叙事诗不同，《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被后人赞誉为“五言之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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