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而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他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下来灾异来谴责和威慑，所以人君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 “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大一统事业的需要，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在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汉初，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的复兴，叔孙通制礼仪，陆贾、贾谊等让刘邦尊儒，融合诸子思想发展改造儒学，适应统治需要，扩大儒学影响力。汉武帝时最终成为统治思想同时开始经学化、政治化。汉宣帝、汉成帝时经学统治地位全面确立，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加强了经学对行政的干预和影响。
董仲舒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董仲舒是汉朝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揉合了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并开始赋予儒家思想以哲学和神学的内涵。
满足汉武帝将君主权力绝对化、神圣化的内在要求。
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为加强君权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宣扬“君权神授”，神化皇权，但人君要仿效天道实行仁政;
提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针对土地兼并严重和百姓生活困苦的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仁政思想，提出限田、薄赋、省役等主张，用以改变土地兼并严重和百姓生活困顿的现实
思想方面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董仲舒把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一些思想杂糅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更适合于统治的思想。如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进一步神化君权。此时期的新儒学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全面肯定。
政治方面汉武帝起用儒者参与国家大政。儒学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士人纷纷研习儒学。
教育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作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主要为儒家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教育为儒家所垄断。第二，兴办太学，由“博士”负责讲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可到政府任官，打破了贵族世代为官的规矩，有助于社会平等。第三，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的地方教育系统，儒学在各地方得以推广，在民间也处于独尊地位。
当代新儒学是目前海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当代新儒学的学说，有其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本文作者认为，就儒学观而言，当代新儒家把儒学仅仅规定为心性之学，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其原因也不难索解，因为当代新儒学就是直承宋明的心性之学而来的。他们以为生命与心性是离开时空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只需通过所谓“智的直觉”就可以自识和把握。和宋明理学一样，当代新儒学最多不过是在内在生命中透显了“天道性理”，而从不考虑如何将它落实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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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学是五十年代末崛起于港台的一股学术思潮，其在儒学心性义理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见，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当关注，国内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对之亦津津乐道。对当代新儒学我没有专门研究，但近几年来，我对当代新儒学也还有所留意，这主要是由于自己从事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史的研究，因此作为必要的了解，而去读一点当代新儒家的著作，也包括一些研究他们的著作。通过了解产生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当然未敢自必，因此这里所谈，权作姑妄言之可也。
一
当代新儒家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代表，但当代新儒学的学说则应以牟宗三的理论为其主要代表，此点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牟先生思想学说之大要，据我不一定准确的理解，大致可以归为如下数点：1、以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在儒家中则又判孔、孟、陆、王为所谓“正脉”；3、对儒家的经典， 主要重视那些在汉唐经生看来与“五经”相比，只称得上是“传记之书”的典籍——即《易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4、认定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而其他则都是所谓的“绕开去”、“歧出”或“别子为宗”；5、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途径， 就是本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6、 对西方哲学则最注重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学说。
当代新儒学的学说，有其一定的价值。 这价值如简言之即在于：1、非常自觉地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确切地说应该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2、认真尝试融汇贯通中西哲学和文化；3、主观上努力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4、 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对儒学中心性之学的研究水准。这些方面应该说都值得肯定，而其中最富实质性的贡献我以为是在最后一点上。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新儒学也存在着不少缺陷，这些缺陷就使得其学说之价值大打折扣，同时也引起了海内外一些学者的强烈的批评回应。综观我所见到的对当代新儒学的批评意见，可以说大部分是集矢于其“开出”说——即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学统”。倘稍微具体点说，就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坎陷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亦即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至于从批评者的视角来看，有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具体历程着眼，有从与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相比较着眼，有从与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的关联着眼，有从与康德、黑格尔哲学比较着眼。许多批评尽管比较严厉，但尚能做到客观公允，当然也偶有人云亦云者，此不待具论。对牟先生的“开出”说，我也觉得难以苟同。但我以为，当代新儒学所存在的问题，“开出”说恐怕只是其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更深一层的具体检讨。这里主要想简单地谈一下当代新儒家的儒学观问题。
二
既然要谈儒学观，那就有必要略微涉及一下“儒学”的内涵。
“儒”之含义，先秦和两汉的学者多有论及，而经典式的诠解，当首推西汉刘歆在其《七略》中所提出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尔后的近一千九百年里，对此说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异议。
自本世纪初章太炎《原儒》一文出，运用历史的观点论述“儒”之分类及其演化。以后，胡适、冯友兰、郭沫若、钱穆等大学者纷纷加入了“原儒”的讨论与辩难中。解放以后，这一讨论由于学术以外的原因而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七十年代后又继续展开，参与者颇多，除了徐中舒于甲骨文中发现“儒”之本字为有大的突破之外，其余大多未超过前人。有关这近一个世纪中学术界对“儒”的种种论辩，是个颇有趣味的课题，但这里暂且打住，容日后再谈。
就儒之思想学说而言，在我看来，最简洁的论断仍不出传统所谓的“内圣外王”四个字，“内圣”则“修己”，“外王”则“治人”；从儒学演变之大势来看，则可以唐朝为界，前此是“外王”强而“内圣”弱，后此便“内圣”盛而“外王”衰。以上固可视为通俗之谈，但也确是不易之论。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直至宋代之前，我们可以说，儒学所弘扬的主要是“齐家”之学和“治平”之术。在此阶段中，儒学所体现的基本的精神方向是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所以此时的儒学，主要乃是关于实践的社会与政治学说，其要旨是以宗法血缘、伦理亲情为出发点的延伸和泛化，它面向人生，重在济世，侧重于伦理、政治、教化。此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宋以前的儒学，“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其“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非“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11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当是时，儒家之道德形上学虽也有“思孟”一系的阐发，但却始终具体而微，不为大多数儒者所重，更不遑论有进一步的发展。而统治者对于教化之事，更重视功效、重视实用，却不重视理论的探讨，也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一般论及人性的状态层面就完全够用了。所以，他们是不会对人性本体层面产生兴趣的。再者，儒家学说一向缺乏宗教所具有的信仰的力量，因此也没有动力将心性理论推向深入。
两汉以后，中国整个思想和学术格局出现重大变局，随着新思潮的崛起、外来文化的撞击，整个儒家学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与冲击，开始踏上了时运不济的蹇途。魏晋以降，佛道的影响日趋增大，以至于士大夫赖以正心修身之资，释老二家也实夺孔孟之席。正是在佛学和道学的挑战与冲击下，儒家学者才开始亟思强化其学说统摄人心之作用。强调心性之学的“新儒学”（Neo—Confutionism ）于是便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儒学在佛、道学说挑战下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杜维明语）。
儒学要开出其心性之学，还是有其一定的思想资源。大家知道，儒学一贯重视道德，重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它研究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以及人的道德时，往往会归之于心性论。儒学又历来重视教化问题，并以为垂教之本原源出于心性，也就是说，教化的理论基础即为心性论。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心性论的因素，尽管孔子没有作出具体的、展开的论述。孔子以后，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到《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到《易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到《荀子》的“心者道之主宰”；到《大学》的“诚意正心”等。可以说无不由“尽心”、“见性”以上达天道，由“修心”、“养性”而成贤、成圣。两汉时期，尽管经学被定为“国学”，“通经致用”成为一时之尚，可仍还有董仲舒主“性三品”说，扬雄持“性善恶混”论之余波。这些都足以给宋儒建构其儒学心性论提供经典的依据，或资以出发的起点。
宋儒汲取佛、道的思想和方法，参以儒家原典中有关“心性”的资料，把本属于日用伦常的“心”、“性”、“理”、“道”等范畴拔高、升华，赋予其宇宙论、本体论的意义。并立足于“此岸”，以“超越”而不离世的方式，对释、老两家所提出的各种关涉人生“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的宗教和哲学问题，作出了新的、儒学化的回答与再解释。并提出类似“戒定”的所谓“修养工夫”，营造出了一个可与“天国”、“彼岸”相媲美的“入圣”境界，从而使儒学面目为之一新，而又保持了其“修己安人”的入世传统。且因此而使儒学具有了社会功能上类似宗教，可理论结构上非宗教的特征。
然而，儒学心性之学的旗帜大张之后，却又导致了矫枉过正之失，即把孔子以来儒者所注重的事功之学的传统旁落了，尽管宋明儒者口头上从未否定过“内圣外王”。有关此点研究宋明理学者已谈得很多，不必再一一具论。就是牟宗三自己也承认，宋明儒者“对于内圣面有积极之讲习与浸润，而对于外王面则并无积极之讨论，彼等以为只正心诚意即可直达之治国平天下”（《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5页， 台湾正中书局1968年5月版）。及其末流之弊，则束书不观，游谈天下， “满街圣人”，率性任情，向上一机，顿悟本体，而于国计民生、社稷安危则根本不屑一顾。到了满洲铁骑入关，大明江山易主之时，这些自以为已参透了“心性本体”的人，就只能作“愧无半点匡时策”之哀叹。少数“工夫”到家的君子，以“惟余一死报君王”的死节来显示自己的修养节操，而更多人则是作鸟兽散。于是，继之而起则就有顾炎武等起而拨乱反正，倡言“舍经学则无理学”，强调要回归于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回归儒经原典，回归经世致用。再一转则入清儒考据之学，走向另一个极端，鄙视心性之学。嘉道以还，今文经学复兴，但“身心性命”之论依然一蹶不振，直到“五四”以降才稍稍复苏，但也仅是少数人的偏好。
三
从以上简单的陈述中不难看出，当代新儒家把儒学仅仅规定为心性之学，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可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所主张的方法本来就不是从历史文化本身的事实和意义上去观照，而强调靠所谓的“内在理路”来推论，强调要“把文化收进来，落于生命上”（《道德的理想主义》第227页， 台湾东海大学1959年11月版），进而作出“同情的”、“理解的”研究。易言以明之，就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把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文化变成其概念体系中的一些逻辑环节，进行任意地把玩、打扮和涂抹，褒之则可上天，贬之则必入地，随心所欲、自我作古，以为历史这种既成的事实可以随他们一己之好恶而改变。他们曾反复强调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抱有“敬意”，我完全相信他们的态度是出自内心的真诚，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连一些最基本的中国历史文化之真实都不愿意尊重，那还有什么“敬意”可言呢？用韦政通略带调侃但却颇中肯綮的话来说：“就像一个做医生的儿子，如果要替自己的父亲看病，他绝不可以把对父亲的一份敬意，作为诊断的依据，因为这根本是两回事。”（《儒家与现代中国》）第2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当代新儒家之所以会对历史上的儒学，作出类似佛教“判教”似的论定，其原因也不难索解，因为当代新儒学就是直承宋明的心性之学而来的。他们奉陆王心学为儒学“正宗”，把儒学仅仅看成是“成圣成德之学”，以为儒学的最大功能只在于完善个人的生命人格，在于实现个人生命深处的道德本性，所以连讲“尊德性”之同时不忘“道问学”的程朱一系，也被判为是歧出的“别子为宗”（但却又无法真正说明这个“别子”何以能“为宗”，只能再祭“内在理路”这一“法宝”），并激烈地抨击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因此就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当代新儒学的性质属于心性之学，就其本质而言，与宋明理学无异，尤其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几乎如出一辙。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像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牟宗三不仅要在中国文化中为儒学争正统，而且要在儒学中为陆王争正统”（《关于新儒学研究的信》，《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
当然，除了承继陆王心学的思维进路之外，当代新儒学家还有其之所以称为“新”的一面，那就是从德国的唯心论哲学中汲取了不少思想智慧和理论框架，用以支撑其学说。我们知道，德国的古典哲学，其主要特征就是唯心论，形上学占具着绝对的优势。无论是康德的道德形上学，还是黑格尔的精神形上学，其关心的重点均在远离现实的概念系统，所追求的都是自身概念系统的一致及完善，而很少关心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及其要求。当代新儒家师法康德、黑格尔、同样也热衷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思辨，热衷于编织繁密琐细的理论体系，他们殚精歇虑，为儒家建构起了一套颇为精致的心性本体论，使儒学的心性之学又翻出一个新的格局，其体系结构之严整、思辨色彩之浓郁均大大超过了宋明理学。但与此同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毛病他们也照单全收，这就又使其生活于自己营造的逻辑系统和思想王国中，忘记了现实生活的生动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企图用名相概念去概括、取代现实。
平心而论，关心生命心性，这本是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吸收西方文化中“显学”之养分以充实中国的传统学问，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也可谓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如前所述宋明理学即由此途而出）。这两者原都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代新儒家非但无法克服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和康德、黑格尔哲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反而走得更远。如上种种，就造成了当代新儒学既缺乏现实感，又缺乏历史感，且还染上过分形上化、个人化和内在化之色彩。
四
当代新儒家的学说缺乏现实感，闭门造车者居多，这是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了的。但我以为，缺乏历史感同样是其十分致命的弱点，尽管他们以治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著称，且又口口声声说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抱有“敬意”。当代新儒家的学说基本上是建立在共时态研究之上的，他们在努力建构其形而上学体系时，不仅不关心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而且也全然漠视历史与时间的存在。以为生命与心性是离开时空（历史与现实）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不管历史和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生命与心性总是挺然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只需通过所谓“智的直觉”就可以自识和把握。因此之故，他们眼中的生命与心性主体——人，就不可能是社会与历史中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从而，人的完善也就只需靠“智的直觉”在超时空的瞬间“当下即是”的证悟，而不需考虑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众所周知，生命与心性纯属个人的事，由于当代新儒学过分张扬了儒学中的心性之学，因此其学说的个人化倾向十分明显。这也就使之立论始终不离“身心性命”之畛域，把个人的生命与心性化约为万有之本原及基础，看成是世界上最最真实的存在；也使之不关心人的社会关系，从不从社会关联的视角立论，更不考虑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达到改变人的目的。不讲儒家“制礼作乐”的政治实践；忽视作为“学统”的儒家经学，尤其是其中的《礼》学与《春秋》学（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统”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并不是如当代新儒家所说的没有，而是与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忘掉儒家“通经致用”的抱负；抛弃了儒学中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等许许多多经世济民的崇高理想，这实际上也就是抛弃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一面的传统。此点与宋明理学无异，所以批评宋明理学的观点用来批评当代新儒学都可以说是有效的。
极端个人化又造成了当代新儒学极端内在化之倾向，即把一切外部事务的解决，全部落实在内在生命与心性问题的解决上，从而也就看不到外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与独立存在的价值。他们想用内在的生命与心性，去涵盖所有的外在事物，想通过内在生命与心性问题的解决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外部问题。所谓的“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说白了无非是王阳明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现代诠释罢了。在我看来，内在化的超越固然是“天道性理”的挂搭处之所在，但此种“天道性理”如果不能透过外化的媒体显现出来，那还是枉然的。所谓外化的媒体，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可称为“文、物典章制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系统，都毫无例外地拥有自己的一整套文物典章制度，以此来彰显出“天道性理”，体现这一文化系统的内在价值。和宋明理学一样，当代新儒学最多不过是在内在生命中透显了“天道性理”，而从不考虑如何将它落实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去。殊不知没有外化的一整套文物典章制度的保证，光靠“内在的超越”、“内在的理念”是无法真正支撑住“天道性理”这幢“大厦”的，中国的历史、宋明理学的演变史，已经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说明。
五
儒学中的心性之学，在揭示儒家社会和政治实践之形而上学的基础，在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在矫正事功之学由于过份认同现实而有丧失社会批判能力之趋势，在批判社会风气的腐化堕落等方面，有其相当的价值与功效，因此可以说是儒学不可或缺的一翼，尽管它的形成更多是得力于佛学，而不是如宋儒所谓的全来自孔孟。以往国内学术界对心性之学大多持否定的态度，那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有必要加以纠正（实际上目前正在纠正）。但是，如果对心性之学过分张扬，进得去又出不来的话，那么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势必会重蹈宋明理学家的老路。
传统儒学的缺憾就在于：讲求“内圣”的心性之学，始终不能与讲求“外王”的事功之学接榫，理论上虽早已论证了（如《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但实践上却一直打成两橛。这个问题，实际自北宋理学诞生以后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范仲淹、胡瑗、王安石、张载等思想家，于此都曾作过程度不同的实践努力，但结果都不成功；而程、朱、陆、王这些理学大师，于此则仅仅限于理论上的首肯（王阳明似稍有例外，但他的事功与他的“心学”看不出有什么内在联系）。当代新儒家既然已把儒学规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此点正确与否大可以讨论），又既然要以弘扬儒家文化为职志，那正应该于此三致意。如他们真能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那才真正无愧于“当代”和“新”这些“儒家”前面的定语。否则，光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去绕一圈，回来还是啥也没变，那么他们实质上依旧只能是“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代新儒家已经看到中国文化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本儒家之“道统”开出“新外王”（此点正确与否也大可讨论），但其除了从纯逻辑思辨中推出“开出”说之外，实无其他任何实质性或建设性意见（这里就且不说“开出”的内涵，原来是被他们骂得一文不值的“五四”前辈们所引进的“民主”与“科学”，而并非他们自己苦思冥想的发明），却马上又游离主题，抛开自己所认定的当务之急，重新转到身心性命上去“彻法源底”、“重新予以全部展露”，涵泳玩索那些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去了（关于这一转向，可参看郑家栋在其所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一书之“总序”）。
最后，话得说回来，当代新儒家这样做当然也无不可。不过，其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成为躲在概念王国里玩游戏的“自了汉”，也使当代新儒学充其量成为局限于学院“象牙塔”里的一个哲学小流派，根本无法进入社会系统的实践领域。这样一来，不就大大有悖于其所服膺的孔孟之“真生命”和儒家之“全幅精神”了吗？
新儒家可有两种理解：
(1)指宋明时期的儒家各学派，如“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等。
(2)更普遍的指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并一直发展至今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一学派力图在当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为了区别这两个不同内涵的学术流派，后者又往往被称为“现代新儒家”。这里专指“现代新儒家”。
当代分期：
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其中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于1958年元旦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标志着海外新儒学的真正崛起，同时意味着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进入新的阶段。
新儒家三圣
新儒家三圣是对上世纪新儒家的三位大师：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的合称。上世纪存亡继绝的年代，现代新儒家三圣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为我们坚守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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