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毛泽东评价说他"水浅舟大",意思是，李鸿章有大才，可惜啊，当时的时代背景让他无法施展，正所谓生不逢时。"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曾国藩：才可大用。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牛人，眼光很毒辣。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晚年的李鸿章，曾说过一段话，也许能让我们略微了解一下当时的处境，“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虽然后世之人对于李鸿章，往往都认为其是一个卖国贼，签订了如此多的不平等条约，同时还有人认为他在和法国签订条约的时候，收受了贿赂，但在当时他的名声极好，极受重视。
到了现在，也有许多人为他平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而西方人也将其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可见李鸿章的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受到世界各方共同赞许的。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他目光长远，懂得向西方学习，开展洋务运动，首创了很多设施和企业；具有忧患和独立自主意识，懂得自给自足，拒绝外国人垄断；他重视教育，努力发展人才培养，派遣留学生；他重视海防，倾其半生心血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海军；他关心人民疾苦，早在他围剿太平军的时候就注意发展战后地区经济，注意减免赋税，他还极力为海外华工争取利益，即便是以古稀高龄访美，其间也不忘发动美国的媒体为华工争取权利。这些是他的功劳，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但是在中日外交上的一味妥协遭致日本在侵华上有机可乘，以及在中俄密约签署上犯下的低级的也是致命的错误又让他从神坛上重重的摔下来。（这里说一下甲午海战的失败和签订马关辛丑条约的责任不应归咎于他）
总之，李鸿章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抛开他的功与过，我眼中的李鸿章他起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有抱负的人，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纵使他有着难以平反的错误，他始终是历史给予中国近代的恩赐。只能说他属于历史，他是历史的产物。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有《李文忠公全集》。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曾国藩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对外妥协热衷乞和
——《烟台条约》——
187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在“马嘉理事件”后，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威妥玛到天津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李鸿章被其嚣张气焰吓倒。他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李鸿章要求清朝政府全盘接受威妥玛的无理要求。威妥玛的气焰愈加嚣张，几次中断谈判，做出一副准备开战的架势。清朝政府屈服了。
1876年8月，李鸿章与威妥玛会商。9月，签订了《烟台条约》。该条约使英国取得了侵略云南和西藏的有利条件。
——海防与塞防——
1864年，新疆的金相印向中亚的浩罕国请兵援助。1865年，浩罕派阿古柏入侵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侵入北疆。英国和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竭力扶植阿古柏，新疆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严重的局势迫使清朝政府必须拿出相应的对策。这样，在清朝政府内部产生了“塞防”和“海防”的激烈争论。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他向那拉氏奏称：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况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
在李鸿章看来，国土并不重要，似乎新疆只是个应该及早卸掉的包袱。他要集中全国的财力经营“海防”，以巩固他自己的北洋地盘。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1875年5月，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西征军一年共需军费800万两，当时国库空虚，西征军的经费主要依靠各省协饷，而海防经费也多来自各省协饷。由于李鸿章时时处处与西征军争饷，这就使得左宗棠不得不挺起腰杆，与李鸿章作斗争，这样才为西征军创造了一个起码的物质条件。
1876年4月到1878年元月，西征军光复了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政权，粉碎了英俄分裂中国的阴谋。
——中法战争——
1883年4月，清朝政府见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曾命令李鸿章速往广东督办抗法事宜。李鸿章公开抗命拒绝督战，并大骂清朝政府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他热衷于与法国谈判，大肆鼓吹“我不先开衅，则衅亦无自而致矣。”他还鼓吹中国必败论，说：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言于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李鸿章的言行，瓦解了中国官兵的斗志，使中国坐失备战的时机。
1883年年底，法军向驻越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1884年3月，逼近中越边界，6月进犯凉山。
1884年7月15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建马尾军港停泊。清朝政府在主战派的督促下，命令李鸿章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但李鸿章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反令北洋海军全部驶入旅顺“避难”，并答复清朝政府说，“北洋无船可拨”。
1884年8月上旬，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3艘军舰进犯台湾基隆。被刘铭传率军击退。
法国不甘失败，决定扩大侵华战争。8月23日，孤拔命法舰偷袭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9月中旬，孤拔率主力舰队再犯台湾，刘铭传率台湾军民在淡水大败法军。
法国侵略者为迫使台湾军民投降，全力封锁台湾。刘铭传电请李鸿章派军舰来解围，而李鸿章却以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列”为理由，不敢出兵。大陆人民痛恨李鸿章见死不救，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向台湾运送物资；香港的中国商人也拒绝卖给法人食物，搬运工人拒绝运送法货，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战舰，并计划将法舰焚毁。还有5000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海上封锁线，胜利到达台湾。台湾军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粉碎了法军封锁台湾的阴谋。
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清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并乘胜收复了凉山。
李鸿章闻讯后，立即向那拉氏献策：“当籍凉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乘胜与和，极为体面”。欲将前线官兵血站得来的胜利战果，作为媚外求和的筹码。那拉氏接受了李鸿章“乘胜即收”的建议，下诏停战撤兵。清政府的一纸停战令，断送了广大军民在战场上用血肉换来的胜利。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条约中承认法国侵占越南；中国以后需要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这样，清朝政府的外交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军事上的胜利却换来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奇闻。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会议桌上都得到了，打了胜仗的中国竟屈辱求和了。这种奇特的结局，使帝国主义更加张牙舞爪有恃无恐，增大了侵吞中国的野心。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前夕，国内要求清朝政府备战增援，阻止日本侵略。李鸿章却置舆论于不顾，一心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干预”上。
俄国与日本在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李鸿章就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俄国公使喀希呢一再向李鸿章表示：“俄韩近邻，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并说“使华以来，唯此件交涉与俄关系甚重，务望彼此同心力持”。李鸿章得到沙俄方面口头上的一些援助，以为沙俄一定会出面干涉，觉得有恃无恐，所以一面连电负责朝鲜事务的袁世凯，指示他“仍静待，勿妄动”，“要坚贞，勿怯退”；一面又电叶志超，要他“切勿多事”，“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驻朝清军在李鸿章的指使之下，不做丝毫战争的准备。但不久，俄国考虑到日本有英美等国的支持，同时，日本又作出了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的保证，因此决定不准备用武力来干预日本的行动。李鸿章依靠沙俄进行“干预”的梦想落空后，仍不死心，又先后找到英、美、德等国进行“调停”，但也都碰了壁。李鸿章这种到处寻找外国帮助，不依靠本国军民积极备战的路线，终于使中国蒙受了被日本打败的奇耻大辱。
1897年7月25日，日本陆军向驻守朝鲜牙山的清军进攻，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牙山战败。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血战之后，平壤失守。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攻击，双方展开激战。黄海大战历经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给日舰以沉重打击，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另外两艘日舰受了重伤起火燃烧，其它日舰在暮色中先后退走。北洋舰队损失军舰5艘，但主力尚存。
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还在，经过休整后，仍然可以再战。但李鸿章畏敌如虎，视舰队如私产。他担心再战会损失更大，下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军港“保船避战”，不准出击。这正好给日方提供了笼中捕虎的机会。
经过平壤、黄海两战，日军步步得逞，很快占领了朝鲜全境，迫使驻朝清军全部退回中国。然后，日军从海上和陆上分两路进攻中国。1894年11月，日军进攻旅顺。旅顺是北洋水师的重要基地，人称“东亚第一要塞”，一旦落入敌手，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丁汝昌到天津找李鸿章请战，请求率舰队保卫旅顺。李鸿章在日本的军事威慑面前，根本无意出战。他斥责丁汝昌道：“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事隔几天，旅顺失守。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反而责怪丁汝昌失职，给他一个革职留用的处分。丁汝昌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统帅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防务，严阵以待，警惕着日军对威海的最后攻击。
1895年初，日军避开难以突破的威海正面，绕道东南，在荣成湾登陆，其目的在抢占陆上工事，从背后攻击北洋舰队。丁汝昌急电李鸿章，请求趁敌人立足未稳，予以迎头出击。李仍旧不准出战，还声称：“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丁汝昌不能主动出击，丧失了最后一个取胜的机会。他只能在军港内做尽可能的准备。经过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殉国。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前往日本。3月20日，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日本咄咄逼人的强盗嘴脸和李鸿章俯首听命的奴才丑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伊藤博文限令清朝政府在一个月内办完交割台湾手续。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个月才比较宽裕。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人民更加坠入了苦难的深渊。台湾和大陆骨肉分离。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若午夜闻轰雷，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哭声达于四野。他们联名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日军从登陆台湾那一天起，就不断遭到抵抗，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杰出的义军领袖率领台湾人民，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并肩作战，为保卫神圣领土台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病逝于北京——
1901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全国人民无比愤怒，两个月后，78岁的李鸿章在全国的唾骂声中病死在北京贤良寺。临死时，他还奉劝那拉氏要“外修和好”（对外投降），“内图富强”，不要“再好勇斗狠”（同外国作战）。他向那拉氏推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宣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把卖国的衣钵传给了袁世凯。
李鸿章一生靠侵吞公款、接受贿赂积累的财富达4000万金，比清朝年税收的1/2还要多。他忠实地为清朝最高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效力。他死后，慈禧太后接连两次下令，表彰他的“功绩”，赐以“文忠”的谥号，晋封他为一等侯爵，还让各地为他立祠。同时，帝国主义各国公使，八国侵略联军的头目，纷纷前来吊唁。这些活动也更说明李鸿章的行径获得了慈禧太后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欢心。
李鸿章是谁，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没错他就是领导了洋务运动的李鸿章。那么纵观他的一生来看，
李鸿章的功与过 都有哪些？作为后人应该如何来正确评价李鸿章呢？想要了解这些内容就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吧。 如何评价李鸿章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先来看看前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吧。梁启超曾经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他说李鸿章生出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举动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清朝太过腐败了，一个国家、朝廷已经衰弱了，李鸿章即便再有能力也无法改变当时的国势，所以不能把中国政治的衰败都归结在他一人身上。
李鸿章剧照而日本的一位首相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李鸿章是唯一一个有能耐跟世界列强争长短的人。
不过在了解了李鸿章的功与过之后，对他的评价也可以更加的客观。在太平天国运动上，李鸿章压制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确保社会的稳定，但是他杀了投降之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在洋务运动上，大部分的举措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在后期为了保存北洋水师的实力而放弃了边疆的行为体现出了李鸿章的视眼还是太过于狭隘了些。
李鸿章一生中的行为有功有过，对于他的评价也是有好的一面也存在不好的一面，只有在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再对他进行分析，才能够客观、正确地来评价李鸿章这个人。
李鸿章的功与过有哪些在李鸿章长达78年的人生中，他有立下很多功绩，但同时他也有不少过失的地方。最初的时候，李鸿章压制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国家不会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困境当中。虽然说压制太平天国运动不是民心所向，但是对于国家统一、一直对待外敌是有重要意义的。
李鸿章当时的清朝可以说已经是站在了灭亡的边缘上了，但是因为李鸿章他看到了西方科技的先进性，提出了要向他们学习发展机器、海军等方面的想法，他创办洋务、创办军工业、创办煤矿，提倡大家把西方一些先进的机器应用到民用企业当中去，这对于清朝时候的工业、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他的领导下，修建了中国首条商业铁路，对于交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创建北洋水师，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成就。
当然李鸿章一生中有功绩自然也有过失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曾杀过投降的人，这样的行为显示了他不讲仁义的一面。而在后期，李鸿章代表清 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而这些条约的存在也体现了清 的腐败。
通过李鸿章他的功和过来评价他，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以上就是关于签订30余个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历史上如何对其正确评价全部的内容，包括:签订30余个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历史上如何对其正确评价、如何评价李鸿章、对李鸿章的评价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