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如何提高国民性

你好，中国崛起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势力的增长。由于中国拥有稳定而众多的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支出，因此经常被视为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

而所谓“国民性”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个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不能归结于某个民族的性格，而是多半要归结于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程度，制度建设，以及文化传统方面。

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生而平等，我们既不能麻醉于吹捧自己的勤劳勇敢善良，也不能一味的贬低自己的劣根性，不如西方人素质高。当然很多人，包括鲁迅、林语堂提到的劣根性，是为了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去反省，去改变，只有认识了，反省了，才会改变。

很多已经暴露的问题，例如对遭受苦难者缺乏同情心，官本位文化，自私自利，耍小聪明，不遵守规则等，与其说是民族性格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以近代或现代文明的眼光来审视古代社会，其中自然充满了愚昧和野蛮。男女平等，关爱残疾人士，法律人性化，禁止私刑，尊重人权等等，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已是国人认同的基本理念。当然，这些方面我们现在也不是全无问题，但是比之一百多年前无疑有了显著进步，而不会像过去一样，对女性等弱势群体遭受的苦难视为理所当然，这说明了某些国民性问题实际上是文明发展程度的问题，是时代与时代的差异，而不是民族与民族间的差异。

举例一优点和缺点详细说明：

比如“勤劳”。当然，这似乎是个优点而不是一个“问题”。其实，中国人让人印象深刻的与其说是勤劳，不如说是胓手胝足的勤劳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财富。经济学家陈志武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他认为，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中国人的勤劳，就是为了支付制度成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缺点如缺乏公共精神，有很多现象——农民毁坏公路，车夫在道路中间随意卸货，百姓对国家大事忌妒冷淡，地方上考虑的都是各自的利益。这些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制度问题。往小处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得不到清晰界定，自然会引发“公地悲剧”；往大处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久的文化认为，所谓的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帝王们的私事，“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无权利者无责任，老百姓何必操那份闲心。我承认，现在的国人仍存在缺乏公共精神的问题，但我坚持认为，这与我们的社会没有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的制度息息相关，而不是什么民族性格的问题。就像林语堂谈到中国人的国民性时说过的，“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

所以改变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教育是必须的，但是只提高教育就能改变么，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学校教育一般也要有10多年之久，长一点的读到博士，大概要接受20年左右的正统教育，学校的教育都是教育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教养有良知的公民，但还是看到很多高学历的人违法乱纪，还是看到一些人在卖国求荣，……所以教育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教育是文化的一种，文化也必须改良，此外，古人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很有道理的。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制度建设，以及文化传统方面都是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原因。提高国民素质可以从这些地方着手。崛起的中国绝对不能只把目光放在GDP上，清朝1840年的GDP是英国的5倍，还是被打败了，“鸡的屁”和“房事”绝不是一个国家的主旋律。只有一个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民素质高的中国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一、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一) 鲁迅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

真面目。”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宣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周家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误语。家庭的突然变故，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世人的势利、冷漠给了年少鲁迅最初深切具体的感受。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就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以及校内“关帝庙”之类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不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的无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在日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仙台医专的**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看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的主张旨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国人的精神，进而振兴中华民族。严复的观点启发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人的本质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中，还存在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乎于“实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会。他把人的个性自由称之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的观点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权利的真正现实问题。他的主张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反，而是倡导个性、民权。此外，康有为从解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发，阑述了人性可变，故而应该因势利导的发展观点即国民性的改造应该以“国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在认识“国民性”问题上，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很大。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较系统的人学思想。1896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为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这体现了“新国民”先从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呵旁观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把中国人的劣性归结为“旁观”二字，并列举了六种“旁观者”：一是“无脑袋之动物”的“浑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呜呼派”；四是名为旁观实为“后

观”的“笑骂派”；五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无所作为的“暴弃派”；六是观望等待的“待时派”。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保守而缺乏进取精神的国民特征。梁启超认为这些旁观者是“人类之 蟊贼 ，世界之仇敌”。鲁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这类旁观者的丑恶，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观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中的“奴性”方面，鲁迅的思想与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剖析了他们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对于扫除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性，邹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这也”。“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鲁迅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鲁迅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史密斯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他还郑重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去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鲁迅逝世前14天还念念不忘。鲁迅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美，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26年7月2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记录了鲁迅购买到安冈秀父的日文著作《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时间是1926年7月2日。鲁迅记下了他对这一本书的意见:“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与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风炽盛。”从这一篇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基本上同意安冈秀父在书中对中国人的批评意见。安冈氏所列中国人的十条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鲁迅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

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性大讨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到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却面临祖国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机。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鲁迅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一)国民性中的奴性人格

国民性弱点的奴性人格表现为麻木不仁，混沌无知，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观与同情心，甘当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压抑、生命力萎顿，丧失活力和热情；墨守成规，抗拒变革；尊家族、重门第，尚血统；等级观念重，官瘾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懒散；狡猾，欺弱怕强；怯弱，逆来顺受等。凡此种种，其核心就是“奴隶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在下人性的扭曲。阿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阿强“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杂，这是封建思想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长期奴役人民大众的结果。阿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名字都没有，物质生活贫乏，常遭人欺诈。阿强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强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强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啊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强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强冷漠麻木。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阿强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鲁迅在阿强身上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揭露了种种国民性弱点。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

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首先要定义国民性的具体概念。国民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体现；二是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简单的讲就是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我认为鲁迅倡导的正确国民性是通过它作品的诸多人物反证过来的，大致归纳如下：

1、自我认同，不盲从，不奴性

2、去除卑微心理，从容的生活

3、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心，但要压制探奇过程中的恶念

4、对控制权的追求，（但他并没谈到有控制权的人应该如何控制自我膨胀）

一、国民性的奴性人格。阿Q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Q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Q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Q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Q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Q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阿Q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价值：揭露社会现实，暴露国民弱点，批判吃人礼教和封建腐朽落后的思想。完成了从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向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转变，对后来的批判性小说影响重大。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看客心态、 阿Q式“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进行了全面批判。所以，《阿Q正传》在报上刚开始连载不久，人们就开始惶惶不安，认为鲁迅“丑化”中国，丑化中国人的指责一直不断。

（一）《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批判

《阿Q正传》不急不躁，娓娓道来，而且充满喜剧性。但在报上刚开始连载不久，人们就开始惶惶不安，认为鲁迅“丑化”中国，丑化中国人的指责一直不断。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看客心态、 阿Q式“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国民性心理模式进行了全面批判。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良苦用心

鲁迅批判国民性的苦心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通过揭露和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其主要特色在于，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

总结：回到“历史现场”

改造人民，使他们变得血型。

鲁迅先生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是研究学界对他的评价，所以鲁迅先生是想通过文学、通过革命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思想，唤醒一个民族的血性。

在那个恐怖时代，或许鲁迅先生仅仅希望唤醒麻木的中国人，学会呐喊和反抗，或许他成功了，革命取得了胜利。

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工农运动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1、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2、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最终导致了西方文学不彻底，东方文学被否定，是中华古典文化走向没落的开端。

3、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评析鲁迅的国民性评判思想和它的价值：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看客心态、 阿Q式“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国民性心理模式进行了全面批判。

国民性评判思想：

影响各国文化及人族“外貌”行为气质有着深刻的内涵，英国人的“商人契约”民族性，事事讲规则法律边界，即使是去掠夺殖民也会弄出一套规则意识。

美国人一半继承了英国商人性格，另杂糅了近现代德、法的启蒙思想的影响，讲究“严谨与实用性，一套尊重人权，科学逻辑的多重复杂间离”民族性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野蛮性格又有着严谨，雄壮有力，坚忍不拔气质。

符合国民性及国民性研究的特点是：通过国民性研究可以解剖一个国家的密码；反映的是群体的、而非个别的认同和行为的方式；国民性研究是一种决策研究；国民性包含了文化表象、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伦理 、宗教传统等要素。

国民性是指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文化共同特点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总和。

扩展资料：

国民性研究试图描绘出一个民族集团成员性格所具有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归因于他们共有的民族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制度等因素；因此，国民性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方式。

更进一步地说，是根据人们的集体行为阐明以往事件形成的动力和过程，估量当前事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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