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和“耜”各有什么用途

耒，就是耙子，用来把土地划得松软，好让撒下的种子陷入土中。九齿钉耙就是耒。最初的耒，其实就是树杈子。

耜，就是铲子，也是用来让土地变松软的，但效率比耒高，因为可以大块儿铲土。最初的耜，是用厚实的扇形骨头制作。因为功用相近，所以用了耒字旁。

后世发明的工具和操作，很多也用耒字旁，因为都是为了开荒松土撒种。比如，耕耘耦耨耠耔等。

有的方言里，会把牛读作耦ǒu，可见古代农业方式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似曾相识的“大众脸”，器具上的“浙式幽默”小造型，它们都出自7000年前的余姚。如今的博物馆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不老旧，不枯燥，甚至还有点儿草肥水美。今天要说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这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补课”。在参观这里之前，“河姆渡”对于我来说仅仅是存在于记忆里中学课本上的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1名字

“河姆渡”究竟是什么？我想到这么几种解释：一个位于长江以南、浙江以东的小村子，住着一群“有趣”的人。一个属于人类荒蛮时代的氏族聚落的生活区。一个令史学家和考古学者爱不释手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它的出现，打乱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脚步”；改写了史学界、考古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最初断论；改变了人们对于新时期时代贫瘠、原始、衣不遮体的落后印象。虽生活在原始社会，但河姆渡人制造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在现代人看来，不仅不落后，还有一些“可爱”，件件如同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骨化石、石器和陶器告诉人们：河姆渡人在距今7000年的遥远时代，曾经在这里过着富足、幸福、快乐的生活，也创造过璀璨、繁荣的人类文明。

2断层与化石一进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首先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幅巨大的“河姆渡遗址地层示意”墙。从墙体上展示出的不同地质层所出土的不同文物中可以看出，河姆渡遗址共有四个文化层。距离现代最近的一层已有4700年左右的历史，而距离现代最远的底部一层竟有着70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群创造了神奇文化的远古人，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村曾经繁衍生息了2000年之久。先来看一看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这些让专家们“惊掉下巴”的化石们。

菱角化石，这仅仅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野果化石中的一种。这些化石告诉我们，生活在7000年前的远古河姆渡人，并不缺食物，且此地温暖湿润，曾经生长着大片的茂密森林，取之不尽的野生果实可以保证河姆渡先民饱食终日。粘有锅巴的陶片，这一组化石告诉我们：7000年前的祖先们，早已远离了茹毛饮血的“惨烈”生活，他们不仅会制作陶器，还会用陶釜煮米羹鱼，甚至还会捡炊具上的锅巴做小零食吃……狗骨化石，这也仅仅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中的一种。同期出土的化石中还有猪、羊、鸡，以及水牛，这说明，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开始驯养家畜，此外，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他们会将捕获的动物幼崽暂时圈养起来备用。

或许对于某些通人性的动物，他们也会不舍得宰杀，而是作为宠物饲养起来，他们养狗、养鱼、养乌龟，甚至还有可能……养大象。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它被誉为“人类荒蛮时代的精美艺术品”。这一只雕刻着太阳与鸟图案的神秘器具，竟然是用象牙制作的，因它的外形与蝴蝶类似而得名。那些复杂的线条和不知其意的符号，似乎向人们传达着某些“神圣”的讯息。它的出现，引起了史学专家和考古学者们的浓厚兴趣，人们纷纷猜测着它的用途与寓意，却至今不得其解，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千古未解之谜”。

3海湾河姆渡遗址文化层的第四级地层出土文物告诉人们，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海湾，其中突起了这么一片地势低平的小山坡，是海湾中唯一的陆地，这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因而成为河姆渡人赖以生存的“风水宝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起，反复爆发的洪水使河姆渡人的家园饱受摧残。又过了1000年，这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洪水，在这一场自然灾害中，姚江河道的走向被改变，而河姆渡人所栖息的平原也变成了沼泽，河姆渡人不得不另谋出路，他们开始大规模地迁徙，从此亡命天涯、四散而去……

5000年之后的河姆渡村与姚江，又变得平平静静。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仅有几十户人口，而村民对那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类进化历史，毫无所知。1973年夏天的某一日，河姆渡村民在劳动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石块，这些石块仿佛有着被加工的痕迹，看不出属于哪个年代，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之后，考古人员在这里挖出了墓葬、陶器、工具、谷物、动物遗骨，以及一整个……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4聪明的祖先

考古研究人员在河姆渡村遗址中，挖掘出了无数个“第一”。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6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一举打破印度保持的“最早的水稻距今4300年”的记录，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这些稻谷的谷壳、稻叶和木屑混合在一起，被发现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上部。

从对这些遗迹的考察中，考古人员发现，河姆渡人已不能满足于便捷的食物来源。或许采集野果这种手到擒来的劳动方式也会让他们觉得乏味而无趣，于是他们乐此不疲地进行着“研究”和“发明”，日复一日地观察野生稻谷的生长规律，并将野生稻谷驯化成有着完整种植体系的人工栽培稻，掌握了人类最早的水稻种植技术。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河姆渡人的农业发展水平比我们想象中要高得多的多。

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5万平方米，在距离河姆渡村8公里左右的田螺山古村落，出土了6000年前的山茶树，是属于河姆渡文化的“可能是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

最早的榫卯结构建筑

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有一片被环形木质游览栈道围绕的数百平米的露天草丛，草丛中成片地竖立着一根一根的“朽木”，细看那木头上，还有着被加工过的痕迹。

考古人员发现，这一片遗迹原是河姆渡人把石头做的“削皮器”，再将木材削成一根一根的木桩、横梁和木板，凿出卯，建造成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房屋。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些可以牢固地连接木板和木桩的榫卯，比青铜时代早出现了2000多年。在此之前，人们对“原始人盖房子”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树屋”。建筑专家将河姆渡人创造的架空式房屋定义为“干栏式建筑”，并誉为“建筑史的奇迹”。它们是远古人类从“树栖”向陆地栖息的过度，也是中国传统木建筑主流技术的重要源头。我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看到了考古专家利用出土的木构件复原的一座“河姆渡人的房屋”，虽然低矮、简单，仅仅以草席与茅草附面，但巧妙地因地制宜。它们防潮也避虫兽，在这一片水乡泽国中已足够遮风挡雨。我感觉它们有点像“矮脚版”的西南少数民族吊脚楼，也有点像东南亚的民居，在前次自驾老挝的旅行中，我就在万荣河边见到过类似的建筑身影。

最早的油漆

河姆渡人将漆树上产出的透明粘液与矿物粉末调和，做成带有色彩的涂料，涂抹在器物表面，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油漆工艺”，也是人类美学历程在实用生活器具中的重要“起航”。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数个1米见方、15米左右深的栅栏圈，被专家鉴定为人类最早的水井。

最古老的骨制农具：骨耜。

河姆渡人使用的骨制和石制工具，是现代化农用机械以及我们日常所见的铁锹、锄头、犁耙等耕作工具的前身。

5恩赐

原始人崇尚“万物有灵”，对于他们来说，一切所得都是大自然的“恩赐”，那些与生产、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动植生物，也有着特殊的“神秘力量”。河姆渡人已经熟练掌握炼泥制陶的技术，它们用简单而富有情感的线条，在这些使用泥条盘筑法塑型、850℃高温烧制而成的盆盆钵钵上描绘着与生活有关的一切，用生动简约的艺术形象，寄托着天真淳朴的情感。图腾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小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他们砍树伐木建屋、种稻渔猎饱腹。他们用欢呼与歌唱迎接新的生命，也会建造公共墓葬为死者送行。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我意外地发现了“瓮罐葬”习俗，它与之前在西安半坡遗址了解到的距今6700年历史的仰韶文化中的儿童丧葬仪式极为相似：即非正常死亡的年幼死者被装在陶罐中埋于地下，这一习俗在今日的很多地方，还在沿用……

每当红日初上，河姆渡人便开始了一天的耕田劳作，他们提篮荡舟、涉猎捕鱼；在那些皓月当空的夜晚，河姆渡人也曾篝火歌舞，分享丰收的喜悦。他们的生活艰而不苦，辛而不涩，有着现代人无法体会的情志和趣味……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在机械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动力的利用和机械结构的设计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许多专用机械的设计和应用，如指南车、地动仪和被中香炉等，均有独到之处。

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技术发明时间较早，且技术精湛。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朴质雄浑，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纤细精巧，形成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独特风格。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如甘肃东乡马家窑出土的铜刀，距今已有4800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在大约40～50万年前，就已出现加工粗糙的刮削器、砍砸器和三棱形尖状器等原始工具。4～5万年前出现磨制技术，许多石器都已比较光滑，刃部也较锋利，并有单刃、双刃、凸刃、凹刃和圆刃之分。

中国在28000年前出现弓箭，这是机械方面最早的一项发明；公元前8000～前2800年期间出现了陶轮(制陶用转台)；农具大约出现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除石斧石刀外，还有石锄、石铲、石镰、蚌镰、骨镰和骨耜。石斧和石刀上已有用硬质砂子磨削而成的孔。

夏代以前和夏代，先后出现了无辐条的辁和各种有辐条的车轮；殷商和西周时已有相当精致的两轮车；独木舟和筏等水上运输工具早就相继出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能用石范和泥范铸造简陋的工具和武器。商殷时期，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形成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冶铸技术得到高度发展，青铜铸件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千克，春秋时期的青铜铸件曾侯乙尊盘已十分精细。

春秋至魏汉时期(公元前770～公元265年)是中国古代机械开始较快发展的时期。春秋时期铁器和生铁冶铸技术开始出现；黑心可锻铸铁、白心可锻铸铁和锻钢的出现，加速了由铜器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春秋中期以后发明了失蜡铸造法和低熔点合金铸焊技术；战国时期又有了叠铸和锚链铸造等工艺；西汉中期已炼出灰口铸铁，并出现了壁厚3～5毫米的薄壁铸铁件。铸铁热处理技术也有所发展。

春秋时期出现弩，控制射击的弩机已是比较灵巧的机械装置。到汉代，弩机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弩有一石至十石等八种规格，这些规格的形成表明机械制造标准在汉代已初步确立。弩机上留下了作工、锻工、磨工等的名字。

战国时期流传的《考工记》是现存最早的手工艺专著，其中记有车轮的制造工艺。对弓的弹力、箭的射速和飞行的稳定性等都作了深入的探索。 汉代已有各类舰艇和大量的三四层舱室的楼船。有些舰船已装备了艉舵和高效率的推进工具橹。西汉时的被中香炉构造精巧，无论球体香炉如何滚动，其中心位置的半球形炉体都能经常保持水平状态。

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不断发展。1980年出土的秦始皇陵铜车马代表了当时铸造技术、金属加工和组装工艺的水平。东汉以后出现了记里鼓车和指南车。记里鼓车有一套减速齿轮系，通过鼓镯的音响分段报知里程。三国马钧所造的指南车除用齿轮传动外，还有自动离合装置 ，在技术上又胜记里鼓车一筹。自动离合装置的发明，说明传动机构齿轮系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东汉时已有不同形状和用途的齿轮和齿轮系。有大量棘轮，也有人字齿轮。特别是在天文仪器方面已有比较精密的齿轮系。张衡利用漏壶的等时性制成水运浑象，以漏水为动力通过齿轮系使浑象每天等速旋转一周。公元132年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即候风地动仪

汉代纺织技术和纺织机械也不断发展，绫机已成为相当复杂的纺织机械。到三国时期，马钧将50综(分组提放经线的综片)50蹑(踏具)和60综60蹑的绫机都改成50综12蹑和60综12蹑，提高了生产效率。马钧还创制了新式提水机具翻车，能连续提水，效率高又十分省力，

汉代的农具铁犁已有犁壁，能起翻土和碎土的作用，汉武帝时赵过既已创制三脚耧，一天能播种一顷地。在这一时期，大型铜铁铸件和大型机械结构陆续出现。五代时铸造的沧州铁狮子重约40吨， 宋代木结构水运仪象台高3丈5尺，宽2丈1尺。

唐末时期机械制造已有较高水平。如西安出土的唐代银盒，其内孔与外圆的不同心度很小，子母口配合严紧，刀痕细密，说明当时机械加工精度已达到新的水平。

在运输工具方面，人力和水力并用，在技术上有进一步发展。南朝齐祖冲之所造日行百里的所谓千里船和南朝粱侯景军中的160桨快艇，都是人力推进的快速舰艇，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车船。唐代的李皋对车船的改进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水力机械也有新的进展，唐代已有筒车，从人力提水发展为水力提水。南末末期又创造出先进的水转大纺车，三摧、五摧(锭)手摇纺车曾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人力纺纱机具。元代薛景石所著《梓人遗制》是木工名家总结亲身经验之作，并详细记述了当时通行的纺织机具和车辆，以古代著名的木制机械技术专著而留世。

这一时期天文和计时仪器发展迅速。北宋苏颂和韩公廉等制成的木构水运仪象台，能用多种形式表现天体时空的运行。它由水力驱动，其中有一套擒纵机构。水运仪象台代表了当时机械制造的高度水平，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天文钟。元代的滚柱轴承也属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机械装置。

明初的造船业已有很大进展。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所乘宝船长约137米，张12帆，舵杆长11米多，是古代最大的远洋船舶。

当时的机械制造主要仍靠手工操作。大者如千钧锚，是靠人工先锻成四爪，然后依次逐节锻接。小者如制针用的冷拔钢丝，也用手工制成。

明代已有活塞风箱。它是宋元木风扇的进一步发展，风箱靠活塞推动和空气压力自动启闭活门，成为金属冶铸的有效的鼓风设备。

在明中叶或稍前，木帆船已能逆风行驶，并拥有全风向航行的能力。扬州立帆式风轮是将八扇纵帆等距装置在八角形木架上，围绕一个垂直轴旋转，并能自动调节帆面角度。这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木船风帆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以来，中国沿海一带多利用它推动翻车，以提取海水晒制食盐。

机械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学术研究。王徵于1627年编译和出版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介绍了西方机械工程的概况。来自西方的自鸣钟表和水铳等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流传。

1634～1637年 ，明朝的宋应星编著和出版了《天工开物》，记录了许多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科学创见。它反映出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记载了不少有关机械制造和产品性能的情况。内容涉及泥型铸釜、失蜡法铸造以及铸钱等铸造技术，还记述了千钧锚和软硬绣花针的制造方法、提花机和其他纺织机械以及车船等各种交通工具的性能和规格等。《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曾制造大更钟，它依靠悬锤的重力驱动，并增添了精确的报更机构，加工精致，富有中国民族特色。明清两朝中国钟表工匠创制了不少新奇的钟表。当时的广州、苏州、南京、扬州等，成为有名的制造钟表的城市。

整地、收获、加工脱粒

1．整地农具

整地是为了给播种后种子的发芽、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整地农具包括耕地、耙地和镇压等项作业所使用的工具。在原始农业阶段，最早的整地农具是耒耜。先是木质耒耜，稍后又发明了石耜和骨耜，以后又有石铲、石锄和石钁，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还发明了石犁。商周时期的整地农具新增了青铜制作的铲、钁、锸及犁。春秋战国时期的整地农具有铁制的耒、锸、犁铧、锄、钁及多齿锄等。汉代的整地农具除了犁铧之外，新发明了耧犁和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地农具新增了耙。唐代的整地农具主要是完善了耕犁的结构，出现了曲辕犁，同时还发明了碌碡等。宋元时期新增加了在水田使用的耖。明清时期的农具基本上继承宋元，没有太大的突破，在考古发掘中明清不是重点，因此出土实物不多。

斧、锛

斧、锛是远古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出土的数量也最多。人们既可用它作为武器，也可用来打击野兽，还可以用它来砍伐森林、加工木材、制造木器和骨器。在石器时代，人们从事火耕和耜耕农业，开垦荒地之时，就需要用石斧、石锛来砍伐地面的森林，砍斫地里的树根。石锛也可用来掘土翻地，所以石斧、石锛也是原始农业开辟耕地时的重要农具，只有在商周之后，由于农业的进步，已脱离刀耕火种阶段，砍伐森林已不是农耕的重要任务，因此斧、锛在农耕作业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但在手工业中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早期的石斧是直接用手掌握使用的，称为手斧，以后发展为装柄使用，提高了功效。石锛(尤其是有段石锛)一般都是安装在木柄上使用的。安装方法通常是用绳索将石斧、石锛捆绑在木柄上，但是石斧的刃口和木柄呈平行方向，石锛的刃口和木柄则是横向的。因而斧的功用是劈，锛的功用是斫。不过，从各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有些斧、锛的安装方法则耒、耜是两种农具，是最古老的挖土工具。耒的下端是尖锥式，耜的下端为平叶式。耒是从采集经济时期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发展而来的。早期的耒就是一根尖木棍，以后在下端安一横木便于脚踏，入土容易，甲骨文中的就是它的象形。再后单尖演变为双尖，称为双尖耒，甲骨文中的就是它的象形。单尖木耒的刃部发展成为扁平的板状刃，就成为木耜。它的挖土功效比耒大，但制作也比耒复杂，需要用石斧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板状的刃，即所谓神农“破木为耜”、“斫木为耜”[135]。早期的耒、耜都是木质的，即《周易·系辞》所说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因此不易保存下来。不过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和河南省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过使用双齿耒挖土后留下的痕迹，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和罗家角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木耜。由于木耜的刃部容易磨损，后来就改用动物的肩胛骨或石头制作耜刃绑在木柄上，成为骨耜或石耜，它们都比木耜更加坚硬耐磨，从而提高了挖土的功效。目前北方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很多石耜，其年代最早可达8000年前，由此推测，木质耒耜的起始年代当更为久远。目前发现早期骨耜最多的地方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骨耜是用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骨制成，肩部挖一方孔，可以穿过绳子绑住木柄。骨耜中部磨有一道凹槽以容木柄，在槽的两边又开了两个孔，穿绳正好绑住木柄末端，使木柄不易脱落，其制作方法已相当进步。这种骨耜在南方水田中使用，功效也很高。

耒、耜使用的年代相当长久，直到商周时期还是挖土的主要工具，《夏小正》载有“农纬厥耒”，《诗经》中多次提到耜。战国时期耒、耜依然是主要的整地农具。《管子·海王》载：“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并且还在耒的齿端套上金属套刃，使其更加坚固耐用，工效倍增。如在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水井中发现一件战国木耒，其双齿套有铁刃，挖土功效更为显著，这是木耒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图二一)。甚至到了汉代，犁耕已经普及，但耒、耜仍未绝迹，不但文献上经常提到，各地汉墓中也常有耒、耜的模型或实物出土。大约到三国以后，耒、耜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成书于后魏(6世纪)的农书《齐民要术》提到的整地农具中就没有耒耜。后代文献所提到的耒耜只是农具的泛称而已，如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实际上是指耕犁。

是直接套入木柄前端的槽孔之中，一些有孔石斧则是先套入槽孔内再用绳索加固。

铲是一种直插式的整地农具。铲和耜是同类农具，在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中并无明显区别。现在一般将器身较宽而扁平、刃部平直或微呈弧形的称为铲，而将器身较狭长、刃部较尖锐的称为耜。最早的铲是木制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就出土过木铲(图二二)。各地出土更多的是石铲，也有少量骨铲。铲的器形较多样，早期的呈长方形，较晚出现的有肩石铲和钻孔石铲，使用时都需绑在木柄上。商周时期出现青铜铲，肩部中央有銎，可直接插柄使用。河南省郑州市人民公园出土过一件带柄的青铜铲，由此可以了解商代青铜铲的全貌(图二三)。春秋时出现铁铲，到战国时铁铲的使用更为普遍，形式有梯形的板式铲和有肩铁铲两种。至汉代始有铲的名称，《说文解字》已收有“铲”字。汉代的铲器形较为多样，有宽肩、圆肩、斜肩几种形式。四川汉墓中经常有执铲陶俑出土，陶俑所执的铲肩宽且平，刃部收缩呈弧形，附有长柄，从其与陶俑高度的比例测算，与现代的铁锹大小一样。铁铲在汉唐以后一直是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在宋元时期称为铁杴或铁锹。王祯《农书》：“煅铁为首，谓之铁枚，惟宜土工。”北方的一些金元时期遗址中常有铁铲出土，其形制大小都与现在的铁锹相似，说明铁铲到此已经定型，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

锸为直插式挖土工具。锸在古代写作臿，《释名》“臿，插也，插地起土也”。最早的锸是木制的锸，与耜差不多，或者说就是耜，在木制的锸刃端加上金属套刃，就成了锸，它可以减少磨损和增强挖土能力。锸是商代新出现的农具，发展于战国，盛行于汉代，一直沿用到南北朝以后。商周时期的锸多为凹字形的青铜锸(图二四)，春秋时期的铜锸形式较多样，有平刃、弧刃或尖刃。战国时期开始改用铁锸，主要有一字形和凹字形两种。锸是汉代的主要挖土工具，在兴修水利取土时发挥很大作用，故有“举臿为云，决渠为雨”的民谣(《汉书·沟洫志》)。锸的铁套刃在汉代叫鐅，《说文解字》：“鐅，河内谓臿头金也。”安装鳖的木板叫“叶”。《释名·释用器》：“其板曰叶，像木叶也。”使用时双手握柄，左脚踏叶之左肩，用力踩入土中，再向后扳动将土翻起。《淮南子·齐俗训》：“修胫者使之跖臿。”高诱注：“长胫以蹋插。”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一把完整的锸，其木叶左肩比右肩突出而稍低，就是为了便于左脚踩踏而设计的(图二五)。从四川等地汉墓出土的持锸俑，也可见到锸的完整形状。锸在南北朝时期继续使用，但出土的实物远少于汉代，《齐民要术》中没有提到锸，说明已不是主要农具。隋唐以后，锸已很少出土，但是并没有绝迹，至今在南方的一些偏僻农村仍在使用，如江西省奉新县、湖南省桃源县的农村中现在使用的一种铁锹，就还保存着古代铁锸的原始形状。

犁是用动力牵引的耕地农机具，也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整地农具，但是它产生的历史较晚，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一种石犁，是用石板打制成三角形的犁铧，上面凿钻圆孔，

可装在木柄上使用，估计当时还不可能采用牛耕，应是用人力牵引(图二六)。由于考古发现的都是石犁铧，木质的犁架未保存下来，因此对原始耕犁的犁架结构尚不清楚，而且当时也未能普遍使用，但它已具备动力、传动、工作三要素，远比其他原始农具的结构复杂，可算是最早的农机具，它的出现在我国农具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到商代，开始出现金属犁铧，江西省新干县大洋州商墓出土过两件青铜犁铧，呈三角形，上面铸有纹饰，一件宽15厘米、长11厘米、高2．5厘米，另一件宽13厘米、长9．7厘米、高1．7厘米。这是目前仅有的两件经过科学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年代判断的商代铜犁铧。它证明商代确实使用过铜犁。虽然没有犁架出土，仍不明其具体结构，但从铜犁铧的形制观察，已和后代的铁犁铧相类似，因此推测其犁架结构应和西汉画像石上的框形犁相似，早已摆脱了石犁的原始状态。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定商代是否使用牛耕，但青铜犁的出现为以后铁犁的使用开辟了道路，因而在我国农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推广，铁犁铧也取代了青铜犁铧，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战国的铁犁铧出土，说明犁耕已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图二七)。但出土的多数是V字形铧冠，宽度在20厘米以上，比商代铜犁大得多。它是套在犁铧前端使用的，以便磨损后及时更换，减少损失。这说明战国的耕犁已比商周时期进步得多，大大提高了耕地能力。只是此一时期犁架的结构仍不明了。

耕犁到了汉代才得到普及，不仅中原各省都有铁犁铧出土，西北、东北边陲也出土了不少铁犁铧，就连史称“火耕水耨”的江南地区，远至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也有铁犁或牛耕模型出土，它们成为汉代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主要标志之一。汉代的铁犁铧品种多样，大小不一，小的长、宽各20厘米左右，大的长、宽可达40厘米以上。陕西、河南等地还出土了汉代的铁犁壁，有单面的，呈菱形或板瓦形，可向一面翻土；也有双面的，呈马鞍形，可双面同时翻土，适于开沟起垄。犁壁是翻土碎土的重要装置，这一发明标志着中国耕犁已走上成熟道路，是耕犁史上的重大成就。从各地画像石和壁画的牛耕图上，还可看到汉代耕犁的具体结构，汉代耕犁已具备了犁辕、犁箭、犁床、犁梢等部件，说明已趋于成熟定型。大体说来，西北地区(如陕西、内蒙古)的耕犁犁床和犁梢区分明显，属于长床犁或框形犁(图二八)。东部地区(如山东、江苏)的耕犁形制有所不同，犁床和犁梢连成一体呈弓形，是用一根弯曲木头制成，看不出明显的犁床，故亦称为无床犁(图二九)。两类耕犁都是直辕犁，有用二牛牵引的长直辕犁和用一牛牵引的短直辕犁。长直辕犁适于在大块田地上使用，短直辕犁转弯灵活，适于在小块田里使用，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发明创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耕犁基本上是继承汉代的，但犁铧的形制还是有所变化，犁铧冠由汉代的长翼变化为较短的翼。西汉铁犁铧接近等腰三角形，从东汉开始向牛舌状改进，至南北朝定型化。犁铧有大、中、小三种，反映犁铧多样化。从魏晋墓壁画牛耕图看，当时的耕犁还是二牛挽拉的长辕犁。但《齐民要术》已指出：“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 说明山东一带已出现适合在山问谷地使用的蔚犁。将蔚犁与长辕犁相比，则蔚犁应是一种操作灵活轻便的短辕犁。这种犁的出现可能为唐代曲辕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耕犁发展到唐代又有一次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曲辕犁的出现。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唐代晚期江东农村的耕犁共由11个部件组成，犁馋和犁壁是铁制的，其余的犁底、压馋、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粲等部件都是木制的。犁身全长4米，比现在的犁要长许多，但它的辕是弯曲的，末端设有能转动的犁架，可用绳索套在牛肩上，牵引时犁可自由摆动和改变方向，克服了汉魏时长直辕犁耕至田边地角时“回转相妨”的缺点，更适合在江南田地面积较为狭小的水田中使用，故被称为曲辕犁。曲辕犁的另一个优点是设有犁评，可调节犁箭上下，改变牵引点的高度，并可控制犁地的深浅。又因犁壁竖立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因此操作起来比直长辕犁简便轻巧，能适应各种土壤和不同田块的耕作要求，既提高耕作效率，又提高耕地质量。可见，我国的耕犁发展到此已达相当完善的地步。从此以后，曲辕犁就成为我国耕犁的主流。目前考古资料中，只在陕西三原李寿墓壁画上看到一幅长曲辕犁的形象(图三○)。

宋元时期的耕犁是在唐代曲辕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使犁辕缩短、弯曲，减少策额、压馋等部件，犁身结构更加轻巧，使用灵活，耕地效率也更高了。正如王祯《农书·垦耕篇》所说：“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我国耕犁至此已完全成熟，明清时期的耕犁已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钁又称镢或镐，为横斫式整地农具。掘地部件为长条形，上有銎，可安装横柄，是深掘土地的得力工具，多用于开垦荒地，农家亦用于刨掘作物的根株，是农家主要的整地农具之一。钁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鹿角钁和有段石锛。商周已出现青铜钁，当时称为欘。《国语·齐语》：“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韦昭注：“欘，斫也。”《尔雅·释器》：“斫谓之钃。”郭璞注：“钁也。”《说文解字》：“钁，大锄也。”至迟在战国时期，铁钁已得到推广，并且出现了横銎式铁钁。在此之前的钁都是直銎式的空首钁，其装柄的方法是在銎的顶部銎口插入长方形木块，在木块上横凿一孔以装木柄，或直接安装树杈形的弯曲木柄。横銎式的镬则是銎口横穿钁体的上方，直接横装木柄，加塞木楔，使之更加紧固牢靠，使用时不易脱落，其掘土功效更高，因此很快就淘汰了直銎式的空首钁，成为汉代以后的主要掘地农具之一。因此，汉代的《淮南子》一书就经常提到它，如：“今夫徭者，揭钁臿……”(《精神训》)，“奋儋(担)钁”(《兵略训》)，等等。王充《论衡·须颂篇》亦提到：“以钁臿凿地……如复增钁臿。”“或以钁臿平而夷之。”从河南省渑池县出土的铁农具中，可知南北朝时期的钁已有大中小三种，可适应不同的用途。至宋元时期钁已定型，与今天农村所用者毫无二致。王祯《农书·钁臿门》将钁放在首位：“钁，斫田器也……又作钃，诛也，主以诛除物株也。盖钁，斫器也。农家开辟地土，用以斫荒。凡田园山野之间用之者，又有阔狭大小之分，然总名钁。”从出土实物考察，宋元铁钁确有阔窄之分，其阔者，南方亦称为锄头，至今仍在使用。

横斫式掘土农具，有二齿、三齿、四齿、六齿不等，以四齿居多，故亦称四齿耙、四齿钁或四齿镐。使用时向前掘地，向后翻土，比犁要深，又可随手将土块耙碎，但全凭体力，很是累人，是南方农村的主要整地农具之一。早在战国即已出现，汉代亦多使用，以二齿、三齿为多(图三一)。至宋代称为铁搭。王祯《农书·钁臿门》：“铁搭四齿或六齿，其齿锐而微钩，似杷非杷，斫土如搭，是名铁搭。就带圆銎，以受直柄，柄长四尺。南方农家或乏牛犁，举此斫地，以代耕垦，取其疏利。……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曰可斫地数亩。江南地少土润，多有此等人力，犹北方山田钁户也。”直至今天，在人多地少、土地湿润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平原地区，铁搭仍是主要耕垦工具，有的地方甚至多于牛耕。

2．播种农具

播种农具出现的时间较晚。在原始农业阶段，大多是用手直接撒播种子，无需播种工具。可能在种植一些块茎、块根作物时需借助工具，如用一些尖木棍或削尖竹竿挖穴点播，因此一些原始单尖木耒(包括骨铲、鹿角锄等)可能也用来挖穴点播，不妨也可视为原始的播种农具之一。但是真正的播种农具是要等到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技术成熟以后才出现的。

耧犁

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播种农具是西汉的耧犁。据东汉崔寔《政论》记载，耧犁是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所发明，其使用方法和功效是：“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曰种一顷。”这种耧犁就是现在北方农村还在使用的三脚耧车。耧车有独脚、二脚、三脚、甚至四脚数种，以二脚、三脚较为普遍。王祯《农书·耒耜门》记载，两脚耧的具体结构为：“两柄上弯，高可三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垄，横桄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旁挟两辕，可容一牛，用一人牵，傍一人执耧，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北京市清河镇、陕西省富平县、辽宁省辽阳市三道壕都出土过西汉铁耧犁铧，陕西、山东、河南也出土过东汉铁耧犁铧。山西省平陆县枣园东汉墓出土了一幅耧播图，使我们得以了解汉代用耧播种的具体形象(图三二)。耧在三国时期已传播到甘肃敦煌一带。《三国志·魏书·仓慈传》：“(皇甫)隆到(敦煌)，教作耧犁。”三国以后耧车在北方农村一直在使用，是主要的播种农机具。河南省渑池县出土过南北朝铁耧铧，河南、山东、山西出土过宋代铁耧铧。陕西省三原县李寿墓和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454窟还分别发现唐代和宋代的耧播图壁画。耧犁从西汉直到现在连续使用了两千多年，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古代还有一种手工操作的播种农具，叫作“窍瓠”，是用瓠子硬壳制成，中问穿一中空木棍。壳内装种籽，用手持棍将下部尖端插入土中点播，比单纯用手播种要均匀、轻便，节约种籽，可提高功效。窍瓠的最早记载见于《齐民要术》：“两耧重耩，窍瓠下之。”河北省滦平县岑沟出土的金代窍瓠是目前最早的实物例证。

．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2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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