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画《父亲》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连续两天播出《一路走来的父亲》，揭秘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创作《父亲》的故事——二十年前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感动了整个中国，今天再看这幅画的背后，原来还经历许多不为人知的坎坷——与其说罗中立创作了《父亲》，还不如说是那个年代选择了父亲。
含辛茹苦的父亲一路走来，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见证了中华民族沧桑的历史，他养育了罗中立，养育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曾经打动过无数人的《父亲》时，仍能领略一种逼人的烧灼感。“农民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主体，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罗中立说。《父亲》原型是大巴山一老农民罗中立出生于重庆市一个工人家庭，他承袭了父亲在美术方面的爱好。196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二年级时，他来到离家200多公里远的四川达县。罗中立说：“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整个教学的方针就是为政治服务，为要生活，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当中去教学，学校在大巴山新村小学。”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
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罗中立觉得那天的蛙鸣特别响，星星特别亮。后来和邓大爷一家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那时没有电视等任何消遣方式，一到天黑，罗中立的课上完了，会也开完了，回去就是上床睡觉，睡前就跟老头聊天，老头一边聊他的一些过去，一边抽烟。那个老头习惯抽长的旱烟，罗中立坐在这头给他点烟，“他在那头吸烟，那个烟味让我到现在都闻不了烟味。我一直不吸烟，但是那个时候都非常喜欢，都闻惯了。”罗中立说。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与自己的房东大爷搞好了关系，夜里就和老人睡在一个床上，邓开选老人也就是后来油画《父亲》的创作原型。再到大巴山离《父亲》越来越近擅长用毛笔画连环画的罗中立确实有着同学羡慕的技术。
1968年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选择去达县，在达州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后成为厂里专门画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画过不少连环画，还为厂子里的宣传栏画过主席像。罗中立说：“那是一些很大的墙面的主席像，《毛主席去安源》啊，还有一些大的头像。”19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罗中立报考了四川美术学院。罗中立说：“我是一心想着考国画的心思过来的，但那一年刚好不考国画，没有国画招生，只有油画、版画、雕塑，我想以前画那个粉画，跟油画差不多，我就选了油画，反正四年下来，我还是干我的国画。”他只能躲在宿舍里画连环画，四年下来画了300多幅。难道罗中立真的就要在连环画中找到成就感吗，他离自己第一幅《父亲》有多远？这时，又一个机会出现了。
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研究生考试，罗中立就报考了国画研究生。专业考试排名第一，但他却没有考上，原因是他的古典文学不及格。国画系教授还说，幸好罗中立的古典文学不及格，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父亲》了。没有考取研究生的罗中立只好回来继续画油画。这时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的消息传来，罗中立决定为自己的油画生涯作最后一搏，他又一次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这时的他离《父亲》这件作品又近了。三到大巴山终于画出《我的父亲》在四川美术学院第二年，快到农历大年三十时，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他认为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了。罗中立准备用《收粪的老人》创作一幅作品，他对朋友说要画一张大的大头像，原话是“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说完后就大跳，又跳又舞很兴奋。正式创作以前，罗中立又回了一次大巴山，他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着。等他从大巴山回到学校，画的题目也从《收粪的农民》变成了《我的父亲》。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同学们都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准备，学院也非常支持，改变了以前过点熄灯的做法，宿舍的灯整夜不熄。加支圆珠笔表明是新社会的父亲。当时有人看了《我的父亲》说，你这个是旧社会新社会，你这么搞也看不出来。于是提议加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放在耳朵上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
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我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就决定了父亲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农民形象的草图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取掉两个字引发对《父亲》的争论作品送到了北京，罗中立的心提到了更高。“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一些估计，对它都觉得挺悬。”罗中立说。1980年12月，参展作品全部到达北京中国美术馆。《我的父亲》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评委的目光。
这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看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的打动了。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就在这时，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尽管吴冠中的建议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这恰恰引发了新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者被定义为国家的主人，在几乎所有文艺作品中，他们都被描绘成积极、乐观、高大的正面形象，脸上更是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幸福微笑，像《父亲》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甚至是苦命的形象，能代表新中国的农民吗？观众来投票，《父亲》一举夺金奖。1980年12月20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品543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对象。由于评委们一开始就对参展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如何给出每一件作品的公正评价也就成了难题。最后评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来给作品打分投票。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哪一幅画呢？当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候，罗中立正在达县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子。
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热情的观众给他的作品投了800多票，比第二名作品高出了700多票。一时间，关于《父亲》的美誉之词不胫而走。但是，更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获奖之后，一场围绕《父亲》的更大争论正在悄悄酝酿，而且批评的矛头竟然又一次不可思议的指向了父亲耳朵上的圆珠笔。很多人认为圆珠笔多余，也有的认为这支圆珠笔加得好。
1981年的6月，关于圆珠笔的争议仍然没有结论。 这一年，罗中立作为参加青年美展的优秀艺术家受邀赴北京参加艺术研讨会。这是罗中立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有机会向专家和老师们解释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研讨会上，罗中立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关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古铜色的老脸，艰辛岁月耕耘出的那一条条车辙似的皱纹；犁耙似的手，曾创造了多少大米、白面？那缺了牙的嘴，又扒进多少粗粮糠菜？他身后是经过辛勤劳动换来的一片金色的丰收景象，他的手中端着的却是一个破旧的茶碗。画家以深沉的感情，用巨幅画的形式，借超写实主义手法，刻画出一个勤劳、朴实、善良、贫穷的老农的形象。他咄咄逼人，发人深省。多少人曾在他面前黯然神伤。因为这位老农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农民。正是他们辛勤的劳动，才养育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他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此画问世后，便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在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十年浩劫这个重大灾难之后，它所激起的不只是观者对老农个人身世的悬想，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农业大国命运的深深思索。根据有关资料，对这副油画做简略的介绍:"那是７５年的除夕之夜，雨夹着雪粒不断地向人们扑来，冷极了。在我家附近的厕所旁边，守候着一位中年的农民，早晨我就注意到他在雪水中僵直的动态，他用农民特有的姿势，将扁担竖在粪池坑边的墙上，身体靠在上面，双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滞，默默无声叼着一支旱烟。一直到晚上，他都呆在那儿，不同的只是变换着各种姿势"夜深了，除夕欢闹的声逐渐安静下来，我最后一次去厕所，只见昏灯之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了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如同一个被迫到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Ｑ……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外国的，乱糟糟地挤了我的眼前。我不曾知道他今天吃了些什么度过的，我回家取了两块月饼给他送去，好久他说不出一句话，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定因他太老实，才叫他来干这份苦差。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 '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站在'父亲'巨大的头像面前，就会产生强烈的视觉上的效果，这是我尽量地把画幅加大的原因，如果这幅画缩小一半，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也是我的语言之一。只有这样，在这巨大的头像面前，才使我感受到牛羊般的慈善目光的逼视，听到他沉重的喘息，青筋的暴跳，血液的奔流，嗅出他特有烟叶味和汗腥味，感到他皮肤的抖动，看到从细小的毛孔里渗出汗珠，以及干裂焦灼的嘴唇，仅剩下的一颗牙齿。可以想见那张嘴一辈子究竟吃了些啥东西，是多少黄连 还是多少白米 ……父亲--这就是生育、养我的父亲，站在这样一位如此淳厚、善良、辛苦的父亲面前，谁又能无动于衷呢 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又是哪些人不了解、不热爱这样的父亲呢 ！虽然他表现的是一个似乎普普通通的农民形象，可从作品表面就可以感觉到作者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致的技法来创作的。画家以深沉的感情，用巨幅画的形式，借助超写实主义手法，表现了生活在贫困中的老农形象：古铜色的脸、车辙似的皱纹、开裂的嘴唇、犁耙似的手，身后那经过辛勤劳动换来的一片金色的丰收景象，以及手中端着的一个破旧的茶碗等等写实的描绘,消除了观赏者与作品之间的隔膜，其画面具有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父亲的形象咄咄逼人，发人深省。这同作者曾经与画中所表现的中国普通农民们生活了许多年，对他们有深刻的了解、认识和深厚的感情有着密不可分的的关联（作者曾经下放在四川的大巴山，在那里生活了十年）。而当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形象被画的如此巨大，并且被堂堂正正地摆在中国的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的大厅中展出时，这一切就没那么普通了，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要知道，在此之前（81年以前），只有描绘领袖人物时才会使用这种方法并悬挂在如此的位置。 尤其是在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十年浩劫这个重大灾难之后，它所激起的不只是观者对老农个人身世的悬想，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农业大国命运的深深思索。作品中这位老农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农民。更是时代的产儿——在经历了伤痕文学时期后，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更深沉、更本土的东西，八十年代初的“乡土风”成为艺术家们追求的时尚，碰巧西方现代艺术中超级写实主义成为《父亲》的最合适的借鉴。另外，这幅画的题目和一些细节的变化，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画家创作这幅作品时并不只要人们一看就算了，他的意图是希望人们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这幅画原名叫做《我的父亲》，一位有名的画家建议他改为《父亲》。经过一番思考，作者同意了。表面上看，这个变化并不大，不就是去掉两个字吗，可是没有“我的”这两个字作为“父亲”的说明，他们彼此的含义也就不同了。
该画采用对称式构图，庄重而简炼，宁静而简朴。尤其是，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有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画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
人物色彩深沉而富于内涵，容貌刻画得极为细腻、情感深邃而含蓄，背景运用“丰收”的金黄，来加强画面的空间感，体现了人物形象外在的“苦”和内在的“美”。
同时，作者在基本上没有故事情节的头像中通过放大细部的方法，描绘真实感和加强艺术感染力。在这里，细节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式的不加取舍地罗列，而是深思熟虑的、别具匠心的艺术创造。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20世纪70—80年代，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琐事及普通人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以革命领袖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创作方法，《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的。
重要展览
2015年06月19日，“走向西部——中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重庆”在重庆美术馆开幕。包括罗中立《父亲》等98件中国美术馆馆藏西部主题作品亮相，这是继中国美术馆收藏之后，《父亲》原作首次“回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父亲
大幅画布油画《父亲》是当代画家罗中立于1980年完成的，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纵216厘米，横152厘米。
作品远非只是客观地再现农民生活的苦楚，而是表现了仍然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下，老一代农民勤劳、朴素和任劳任怨的优品质。是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融合化一的典范。
《父亲》被选为苏教版教科书《高中语文·现代散文选读》中的插图。影响很大，堪称名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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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幅作品，采用的是照相写实主义手法。这幅作品呢，也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它深深的打动了很多人。虽然表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形象，但从作品表面就可以感觉到作者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深沉的感情和精致的技法来创作的。
而它的原型，其实是大巴山的一位老农民。- -
在1964年呢，罗中立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当时附中的教学方针是，为政治服务，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当中去教学。所以在附中二年级的时候，他来到离家200多公里远的四川达县的大巴山新村小学。热情的村民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
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后来和邓大爷一家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那个老人习惯抽长的旱烟，罗中立就总是坐在另一头给他点烟。渐渐的呢，罗中立很快就和邓大爷搞好了关系，夜里就和老人睡在一个床上，而邓开选老人也就成为了后来油画《父亲》的创作原型。- -
其实罗中立呢，一直都认为是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可以看到，在这幅画中，老人那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恳切的目光。干裂、焦灼的嘴唇，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似乎饱尝过很多的酸、甜、苦、辣。犹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里，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在喝水。毛孔里渗着汗珠，还有那稀疏的胡须，以及脸上的那颗苦命痣，身后那经过辛勤劳动换来的一片金色的丰收景象，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辛生活的烙印。这幅肖像画叫人们思考，使人黯然神伤。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那种百折不屈的精神。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使得画面具有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 -
在油画《父亲》最后定稿时，还有一处细节的修改。我们能够看到：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罗中立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而当时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而圆珠笔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
罗中立把父亲的毛孔、汗珠都仔细地画出来、刻出来，并不是真正学超级写实主义根据照片分格放大，从局部到局部的画法。超级写实主义用科技化的写实技术仿真，从局部到局部，没有视觉重心，观看时画面每个部分似乎都在抢你的眼神、抢你的视线，使你的视觉心理产生莫名其妙的慌张感，一种失措的焦虑。这是超级写实主义想要表达的东西。
而《父亲》的画法很细致，介于学院写实画法和超级写实画法之间，很特殊也很特别。这种画法很笨、很涩、并不潇洒、帅气，但恰恰是这种画法适合画“父亲”这样一个老实巴交、木讷艰辛的老农民，并且适合中国人视觉心理对农民的认知。我们想到农民时，几乎没有年青的，都是皱纹满面、风雨磨砺的老农民形象。技术够用就行了，过则炫耀，差则不到位。艺术性么，就是要技术和观念恰到好处的结合。- -
其实我觉得，《父亲》最动人的地方既不是他干渴的嘴唇、粗糙的皮肤，而是他流露的眼神。那不是丰收的愉悦的表情，也不是一个完全麻木的、完全失望的眼神，其中有一种对观画者的期盼和渴望，甚至是诉说和诉求。这幅作品不仅仅是对中国农民的形象塑造，而是通过这一形象呈现出了个人内心中对人生、对未来的期待与迷惘。所以这个眼神能抓住观画的人，使人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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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还有一些比较长 贴给你吧
9月，《美术》发表了邵养德的长篇文章《创作、欣赏、评论》。文中说：青年画家罗中立同志创作的《父亲》，是幅反映当代农民"疾苦"的油画。自从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展出以后，得到很多人的赞赏，感动了更多的人。足见创作农村题材的主题性绘画，已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艺术家如何反映农民的"疾苦"，这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
有的评论者说，《父亲》"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还是"八亿农民的父亲"呢�这种说法是否恰当，也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作者结合《父亲》的创作思想并针对有关评论，得出不同看法，不一定正确，请大家不吝指教。
我国十亿人口有八亿是农民，艺术家关心农民，热爱农民，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努力塑造农民的形象，无疑的应当得到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但由于我国农村幅员辽阔，生产力很低，工具落后，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生活还是贫苦的，凡是由城市到农村的人，都会发现农民的苦楚。在这方面，艺术家较一般人会更加敏感些。苦是严酷的事实，无法否认。如果艺术家把他在农村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如实地反映在作品中，是不是就等于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现实生活�对于这个问题，一般人的认识，可能持肯定态度，但作为艺术家，不应当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一般人的视平线上，艺术家应当比一般人看得更远些，要看到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说，艺术家要有深刻的、积极的潜意识活动，在作品要渗透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对生活不能采取消极的旁观态度。因此，观察农民的苦，是一回事，如何反映农民的苦，又是另一回事。虽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决定艺术，但生活不等于艺术，艺术也不等于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像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在我们所见到的美术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解决。
罗中立同志在完成了《父亲》一画的创作之后，曾给《美术》编辑部去过一封谈创作经验的《信》，从《信》中看来，他在构思《父亲》的时候，态度是坦率的，感情是真挚的，思想是朴素的。他在重庆的厕所里偶然碰见了一位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的"守粪人"，一下子触动了他那易受感动的心灵，顿时产生了要表现"受苦人"的创作念头。罗中立同志很重视视觉感受，也懂得视觉形象给普通人造成的感染力，所以，他决不能放松对那"守粪人"的跟踪观察和细心推敲：
"那是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夹着雪粒不断地向人们扑来，冷极了。在我家附近的厕所旁边，守候着一位中年的农民，早晨我就注意到他在雪水中僵直的动态，他用农民特有的姿势，将扁担竖在粪池坑边的墙上，身体靠在上面，双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滞，默默无声叼着一支旱烟。一直到晚上，他都呆在那儿，不同的只是变换着各种姿势。……"
"夜深了，除夕欢闹的声逐渐安静下来，我最后一次去厕所，只见昏灯之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了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如同一个被迫到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Q……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外国的，乱糟糟地挤了我的眼前。我不曾知道他今天吃了些什么度过的，我回家取了两块月饼给他送去，好久他说不出一句话，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定因他太老实，才叫他来干这份苦差。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
对生活的认识，不能完全建立在直观上。直观有时是会骗人的。以"守粪"而言，并不见得是"吃亏"，是"苦差"。西安市区守粪的农民也很多，据他们说，能够到城里去守粪，是生产队对困难户的照顾，有些老、弱、病、残，干重活有困难，希望干点轻活，守粪属于轻活。虽说，"守粪"有点脏，可能被人瞧不起�这是城里人的看法，农民祖祖辈辈跟粪打交道，对粪不抱什么成见 ，但活不重，工分也不低，绝不像罗中立同志所叙述的那么"乱糟糟"。在农民看来，"守粪"绝不是什么下贱的事，不管"老实"或"不老实"都有"守粪"的可能，当然，"老实"人更可靠，这是用不着"同情"、"怜悯"和"感慨"的�只有那些出于某种优越感的人，才想到："要为他们喊叫�"实际上是完全多余的，甚至是莫明其妙的�
如果说"守粪"是"苦差"，那也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而是为国家、为集体、为个人，谈不上"吃亏"或"不吃亏"。由"守粪人"联想到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Q等，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这些人能为自己"守粪"，恐怕命运还不至于那样悲惨�应为当旧社会的农民不能为自己"守粪"而"喊叫"�
旧社会的农民干"苦差"，新社会的农民也干"苦差"。从表面看来，"苦差"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农民在旧社会吃的"苦"，没完没了，在新社会吃"苦"是为了未来的幸福；觉悟很低的农民也懂得"甜"从"苦"来，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道理。
罗中立同志既然把为"守粪人""喊叫"作为创作《父亲》的"最初冲动"，那么，在人物刻画上，就要使农民"吃亏"、干"苦差"形象化，正如他自己描写的那样--
"站在'父亲'巨大的头像面前，就会产生强烈的视觉上的效果，这是我尽量地把画幅加大的原因，如果这幅画缩小一半，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也是我的语言之一。只有这样，在这巨大的头像面前，才使我感受到牛羊般的慈善目光的逼视，听到他沉重的喘息，青筋的暴跳，血液的奔流，嗅出他特有烟叶味和汗腥味，感到他皮肤的抖动，看到从细小的毛孔里渗出汗珠，以及干裂焦灼的嘴唇，仅剩下的一颗牙齿。可以想见那张嘴一辈子究竟吃了些啥东西，是多少黄连�还是多少白米�……父亲--这就是生育、养我的父亲，站在这样一位如此淳厚、善良、辛苦的父亲面前，谁又能无动于衷呢�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又是哪些人不了解、不热爱这样的父亲呢��"
罗中立同志用语言描写的这位"父亲"和用绘画手法刻画的那位《父亲》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确是怀着极大的热忱描绘农民的，希望通过细节的精致刻画塑造一位"淳厚"、"善良"、"辛苦"的《父亲》，但繁琐的细节描绘反而损害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父亲》"仅剩下的一颗牙齿"，不管吃"黄连"，还是吃"白米"，反正迟早总要脱落的，所有生理上的退化现象都是无法防止的，再幸福的人也是要死的，作者仅仅依靠细节维妙维肖的刻画，并不能完成人物的性格的塑造。
从生活实际出发，一个"受苦"的农民，如果牙齿脱落，还要设法镶假牙，不仅为了实用，也是为了美观。追求文明，是人的愿望；爱美，是人的崇高品性。农民的生活条件虽然差一些，但他不愿外人听见他"沉重的喘息"；不愿外人"嗅出他特有的烟叶味和汗腥味"；也不愿外人看见他"干裂焦灼的嘴唇"，这些生理上的缺陷或生活上的不良习惯，农民一样认为不美。如果遇到罗中立同志描写的那样的农民，要是免费给他照个像，他是断然要拒绝的，谁都不想给别人留下一个丑陋的印象，农民也有自尊心。只要到过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农民的住处挂着死者的"遗像"，不论是穷还是富，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没有一个是歪鼻斜眼，汗流满面，手里端个破碗，可可怜怜的样子的。为什么�这决不是农民的虚荣心，而是爱美的表现，文明的表现。
我曾经拿着《父亲》征求过农民的意见，他们普遍不喜欢，说它是"要饭的"�叫化子 ，要是让他们把《父亲》挂在自己的墙上，每天欣赏，他们是不愿意的。
不知道，画家为什么喜欢农民的缺点，生理上的缺陷，畸形怪状，也许认为这有画头，能入画，有意境。欣赏丑，以丑为美，是一种病态心理，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观。
公元前一世纪，希腊有个名叫安提阿库斯的诗人，在提到一个奇丑不堪的怪人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没有人愿意看你，谁愿意来画你呢�"近代有人作出答复："不管你是多么奇形怪状，我还是要画你。人们固然不愿意看你，他们却仍然愿意看我的画，这并不是因为画的是你，而是因为这画是我的艺术才能的一种凭证，居然能把你这样的怪物摹仿得那么维妙维肖。"�莱辛：《拉奥孔》，第12页
如果有人借着画农民的"丑"，以证明自己的绘画天才，他是不会受到农民欢迎的。我们反对把农民画的又黑、又暗、又涩，像个"烟鬼子"，但并不是说，画的又红，又亮，又光就"美"，仅仅追求表面效果，任何时候都是不美的。外在美要和内在美相统一。
《父亲》一画，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赞赏，主要是它表现方法新颖，视觉效果强烈，初次接触，使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照像现实主义造成的效果，说明这种方法还有可取之处。我们欣赏一种艺术品，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感觉上，初次感觉到的东西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的感觉它。一件富于感染力的作品，未必是坏作品。当然，好作品应当是既有强烈的感染力，又有巨大的渗透力，它不仅诉诸人的感情，还要诉诸人的理智，这才能经得起欣赏者的推敲。
《父亲》一画的内在涵义是经不住推敲的。从这幅画多次改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罗中立同志最初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成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第一次预定的画题是"粒粒皆辛苦"，经一位老师建议改为《我的父亲》，后来一位老画家定名为《父亲》。题材、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始终未变，只是在名字上改来改去�画名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给一幅画取个好名字是很重要的 ，好名字总是切合内容的，不能游离太远。罗中立同志的这幅画，不管改过几回名字，但它始终是一个老年农民，这个农民在旧社会受过苦，在新社会也没有享过福，始终是个受苦人。这是画面本身告诉人的主要内容。画名始终应当把握这一点。虽然不同的画题或许是表现同一个内容的，但人们可能根据不同的画题写出内容不尽相同的评论。试想，如果罗中立同志画的这幅画，题名是"守粪人"或"巴山老赤卫队员"，评论会成为另一个调子，但改为《我的父亲》，或《父亲》，评论者自然要围绕着"父亲"写文章 。固然，这幅画由"粒粒皆辛苦"改为"我的父亲"，最后定为《父亲》，罗中立同志认为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但这样大的题名，画面的内容是否承受得了�题名过大，加重画面的负担，使题名与内容脱节，造成名不符实的弊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内容适应画题，就不免要苛求画家，这是很不恰当的；如果让画题勉强适应内容，使人感到题名是强加于画面的，评论也会强加于读者。我们希望画名与内容应当名实相符，不要让人产生歧义；评论与作品应当互相适应，不要使人感到过火或不足。
目前看来，根据《父亲》这个题名所作的评论�包括罗中立同志给自己作的评论 ，都不免有些过火，使人难以心悦诚服。夸张、过火总是不好的，尤其是艺术评论，宁可不足，留有余地，不要过火，失于虚夸。历史是不会埋没杰作的，好作品经过千百万有眼力的反复评论，始有定论。一张作品�即便是佳作 刚一问世，就把它评得很高，几乎是最后的结论，使别人不敢说话，这未必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西来同志在《青春的旋律》一文中说："《我的父亲》的出现，说明艺术从天国向现世回复，无论它的作者是否自觉，它都反映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趋势，反映了现实主义的胜利和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
这种评论，使人感到，好像以往�至少是近一二十年 的艺术都在"天国"游历，没有反映现实，为了抬高《父亲》，贬低以往的艺术�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有一些好作品 ，是很不妥当的；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它的胜利不应以《父亲》为分界线，难道以往的现实主义艺术都失败了�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罗中立同志所描绘的《父亲》，确实反映了农民的"疾苦"，但这些"疾苦"是在农民当了历史的主人以后发生的，有些"苦"是由旧社会延续下来的，有些"苦"是我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总之，这些苦是难免的，看见农民的"不幸"，为他们喊叫几声，也不是不可以的，使社会更加关心农民，改善农民的处境，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像这样的主题曲，也不能认为是什么"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如果《父亲》一画出现在30年代或更早一点的历史时期，或许还说得过去，即便那样，《父亲》也不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幅"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的作品。
曾景初同志在《画什么·怎么画·美在哪里》一文中说：
"他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是我国经过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撑持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但他生活在最下层，过着不声不响的勤劳艰苦的生活，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农村的缩影。"
把《父亲》作为八亿农民的典型代表，是很勉强的，是软弱无力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艺术家有权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先进的，中间的和后进的。罗中立同志所创作的这位"父亲"，年近花甲，30年生活在旧社会，30年生活在新社会；前半生受苦受罪，给他的肉体和精神留下很深的伤痕，这是令人同情的，怜悯的，感慨的；后半生虽然还受苦罪，但他的处境多少总有些改善：政治上不再受压迫，经济上不再受剥削，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虽然生活不免苦一些，劳动不免累一些，劳动是免不了的。劳动不仅是农民的第一需要，而且是逐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他们是坐不下来的劳动者。如果，认为劳动就意味着受"苦"，这是不妥当的。把80年代的中国农民描绘得依然"麻木"、"呆滞"，用一双"牛羊般的慈善的目光"，"逼视"着我们�不能认为是健康的、正常的、合乎情理的 ，类似这样的形象，很难使人产生美感。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艺术中刻画这样的形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旧式农民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特征，30年后，依然如故，使人难以理解。即便如此，他也只能是个中间人物的典型，根据它的艺术效果："麻木"、"呆滞"，消极等待，逆来顺受，悲观失望�他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旧式农民 ，作者在他身上没有注入任何崇高的革命理想，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八亿农民的父亲"呢�难道八亿农民都是傻瓜，就会接受这样一位"父亲"吗�把这样一位"父亲"强加于八亿农民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是不慎重的�
艺术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艺术评论也是要注意社会效果，不要言过其实。过火的评论，表面上是为了拔高艺术品，实际上是伤害了艺术品的客观真实性。当然，评论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出于一时的激情，说几句过火的话，也是难免的，如果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重新评论，很可能不坚持原来的看法。作品和评论都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要说一件艺术品好，就好得了不得；说坏就是坏得一钱不值。岂不知当大家说某件作品好或坏的时候，仍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应当允许不同看法同时存在，在艺术评论中，不要强求一律，经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才可能为正确评论一件艺术品找到共同的思想基础，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
1948年出生于重庆壁山县的罗中立，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卓有成就的画家。《父亲》是罗中立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少年时的罗中立就特别喜欢绘画，而且表现出少有的绘画天赋。从小学到中学，罗中立一边学习文化课，一边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找来一些绘画书籍和，练习画画，勤奋不辍。
高中毕业后，罗中立参加工作来到一家铁厂当了一名钳工，但他的画笔从没有停下过，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连环画和人物画习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罗中立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美术学院，学习国画专业。1978年大年三十这一天，罗中立在重庆大巴山的一个地方看到一名掏粪的老农民，这个老人的形象对罗中立触动很大，使他想起了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农民。一下子激发了罗中立的创作灵感。这是罗中立《父亲》一画的原创动机。《父亲》的原型就是这个朴实的掏粪老人，名叫邓开选。
艺术来源于生活。为了创作好《父亲》这个典型形象，罗中立三次深入大巴山地区，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体验农民生活，与邓开选老人盘腿长谈。他要来邓开选老人的照片，再比照真人原型，画了改，改了画，画名也由《收粪的老人》，到《我的父亲》，再到《父亲》。前后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这幅倾注了罗中立满满感情的《父亲》的创作。
1981年，《父亲》在参加当年全国画展时引起巨大轰动。人们无不为罗中立创作的《父亲》形象所震撼，所感动。
《父亲》1981年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人民日报金奖，全国美术金奖，被誉为中国当代油画的里程碑。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罗中立一画成名。更坚定了他从事艺术创作的信心。后来罗中立又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进修两年，画技日瑧成熟。回来后在母校四川美术学院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美术学院院长。
2000年后，罗中立被文化部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同时被聘为文化部研究员。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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