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1887年11月5日——1960年4月17日)，原名履恭。社会学家。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他从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4月，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未及会议召开，因病于17日去世。陶孟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4月28日成立图书管理处，1951年2月3日改为图书馆，作为全院管理、供应和对外交换图书的机构，由陶孟和副院长兼馆长。陶孟和一生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妻子沈性仁在抗战时逝世于兰州，身边一直无亲人。女儿陶维正、陶维大远在美国，儿子陶渝生是大连石油所（后改称化学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他从未要求予以照顾调来北京工作。陶孟和逝世后，儿子陶渝生遵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将其全部图书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留下的18000余元捐赠给了中关村小学和科学院幼儿园作办学费用，一切家具赠送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后发送到灾区救济灾民。留存于后世的，是他为中国社会学奠基的著述，他心血浇灌的编译出版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以及他那无畏无私的风范。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肖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究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孟和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1912年，他在伦敦时，即与同学梁宇皋大量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此书是陶孟和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一部著作。当时陶孟和才27岁。但此书表明了他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识见的学者。
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中曾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这个宏愿终于在1926年开始实现了。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开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共10类。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10人。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等是重点。农业经济的主要调查研究工作有：（1）河北、山东棉花贩运调查；（2）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3）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4）定县集市调查；（5）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6）华北粮食生产、运销、消费调查。工业经济的主要工作有：（1）编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如“铁、煤及石油”、交通业等；（2）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先从轻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劳动问题方面的项目最多，这与从1926年起开始此项工作有关。计有：（1）续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年鉴》；（2）《国际劳工组织》；（3）河北及平津劳资争议之研究；（4）塘沽工厂工人调查；（5）上海工人家计调查；（6）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7）天津面粉工人工资调查；（8）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9）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人口问题方面，主要是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对于中国人口的估计和研究各省人口统计。统计方面，主要是编制《北平生活费指数》和《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指数），编著《指数公式总论》等。近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宫文献档案资料，系统地研究过去20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将社会调查所的当时工作推到国际上去，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Industry and Labour in China”《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Chinese Workers”《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继续不断，于是使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
1930年初，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是陶孟和与曾炳钧。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创举。该所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这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抗日战争期间，研究所几经转移，终至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仍然作出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1914年至1949年，陶孟和除了领导组织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以外，自己也亲身参加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宁、兰溪等县、市从事社会调查，后又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若干县、市进行专题调查。编著有《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社会之研究》、《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社会与教育》、《公民教育》、《社会问题》、《中国之县地方财政》、《孟和文存》等。他在社会所时，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年青人员，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等，经过积极的培养，都成为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
文/ 猫里奥
01
沈性仁漂亮是公认的，对于沈性仁高雅的仪态与魅夺人心魄的容貌，有名的林徽因也是羡慕又钦佩。就连暗恋林徽因暗恋一辈子的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不写诗的他也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形容沈性仁的美，真是令人神往。
文学家朱自清搭个船看见她，都写到“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但和林微因、陆小曼不同，沈性仁没有叫人难忘的爱情故事，早早的嫁个一位尊重她的丈夫，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解放了当时父权社会的女性思想，还通过自身的作品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白话文运动，后世的白话文深受她的影响。
02
1895年，沈性仁出生于浙江嘉兴的沈家，沈氏三姐妹中，性仁排行老二，最美，也最有才。
清末民初，兴起了一阵留学热潮，在父亲的支持下，沈性仁远赴日本求学。后来因为父亲沈秉钧病重归国，随后便进入北京女高师学习。在学校认识了在当时贵为北大教授的陶孟和，两个人兴致相投，一拍即合。两个人最终在1917年结婚，并生下大女儿陶维正，小名取小芳。
沈性仁嫁过去之后才发现，堂堂北大教授竟然连房也买不起，之后还当上了负债累累的“房奴”！
当时因为工作原因，陶孟和看上了位于北新桥小三条胡同的一处居所，但是由于房主只卖不租，沈性仁正怀着二女儿，陶孟和又需要供养天津的老母亲和一个未出嫁的妹妹，不得不举债买房。
陶孟和虽贵为北大教授，却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不懂得里子一些规则，加上当时北洋政府哭穷，屡屡欠薪，家中生活上颇为拮据，有时候连房租都会成为一个麻烦。往往是被房东催着好几日，出门都要躲着，只敢在天黑之后才敢回家。受过新型教育的沈性仁可过不惯这种藏头露尾的生活，她不甘愿做一辈子只懂柴米油盐，抠着微薄薪水算日子的妇女，她想有份工作，还清债务维持家用以及实现自我的价值。
陶孟和尊重沈性仁的决定，在他的影响下，沈性仁走上了文学之路，一是为了维持家计，准备译书售稿。二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3
1918年九月，沈性仁因为生下二女儿身体虚弱病倒住院。在病院里，闷极无聊，陶孟和又没有时间去陪伴他，就拿王尔德的《温夫人的扇子》给她解闷。沈性仁喜欢这出戏里的故事，尤其对故事里的女性问题着迷，她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就两种，一种贤妻良母的妇女，一种是放荡堕落的舞女，但是她看完这本书后她却认为，天真的女人不一定好，世故的女人也不一定坏。
同时，未经民故的女人习于顺境，反而苛以待人，而饱经世故的女人深谙逆境，反而宽以处世，她想利用这本书来消解两者对立的做法，建立新的女性思想观点，让人们正视女性问题，同时提出女性也应该拥有自由民主的婚姻爱情和自我选择的生活，不论是什么类型的生活都不应该被人投以有色眼镜，人生来不会歧视，歧视只是社会不断变得迂腐的繁衍物。
翻译这本书的愿望在她内心越加强烈，出院后就没日没夜的把书翻译了出来，另起了具有东方风格的名字《遗扇记》。并在1919年“五四”时期，把翻译好的《遗扇记》发表于《新青年》，轰动一时，大家都对女性解放是归来还是出走做出了各自的讨论。各大报纸统统都在报道沈性仁是第一人提出解放女性思想的文人。
沈性仁认为女性解放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就应该继续做下去，她想让全国的女性都了解，爱情婚姻和生活可以是相对立和自由的，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沈性仁的思想也对当时封建的父权社会进行了博弈。
由于《遗扇记》猛烈抨击了父权社会的专制呼吁解放女性思想，这本书在上流社会的女性之间一时成为茶余饭后的读物。随后此剧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或《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
就连当时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的胡适，也看中了沈性仁骨子里独有的女性思想光辉，甚至还硬着头皮写信给家乡的母亲，说自己特别爱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交谈。言下之意便是看中了沈性仁，实则话里尽是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认为自己是被众人敬仰的自由男神，嘴里谈的是恋爱自由，婚姻民主，竟然还会有包办婚姻这一事，认为这事丢了面子。
可胡适的母亲并不理会，也未回信。倘若当时沈性仁是未嫁之身，那胡适恐怕是要对沈性仁展开激烈的爱情攻略，可能随后便没有陆小曼的事情了。
04
1922年秋，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徐志摩邀请了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其中有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虽然身份地位不同，话题也尽不一致，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新文化的运动和白话文的推崇。徐志摩还邀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沈性仁与陶孟和加入。
就连深深爱着林徽因但并不常作诗给她的金岳霖，与沈性仁相识后，也因对沈氏高雅的仪态，独具魅力的自由思想与沉鱼落雁的容貌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他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
以婆娑竹影与幽静兰花来比喻“性仁”之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服。
对于沈性仁的才华，徐志摩也同样十分看重，按捺不住内心的徐志摩便写信给沈性仁，信中称呼沈性仁为陶太太，且不惜为赞美她而放低自己：“听见几个电话都没有打着，也不为别的，就贺你的小说写得好，至少比我的高明多了，这并不是恭维！我一连念了三四遍，有朋友进来我就念，谁都说写得活灵有味，要是这真是你的初试笔，你的小说家前途正远着呐！可话说回来，你非得给我副刊写一篇不可，限一星期出货。”信的最后一段，徐志摩还很顽皮地“威胁”沈性仁帮他写文章。像极了闺蜜间的悄悄话。
1925年，沈性仁去徐志摩家交稿，无意间发现了徐志摩翻译了一半的《玛丽玛丽》，看到后对其故事很喜欢，问了之后才发现徐志摩不想再翻译后半部分了，沈性仁便说由她翻译后半部分。
沈性仁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地位之间是否能产生爱情的一个问题解释，这本书讲述了出身于爱尔兰女佣家庭的小姑娘玛丽的初恋故事。玛丽朦胧地喜欢上一位威风的巡警，贫苦的家庭和卑下的地位让她百般矛盾，却抑制不住对爱情的憧憬。巡警大胆地求婚时，玛丽却胆怯地拒绝了。
作品译成后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虽然这是他们的无心插柳，但是也给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部精彩的作品。
沈性仁虽然不爱人多的地方，但她与浑然自在的人相处却一点不怕生。除了写稿子，其余时间尽在新月社里。金岳霖说，性仁和他一样不爱人多，但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探讨文学，整个人便神清气爽，就悔天黑得快，不能尽兴。金岳霖除了爱林徽因外，便是与沈性仁十分亲近，笔下新一代女性的模子便是沈性仁，说性仁独立，浑身散发着魅力，视她为自己的红颜知己。
1931年，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而去世。徐志摩遇难之后，几位太太聚在凌叔华家里，张奚若夫人流着泪说：“我们这群人里怎么能少了他呢！”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悲伤地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
沈性仁实在不愿意相信徐志摩去世，她时常翻看徐志摩留下的文章，看到感触时想起徐志摩已经不在新月社，悲从中来，茶饭也不思，整个人消瘦了一圈。
05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一触即发，日寇铁蹄践踏了大好河山，文化人们开始了他们的流亡之路。陶孟和也带着家人一路向西撤退。
一次乘船的时间长达几十个小时，只能站着，双脚如同灌铅一般，沉重不堪，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也没有一个能坐的地方，船上全是逃难的人，挤作一团，衣服上也尽是结了一层厚厚的油垢，气味极其难闻，好在是冬天，如果是在炎热的夏季，恐怕是要了人命。
船上卫生条件极差，苍蝇蚊子扑面而来，丝毫不怕人，就直冲冲地撞你，偶尔想张口说话，也得防着苍蝇别飞进嘴里咕噜一声咽了下去。他们在桂林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又迁到昆明，不久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
虽然她是女性，但抗日爱国热情依旧高涨。一路上就参加了红十字会看护伤兵。长期颠沛流离又因吸入大量含硫量很高的煤炭烟雾，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孟和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
得知沈性仁病重，梁思成去信一封，提到林徽因给沈性仁的药并告诉陶孟和怎么吃药，“一茶匙，放入一深而高的大水罐内，罐内装满枉熟的水，用布蒙头，将蒸气深深吸入，能使喉部舒爽。”还画了一个图，告诉陶孟和水罐的形状。
在陶孟和悉心照料下，沈性仁的肺病暂时得到缓解。
06
1942年秋，因为要开发兰州，人员也需要一同撤退，在陶孟和看来，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相比的，陶孟和便将沈性仁托付给钱昌照，乘坐他们的车，去兰州治病。
沈性仁来到兰州后，在其弟沈怡的安顿下，住进了当时条件比较好的小西湖中央西北医院， 呼吸着西北空气的沈性仁的肺病也好了一大半。
医院的小护士也是喜爱文学之人，看过沈性仁的几篇文章，特别喜欢沈兴仁提出解放女性的思想，总是在空闲之时替沈性仁去买一些新的杂志报纸给她消闷解乏。偶尔在病房还一人分饰两角，演《遗扇记》给沈性仁看，让沈性仁在治病的这段日子里总是乐趣不断。这让作为弟弟的沈怡喜上眉梢，认为这病是已经治好了。
沈性仁也写信给丈夫，说自己在兰州过得很好不用记挂，还问陶孟和何时来兰州一家团聚。
可好景不长，沈性仁因为一次小感冒，一连病了好几日，最后又牵连出肺病复发， 陶孟和却因为工作被牵制住，未能赶到沈性仁身边，沈性仁最终于1943年1月21日在兰州西北医院离世。
陶孟和哪里知道，这原本前几日还活蹦乱跳，谈起等病好了还要翻译更多解放女性思想的书，还要大力推动白话文和新文化的运动的沈性仁，就因一个小小的感冒被打败了。陶孟和始终不愿意相信这件事的事实。
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形容自己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因为，在八天前，沈性仁还亲笔给他写过一封信。金岳霖说沈性仁是“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她是一个入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
与沈性仁相濡以沫的陶孟和，没有像金岳霖那样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只是守在李庄，生活孤寂。
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
闲时，陶孟和常坐在院内石凳上，看沈性仁写过的文章，看得激动时噙着声身体不禁颤抖，随后便可见书页上出现一颗又一颗的泪珠，浸湿了书上的文字，也把自己的思念湿润在沈性仁的世界里。
扭过头回望着空洞的书房，好像沈性仁坐在窗前提着笔含着笑深情注视着他。
——沈性仁去世前，共翻译作品17部，其中戏剧9部，小说3部，散文诗1部，非文学作品4部。对中国白话文运动和解放女性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