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原理是以什么为中心的思想

人本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坚持一切以人为核心

人本原理，是管理学四大原理之一，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原理。它要求人们在管理活动中坚持一切以人为核心，以人的权利为根本，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力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实质就是充分肯定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然而，任何管理理论的提出都有其阶级和时代背景，人本原理也不例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个领域的管理哲学和管理实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本原理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文字教师是学校主体，教师的参与是学校有效管理的关键；使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性得到最完美的发展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核心；为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发展服务是教育管理的根本目的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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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以至有“言必称希腊”之说。

的确，它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于是，古希腊文明的勃兴和它的“后来居上”，它的光灿夺目的业绩，被学界称为“希腊的奇迹”。

在我们看来，要破译与解释这一文化之谜，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古希腊文明的特征（亦即“希腊精神”）那里去寻找。

“希腊精神”：一种典范

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它的城邦多为纤芥之邦，但这规模有限的空间，却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

在这个狭小的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骷将其他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与亲近感。

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它不只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实现人类自我完美的道德共同体。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希腊人总是把城邦制视为唯一适宜的国家组织形式。

因而，致力于社会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统一便成了古希腊城邦每个公民的基本信念。

但是，这种信念随着城邦的衰落而日渐淡化，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出现的“城邦危机”，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民主方式的滋长，导致公民责任感的消退，也就急剧地破坏了这种公民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在希腊世界，尤其在战败的雅典城邦表现得更为明显。

可以看出，希腊城邦的衰落之日，即为生物与环境和谐的失却之时，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江河日下与日渐衰落的景象。

激发好学精神与创造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人不愧为一个在继承基础上有着卓越创造的民族，他们的创造性源于他们的好学精神，天生的好奇心、刨根究底的追间与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他们百般寻求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来自何方，如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哲学家泰勒斯等人为觅取真知，其足迹曾遍布东方各个角落。

“拜东方文明为师”，这在当时不失为是一种智者的眼光。

“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

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古希腊文明的种种创造，确是建立在吸收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优秀遗产之上的；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这正是希腊人的智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

古希腊文化的奠立，它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而它自身的发展又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

创造者才是真正的继承者，从希腊人的创造性来看，此语信然。

喜好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并不是指一种天赋的与内在的思维活动，而是将思想作为一种见之于世的理性认识的成果，它出现在古代世界，也以希腊人为最早又最具生命力。

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现代美国史家伊迪丝汉密尔顿更说在希腊人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

不管怎样，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在希腊城邦中得以首先萌发，是由奴隶制经济与奴隶制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而造就的，这就是：丰裕的物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闲暇时间，而这些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里 （如雅典）都一一找到了它的归宿；加之在城邦的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僧侣集团和一种钳制人们思想自由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较之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有其独特的与内在的历史条件。

追求人生享受和现世娱乐的生活情趣希腊人重视现世。

他们也有冥府与乐土的观念，但极少谈及；他们也极少考虑来世间题，而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人间。

无怪乎，阿基里斯的鬼魂要说，他宁愿在人间做雇工，却不愿去冥府称大王。

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神灵，也失去了头上神秘的灵光，在那个神话世界里所演绎的一幕幕凶残争斗与争风吃醋的故事，不啻一幅幅洋溢着人间情趣的世俗生活图。

神如此，那么人呢且看，他们或去露天广场出席公民大会，聆听别人的演讲，也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高见；或去观剧，震撼人心的悲剧与诙谐的针砭时弊的喜剧，使他们通宵达旦而流连忘返；或去柏拉图学园去听大师讲学，领悟人生哲理，同时相互研讨着各种学问；或去运动，平时强健体魄，战时则从戎，以保卫城邦的安全；或约三五好友，在家聚饮，高谈阔论直至天将破晓才尽兴而归……开会、读书、观剧、听音乐、欣赏艺术、运动、沐浴、聚宴等等，希腊人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并在这过程中以求得个人才智的增长与道德品质的完美。

希腊人是注重现世而非历史的，希腊文化中的历史精神是实用主义的和现世主义的，人们追求历史知识，是因为它具有实用性，历史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

换言之，历史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在，能够享受现世的快乐与度过美好的人生。

笃信人本主义，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对此，学界曾有过不少论述，这里只摘引一段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的识见：“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

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

众所周知的神话“斯芬克斯之谜”，体现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地位的最初思考。

自此，揭示人的地位、业绩及其历史作用，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希腊文明史之中。

在那里，由于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体现，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那里，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成为公元前s至前4世纪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在戏剧与艺术等领域中，更有着意渲染与表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间世，对世人不乏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

扩而言之，这种构成希腊文化所有方面的人文精神，便成了古希腊文明的一种典范。

崇奉中庸精神前面所述各点，如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均衡、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人的个性与特长的和谐发展等等，都无一不渗透着这种希腊人的中道思想，亦即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发展。

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都与中庸精神有关，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确是画龙点睛之笔，很正确地道出了希腊人崇尚的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巨大的与潜在的历史作用。

这里需要补白的一点是，中国儒家学派的中庸之道可称为中国的“黄金之道”，足可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相媲美。

但中西中庸论同中有异，古希腊的中庸之道大体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使用逻辑演绎，而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从一种伦理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并己“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具有很明显和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希腊文化元典的超越性

古希腊城邦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又属于现代世界。

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继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后而居上，在公元前一千纪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说它属于现代世界，因为由它所奠立并被学界所称的"希腊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与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

倘借用中国文化学者冯天瑜创制的“文化元典”的概念轧从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来评说古希腊文明的现代意义，也是特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这里只能略说一点。

希腊文化元典就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与首创的学科经典之作，在我们看来，除《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工具论》（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外，尚有《伊利昂记》与《奥德修记》（荷马）、《伊索寓言》（伊索）、《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政治学》与 《诗学》（亚里士多德）、《普罗米修斯》（伊斯库罗斯）、《俄狄浦斯壬》（索福克勒斯）、《美狄王》（欧里庇得斯）、《鸟》（阿里斯托芬）、《历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等等，它们的传世为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产生了巨大与深远的影响。

冯天瑜说元典之作为“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上述被列为元典的作品，无疑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与特，洼，由它所孕育的“希腊民族精神”，经过世代的继承、充实、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传统，人类文明也就在这样的历程中不断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的成就，认为它具有 “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其实，古希腊文明的永久魅力何止艺术和史诗，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一再被弘扬与重建，古希腊文明的现代价值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被追寻与创造 （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可称为典范）。

在这过程中，人们莫不感受到希腊元典精神的原创力和那刻骨铭心的“永久的魅力”，这也正是古老的希腊文明与希腊文化所蕴含与发散的“永久的魅力”。

　如果说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话，那么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应该是法家先祖——管仲，所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它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法家提出的重要立法原则之一是效法天道，因应自然，即天道为经，人心为纪。法家诸子主张立法遵从自然，政令不违时令，“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管子·版法解》）。其另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就是因应人情，合乎民心，并一再指出：“法，非从天下，非从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

二是君与民的关系。“王道”是法家的政治理想。《商君书》明确以“王道”概括法治学说，主张仿效圣王，与时俱进，勇于变法，厉行法治，以“霸王之道”为中介，最终实现王道理想。在法家看来，一切从法，天下大治。而“立天子以为天下”，君主“为天下治天下”，不能凭借权势谋求私利。这是民本论与公天下论的交结点，立君为国。天下为公。

三是法与民的关系。法家以道正己，圣人治国，不是要人人为善，而使人人不作恶。并且要制民之产，因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强国富民，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人本主义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和宗法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而伦理主义的特征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置于一定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是每个人都要恪守的道德规范和应尽的义务。所以，有人把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称为“道德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深深扎根于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土壤中。与这种传统文化象适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两者之同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既有相同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区别。仔细探究，两者的区别之处多于相同之处。

就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相同点而言，中国古代民本与西方人本主要表现为起源的相似性。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肇始于殷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鉴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与无助，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上天和神的庇护，“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在殷商时期出现了极端的神权统治时代，即当时出现了“帝”这种至上神。至上神的出现，开辟了中国民本与神本的角逐，使得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周朝伊始，在取得政权以后，便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寻找宗教神学依据。如前所述，周王朝的统治者认为夏朝和殷商灭亡之理就在于这两个王朝统治者“缺德”使然，于是周初统治者便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通过将道德之天的亲民之权下移而产生民本主义的哲学思潮。可以确认：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的产生与神权是不可分割的。当然，民本思想的形成则是基于民众力量的强大，统治者意识到百姓对他们统治地位和根基的支撑性，于是由尊神转而尊人。显而见之，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在否定神权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亦是在反对神权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人本主义英语表述为“humanism”，“humanism”一次来源于拉丁文的“humanitas”。“humanitas”，指称人之性情、德性，亦可指称“万物之灵”。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了著名的人本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至理名言，凸显了西方古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萌芽。这一至理名言表明人本主义的核心在于以人为中心，一切由人出发，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人，凸显出人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14～16世纪正式诞生，直接原因在于文艺复兴运动。“到了近代，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 文艺复兴运动以提升人权为出发点，高扬反对神权之旗帜，以人之幸福对举封建禁欲主义，以人权对举神权，以人性对举神性。其核心宗旨则是为了人，提升人之地位，提高人之幸福指数为目标。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是以人为基本出发点，以人为价值目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实现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延续与发展。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无论是西方的人本主义还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潮，均是在反对神权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

当然，关于中国古代民本和西方人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二者均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均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以及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意义等，这亦可堪称是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相同点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本，其相同点是次要的，更多是是民本与人本的区别。

（二）两者之异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思想在很大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民本思想的重物质与人本的重精神之别。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注重人的物质利益。中国古代一直就以物质方面的利益作为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前文关于重民理念已经作了很多的阐释，在此不再赘述。中国古代民本的重民思想是出于社会和谐的考虑，特别是官与民之间的和谐。民本观念的提出，主观上为了统治者政权的稳定，但客观上却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如殷商与周朝，统治者提出民本思想，主观是为了赢得民众对其执政的支持，客观上却有效催生了当时社会的和谐。赢得民众支持的最好方式是先富其民，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衣食无忧，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让百姓不胡思乱想、不造反。管子对富民以利于社会的和谐有着深刻的阐释。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子之言一方面肯定了重视民之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了轻视民众物质生活的危害，由此可知为官者执政必然以富民为本，否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当然，古代社会民本思想以富民为本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只有民众富裕了，对民众的教化才能有效。因为“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管子牧民》）民众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古代为官者意识到富民有利于社会的优序良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

人本主义有八大核心思想：

一、天赋潜能，各不相同

二、尊重个性，充分体验与自由表达

三、基本需要，人人平等又人人不平等

四、内在动机，自我引导自我控制

五、自我负责，人生境遇主要责任在自己

六、自我实现，发挥潜能是义务

七、超越个人，贡献社会

八、人性本善，优秀个体汇成优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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