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有什么用

医疗保险，是为了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医疗保险，传统意义上就是指由特定的组织或机构经办，通过带强制执行的政策法规或自愿缔结的契约，在一定区域的一定参保人群中筹集医疗保险基金。

医疗保险起源于西欧，可追溯到中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家庭作坊被大工业所取代，出现了近代产业队伍。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流行疾病、工伤事故的发生使工人要求相应的医疗照顾。可是他们的工资较低，个人难以支付医疗费用。

于是许多地方的工人便自发地组织起来，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生病时的开支。但这种形式并不是很稳定，而且是小范围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间保险在西欧发展起来，并成为国家筹集医疗经费的重要途径。

理赔误区

1、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些投保人认为，医疗险每年的理赔金额少于保费，很不合算，所以，生病住院还得靠平时的积蓄。其实医疗险的关键作用在于疾病风险的防范和转移，一旦出现突发性的重大疾病，个人的抵御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还是应当通过商业医疗保险将自己承担的风险进行转移。

2、只有患重疾，医疗险才发挥作用

实际上，医疗险并非只在投保人身患重疾才起作用。当疾病发生时，消费者不仅面临医疗费用负担，还要承担医疗费用以外的开支。此时，专门针对医疗费用的报销型医疗险就能为投保人分忧。至于津贴型医疗险，无论投保人住院与否，都可对医疗费用进行补贴。

3、年轻时买理赔少，年老时买保费贵

其实，消费者完全可以在年轻时未雨绸缪，做好终身医疗险的规划，年轻时交保费，年老时就无后顾之忧。

医保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发展。调节收入差别，体现社会公平性。医疗保险通过征收医疗保险费和偿付医疗保险服务费用来调节收入差别，是政府一种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手段。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医疗保险对患者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有助于缓解因疾病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是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手段。医疗保险和社会互助共济的社会制度都是通过在参保人之间分摊医疗费用风险，体现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新型社会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福利改革的重要保证。

医保的好处：没有年龄限制，医保保费是非常便宜的，医保是没有健康要求的，是可以保证终身续保，是使用范围会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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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保特点

具有“低水平，广覆盖”的特点，缴费以低水平的绝大多数单位和个人能承受的费用为准，广泛覆盖城镇所有单位和职工，不同性质单位的职工都能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参保人员完成缴费年限后可以终身享受。其次基本医疗保险具有“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特点；以“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为原则。

2、优势

按统一标准享受待遇。同样的准入条件，收费标准相同，享受的待遇也相同，不存在高低差别。员工门诊费用可从个人账户中扣除，扣完以后由员工自行付费。员工住院费用按比例报销：1万元费用三级医院报销86%；1万至2万元费用三级医院报销88%；2万至4万元费用三级医院报销92%。如果员工连续几年不生病个人账户资金可以累计滚存。

3、缺陷

每一次住院有一个基本起付线的免赔额，分别为：一级医院500元，二级医院750元，三级医院1000元，这些费用需要员工自行承担。甲类药和乙类药按比例报销，进口药不予报销，超过4万元保障额度就得自行付钱。

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医保的性质决定医改的性质，医保的保险属性决定了医改必须引入市场机制；

二、医保是医疗服务价格机制形成的基础，医改中必须坚持充分发挥医保的谈判功能；

三、医保为医改提供物质基础，必须保持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

医保为医改奠定物质基础，首先强调的是物质基础的合理性，要坚决反对对医保物质基础的不合理要求，其次强调的是医保的物质基础性作用要可持续，不能片面地提出增强医保的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医保的基础性作用不等于兜底责任。

自从《“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首次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全民基本医保的基础性作用”“医保的基础性作用”在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16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43号）、《关于积极推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6〕56号）、《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等均提出要发挥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

全民医保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既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药卫生体制的重要内容，所以无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中，都具有重要的制度功能和基础性作用（王东进，2015）。但是如何发挥基础性作用，理论与实践中众说纷纭，其中不乏误解之处。本文旨在修正相关的错误认识，并提出对医保在医改中基础性作用的三大见解。

医保的性质决定医改的性质

我国现代医疗保险制度自建立之初，就是社会保险，不是社会福利。《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明确提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即要“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3号）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而互助共济、分散风险正是保险制度的内在要求。因此，从概念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应是保险制度而不是福利制度。《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也提出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医保的性质决定了医改的性质，医保的方向决定了医改的方向。医保的保险属性决定了医改必须引入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医疗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走计划经济回头路。我们强调鼓励和允许各地对医改进行积极探索，但所有探索都不能动摇医保保险属性的基本前提，都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医改实践中曾出现过第三方付费与“一手托两家”的争论，其实质是选择市场机制还是计划经济模式。发挥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第三方付费机制的作用，而不是“一手托两家”。有人或许会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新医改方案中提出了“强化政府责任与投入”的要求，强化第三方付费机制是否与“强化政府责任与投入”的要求相违背呢？第三方付费并不是否定政府责任，而是强调应该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第三方付费的方式补贴医疗保险的需求方，而一手托两家，通过直接补贴医疗机构，让医疗机构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则是走计划经济老路。

医保是形成医疗服务、药品价格机制的基础

在医疗领域，医疗服务、药品价格机制应该由买卖双方相互谈判形成，而不是由政府拍脑袋决定。充分发挥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医保作为需求方代表的谈判功能，通过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厂商等谈判，为合理的医疗服务、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奠定基础。

谈判功能是医保的基本功能之一。从理论上讲，医保作为需求大户，应该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和威慑力，能够起到有效规范和约束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厂商行为的作用。但实践中，医保的谈判功能未能发挥作用。原因有很多，如当前医保经办机构与医保行政主管部门管办不分，医保经办机构不是独立的法人主体，缺乏主动搜索相关医疗信息控制医疗费用的动力。但根本原因在于医疗服务、药品价格不是由买卖双方相互谈判形成的，而是由政府定价决定的。作为需求大户的医保，未能参与到医疗服务、药品价格的形成过程中。

充分发挥医保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坚持发挥医保的谈判功能，加强医保谈判实力和谈判能力建设。为此，必须要：（1）改变职工医保、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各自为战的局面，加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力度，提升基本医疗保险的整体效能。（2）积极推进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管办分开”，强化医疗领域相关市场主体的独立法人地位，强化独立法人自负盈亏的约束机制。医保机构只有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强调医保机构的控费责任才能不会成为一句空话，医保机构也才有动力主动的搜集相关信息，约束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厂商的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3）改变医疗服务、药品的政府定价机制，改变过去买单方与点菜方分离的状态，积极探索医保机构直接参与医疗服务、药品定价的谈判模式，形成医保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厂商谈判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

医保为医改提供物质基础

医保为医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费已达6140亿元，参保人员的医疗总费用占医疗机构全部业务收入的60%-70%，部分地区甚至高达90%（王东进，2012）。医保基金已经成为医疗机构的最大付费方。医疗保险的运行状况和医疗保险基金的稳健性，直接关系医改成败，影响医改方向。如果医疗保险基金出现崩盘的危险，整个医改就会停顿，甚至会走回头路。因此，发挥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确保医保基金稳定运行，保证基金不出险。

实践中，有种错误观点认为医改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医保的物质基础不牢；医改要取得成功，就要筑牢医保的物质基础，提高医保的报销比例。事实上，医保的报销比例已经达到70%-80%，部分地区甚至高达90%。过高的报销比例已经严重影响医保基金安全，医保基金结余不足或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这对医保健康可持续产生严重影响。

还有种错误观点认为，为推进分级诊疗，应该进一步改革医保付费机制，提高基层就诊时医保的报销比例。事实上，分级诊疗制度一直未能建立，其根本在于医疗资源配置出现问题，行政对医疗资源的管控导致医疗机构大的越来越大、强的越来越强。如在卫计委严令限制医院病床数量的情况下，号称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大一附院今年仍新增了3000张床位。行政管控的结果是基层医疗机构逐渐被掏空。中央层面一直在强调强基层，但基层依然羸弱、没有好医生。这不是因为医保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持不够，而是因为行政的过度管控，多点执业、管办分开一直没有做好。

医保为医改奠定物质基础，首先强调的是物质基础的合理性，要坚决反对对医保物质基础的不合理要求，其次强调的是医保的物质基础性作用要可持续，不能片面地提出增强医保的物质基础。为此，一要确定合理的报销比例，考虑到保险与激励的矛盾，国际经验表明75%的报销比例能够较好地协调保险与激励的关系；二要设计合理的起付线、封顶线和费用支付方式，要认识到医保的基础性作用，不等于医保的无限责任，医保不能也没有能力承担所有医疗费用。

医保的性质决定医改的性质

实践中，有种观点把基础性作用与兜底责任混为一谈，认为应该强化医保的兜底责任，尤其是在因病致贫问题上，应该进一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降低医保的起付线、提高最高支付限额，建立大病保险制度解决大病导致的因病致贫问题。基本医疗保险是保险而不是救助或福利，是一种分散疾病带来的财务损失风险的机制，而不是消除贫困的制度。基本医疗保险讲责任分担，即个人在筹资和医疗费用上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使参保人有节约医保基金的经济动力。设置医保的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就是落实责任分担的具体政策措施。而且，起付标准不是越低越好，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也不是越高越好，否则，难免会失去节约基金资源的动力，甚至导致浪费。

基础性作用与兜底责任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保基本和兜底线通常一起使用，但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保基本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范畴，兜底线属于医疗救助的范畴；基本医疗保险只能够保基本，不能也没有能力兜底线。现实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大量出现，原因不在于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功能没有发挥好，而是医疗救助兜底线能力不强。民政部门管理的医疗救助项目，本应承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兜底责任。然而，财政投入杯水车薪，使得这种兜底功能远远未能发挥出来。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政府应该加大医疗救助等社会救助的兜底线能力建设，而非一味强调医疗保险的保基本作用。

总之，正确理解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求既不能贬低该作用，也不能夸大该作用，更不能在争权时贬低医保的基础性作用，在诿责时刻意夸大医保基础性作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夸大医保基础性作用的倾向。以分级诊疗为例，有种观点把分级诊疗制度没有建立归结为医保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发挥好，归结为医保的指挥棒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医保的指挥棒能够发挥作用，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取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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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医保的作用包括：减轻经济负担，参保人患病尤其是一些重大疾病的时候，能一定程度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让参保人可以更加安心的生活。补偿金额大大超过了个人所缴纳的统筹费用，有效防止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资格买职工医保的居民，也可以有自己的医疗保障。城乡居民医保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参保人在生病之后进行报销，不管是门诊还是住院，都可以报销。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五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

医保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发展；调节收入差别，体现社会公平性；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

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发展。医疗保险是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调节收入差别，体现社会公平性。医疗保险通过征收医疗保险费和偿付医疗保险服务费用来调节收入差别，是政府一种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手段。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医疗保险对患病的劳动者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有助于消除因疾病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机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全文》第二条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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