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有人认为明太祖的政策背离唐宋变革趋势,请结合史实对这一结论做出合理

要说背离历史趋势，个人觉得主要有两点比较严重。

第一是废了丞相制度。无论唐宋，甚至元，这个制度持续了上千年，对于制衡君权，有很大作用。废了的话，君主集权就会变得非常严重，乃至畸形。

第二是实封诸王。这别说唐宋了，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好像就没有过掌控兵权的诸王了，宋朝更是连武将的兵权都被打击到不行。老朱这个人是真心疼儿子……两千多年唯一一次藩王虐翻朝廷，就是他儿子了。

不是背离，是因为中华文化被蒙古人严重摧残，出现了倒退导致的

蒙元本身游牧部落，其争霸过程中仅仅是军事上有所建术，其所有的政治制度和体系非常落后。首先它实行分封制，否则蒙古帝国也不会在成吉思汗死后一分为四。其次它在官制和法律上完全脱胎于部落联盟，对于制衡体系一无所知，元朝权臣频出，相权难治，治国理政更是毫无概念，否则也不会以元糊涂著称，毛主席评价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恰如其分。

元朝并没有接收汉文化，所有汉官员体制其全部废除，其在统治的九十九年里一次科举都没有举行，视汉人为四等公民，一百年可以泯灭很多东西遗忘很多传承，明太祖出身贫民草创国体，自然不可能引经据典，即便是当时的大儒也需要考据史料，才能管中窃豹，而体制一旦建立是有惯性的不可能说改就改，

“唐宋变革论”是以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为核心展开的，然后推广到经济，文学、学术、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此理论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0年提出，其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被欧美学者称为“内藤假说”。

唐宋变革论是学界很重要的一种观点，中晚唐到宋代，中国走向了近世。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的发展导致平民阶层的崛起。从东汉到唐中前期，世家大族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国家对一般百姓控制也很严格，均田制下的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而且官私奴婢非常多。很多家族出身的人，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且学问也在家族内继承。寒门很难获取高位。到了宋代就不一样了，到处都是白衣卿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然后坊市分离的情况改变，城市经济兴起，城市平民对于娱乐的要求催生商品经济的发展。

文化更加平民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印刷术的发达，唐代以后雕版印刷就很兴盛了。以前的书全靠手抄，所以买得起书的人没多少。家学非常重要。雕版印刷的普遍化，使得学问不再被一个阶层所垄断，教育也渐渐发达。

以下转载李华瑞先生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以期大家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李华瑞

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1]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2]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 “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3]。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

（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4]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5]

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6]

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⑴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⑵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⑶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⑷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7]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8]

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这一说以仁井田升、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⑴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⑵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⑶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⑷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⑴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⑵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9]

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0]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11]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12]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13]

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14]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⑴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⑵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⑶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⑷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⑸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⑹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15]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16]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著《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17]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18]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为“唐宋变革论”提供证据。他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19]

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学者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但亦足窥其全貌。 如果比较中日学者对唐宋变革观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尽管中日学者对封建社会是领主制还是地主制的内含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社会阶层身份、土地占有制等方面的变动展开讨论则是一致的。

2．日本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东京学派并不赞成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在50年代前半期，关于唐宋变革，可以归纳为宋代“中世农奴制成立说”、“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20]而中国学者把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路标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起始断限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在宋代属于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日本东京学派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相似。

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21]，“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22]。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也有很高的评价，如漆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这两个马鞍形成的依据。主要是通过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23]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24]

4．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洲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继白乐日之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25]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26]尤其是在欧美学术界盛行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际变革论的影响推向极至。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

5，前揭日本学术界东京学派并不赞成唐宋之际的变革意味宋代进入近世发展阶段，而是主张古代向中世的转移，也就是说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虽然对唐宋之际变革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认同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则又殊途同归。中国学者则不同，不仅认为唐宋之际的变革属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移，而且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27]。关履权先生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28]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29]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

二是如何正确评估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在现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论是赞成宋代近世说，还是批评所谓的“宋代经济革命”，可能在今后的讨论中更应把握一个“度”，以避免过高或以偏概全的评价，并在各种制度、社会现象等实际问题上做深入细致的探求，庶几可以接近唐宋变革的本来面目。

宋朝的 科技 和生产力空前发达，达到了一个领先西方几百年的巅峰。而且，这种领先，也确实在军事方面得到了释放。宋朝的先进武器，已经和自己的那些宿敌产生了代差。但很遗憾的是，宋朝在武功方面一直窝囊，不但 历史 性地失掉了半壁江山，还在最后成就了蒙古人的东方霸业。为何会如此呢？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失去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是后晋石敬瑭为了换取契丹支持，而双手奉上的土地。这块土地到底有多重要呢？即使不算赋税，燕云十六州也是中原政权的传统屏障，是阻隔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宋朝如果还拥有燕云十六州，就可以凭借长城防线，阻止契丹的农业化和先进化，从而让所有游牧民族失去发展方向。到时候不要说金朝，就是蒙古的铁骑，也不会有机会踏足中原。

而且，如果宋政权拥有燕云十六州，北方的边患便不会那样严重，那么就可以花大力气来整治西北的西夏政权。届时打通河西走廊，掌握陆上丝绸之路，宋朝将会再次和世界接轨！大唐的盛世，很可能会再现。

第二：混乱的马政

古代战争，骑兵的威力巨大。而宋朝武力的羸弱，正是因为缺少骑兵。而缺少骑兵的原因，就是缺少战马。虽然宋朝并不缺马，但是大部分都是那种只能干活儿拉货、缺少冲刺爆发力的南方马。而可以用作军事行动的北方战马，则是少之又少。宋朝缺少战马的一大原因，是因为同时失去了燕云地区和西北地区两大优良战马的产地。而另一大原因，就是那既不能不说，又让人憋屈的马政。

宋朝的马政本来是很完备的。朝廷规定，国家拿出一部分土地，专门开辟为牧场，而且不允许随意改作他用；而百姓，也是按人头摊派养马任务，并且允许私人买卖。在推行初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在澶渊之盟后，宋朝认为没有必要准备那么多战马了，马政因此逐渐废弛。牧场被不断侵占，而百姓养出来的马也根本上不了战场。而私人买卖之风，甚至造成了大量马匹外流的现象。结果，马越来越少，骑兵自然也就越来越少。和北方游牧民族抗衡，自然吃亏。

第三：皇帝的软弱

宋朝皇帝能有胆量和敌人打仗的，可谓少之又少。北宋只有两个半：宋太祖、宋太宗、宋神宗。其他的皇帝，从宋真宗开始，不是只会息事宁人的软蛋，就是外强中干的狗怂。比如说，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前，连过一个桥去前沿关城都是让别人督着去的；北宋末帝宋钦宗，更是在和金兵议和时许下了高额赔偿，过后却又翻脸不认账，招来对方更沉重的打击。所谓上行下效，有这样一群皇帝在，部队能有战斗力也是奇怪了。

而南宋的皇帝，比北宋还要不堪。比如说千古唾骂的宋高宗，明明岳飞北伐已经大有成效，眼看就要收复失地，而他却执意要求撤兵，断送了最好的恢复时机；宋孝宗时有志于北伐，但偏偏手下却没有得力的大将，只能眼看北伐大业半途而废。其他的几位皇帝，多是不管事的挂名皇帝，每天只知道纵情声色。在这样一帮皇帝的统治下，南宋虽然后来出过像孟拱那样的能人，却也终究难以成事。

第四：重文轻武的体制

宋朝上承五代乱世，见惯了武将的嚣张跋扈。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便建立了一套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只要是出身行伍的，纵然是立下了再造社稷之功，也无法在国家的领导核心担任正职。否则，等着他们的，就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集体倾轧。比如名将杨业，虽然明知出兵就是送死，却仍然在监军王侁不得不出兵；再比如狄青，当了一个枢密使，却遭到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抵制和谩骂，最后在凄凉中病死。

这种体制，造成了两个恶劣的现象：一个现象，是武将和武装力量之间的互相拆台。北宋末期收复幽州之时，刚投降的“怨军”被当做了攻坚主力，而北宋官方将领却不给任何接应，结果导致战况反转，20万人被契丹1万人打得大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武将集团和国家离心离德。南宋中期，镇守蜀中地区的吴曦发动过叛乱；南宋末年，整个国家的水军更是集体投降了蒙古！可以说，正是重文轻武的体制，束缚住了宋朝军队的手脚，让他们空有先进武器，却难以建立功勋。

重文抑武，国家体制和尚武理念发生了最根本变化，再也不是唐朝以前的那种尚武扩张的文化理念了。

宋朝是中国 历史 上一个转折点， 历史 上有个名词叫“唐宋变革”，讲的就是中华民族从尚武开放，变成文治内敛。汉唐时期门阀士族把控着国家权力，豪族子弟垄断着国家政治，虽然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但隋唐科举取士的人数很少，大部分官员都还是豪族子弟，寒族子弟进入朝廷中央的很少。但是随着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灭亡，门阀士族也得到彻底的打击，后梁太祖朱温最后在白马驿将“五姓七望”的门阀士族杀光殆尽，门阀士族彻底毁灭。

但是接下来却五代十国的乱世，由于门阀士族政治结束，新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还没有起来，所以五代十国成了武夫的天堂，谁拥强大的军队谁就能当皇帝，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国家政权频繁更迭，最后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当上了皇帝，建立了宋朝，开始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治国，限制武将权力，严格控制国家军队，防止武将作乱。

汉唐时期，各地方长官都是集军政权力于一身，既掌握军队，又掌握财政、人事，都相当于一个小皇帝。宋朝以后，地方长官则军政分开，军是军，政是政，军政不是一个人管，这一制度延续到清朝。

任何一项制度变革都不是那么轻易而举的，宋朝实行文治后，士大夫阶层崛起，但是士大夫阶层的统治经验并不成熟，因此宋朝过于重视文治，对武将压治的大厉害，结果导致武事一厥不振。其实北宋并缺名将，北宋的军队也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就是文臣的过份压制，结果导致灭亡。靖康之变时北宋实际上灭亡不了，就是以宋钦宗为首的主和派的一番神操作，主动跑到金营去当俘虏，才导致突然灭亡。若是坚决抗金，东京包围战绝对能打赢。

″澶渊之盟”其实是一颗毒药，有人说它换来了宋辽之间的百年和平，但是同样麻醉了宋朝君臣的心，只要一有外敌入侵，就想着花钱买和平。宋钦宗等主和派就是认为金国和辽国一样，只要每年赔点岁币，金兵就象辽兵一样退走了，压根不认为金国是要灭掉宋朝。这颗毒药还照样麻醉着赵构等南宋君臣，所以后来才有了″杀岳飞换和平″事件。这颗毒药到晚清更是发挥尽致，慈禧太后等晚清政府签了一百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现在有些人仍然中这棵毒药的毒，在中美竞争中竟有人说中国不要惹美国，要退让，要闷声发大财。

其实唐朝的“安史之乱”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因为安禄山反叛，可是安禄山很快就死了，但叛乱依然进行了六年多，这就是必然性了。对外扩张过度，节度史的权力过大，寒族想进入统治阶层太难了。为什么唐朝边塞诗盛行，就是科举取士名额太少，有太多的文人去边关参军，走军功升迁之路。奸相李林甫挡住了边关将领进入中央的路子，废了出将入相的传统，引起了边关将士的极大不满，“老子在过外杀敌舔血的日子保护你们，你们却在内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不关心老子的死活，反他娘的"，这就是边关将士的心理。安史之敌后朝廷治军完全变了，太监监军成为后世的皇帝控制军队的手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成为空话，将军领兵的自主权被严格限制，从此军队开始经常打败仗。

我们只记住了西晋灭亡后的五胡乱华，却不知道五代十国也是胡人当权，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是沙陀人建立的，后来的西夏建立者党项人也唐朝封在宁夏银川一带的，“河北胡化″说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向河北地区迁移胡人的政策，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儿皇帝石敬塘就是沙陀族人。

宋朝缺骑兵是致命的，骑兵在那么时代就是坦克，冲击力步兵很难抵抗，特别是重骑兵更象现代的装甲部队。虽然宋朝装备重装步兵，以步制奇，但是骑兵可以打败了收陇后再打，步兵却不行，重装步兵追不上骑兵，重装步兵若败了就彻底败了。河西走廊、辽西辽东、云贵高原，这三块传统的汉人养马场宋朝都没有，内地又人口众多，马政败坏，不适合养马，因此根本建立不起大规模骑兵部队。

杯酒释兵权，你就可以看出宋朝皇帝怎么想的，不相信武将，文臣主政，武官都是副职。狄青劳苦功高，最终也只是副枢密使，是宋朝武将最高职位了。将军行兵打仗都要由皇帝信任的太监监军，排兵布阵都要听皇帝布置，没有灵动性，犯了兵家大忌。整个宋朝弥漫着猜忌不信任的气氛，这恰恰是宋朝皇帝需要的治国之道。

皇帝的独行，导致军事上的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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