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的积极影响

信息茧房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主动迎合用户需求的趋势。

一方面，时间有助于信息茧房的形成，使个体不自觉地陷入浏览推荐信息，对推荐算法感到高度满意并且很难感知到自身信息受限。而另一方面，时间又使得个体熟悉了信息平台中的种种功能操作，会采用相应改善推荐算法的功能来丰富自身的信息来源以对抗信息茧房。 

选择性的第一点体现在个体基于自身而选择浏览不同的信息内容。这种选择性造成的差异被推荐过滤算法放大，从而会增强信息茧房的形成。第二点体现在个体对于功能性的选择会对自身态度造成了不同影响。当选择更为“主动”、对推荐算法有修正作用的操作时，会削弱信息茧房的形成。

信息茧房的坏处

“信息茧房”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主动迎合用户需求的趋势，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加剧网络群体的极端化、同质化、排异化等。这一点在“饭圈”中的表现特别明显。

“饭圈”中的个体陷入“信息茧房”之后，必然会减少对其他内容的关注，听不见不同的声音，看不得不同的意见，对网友理性规劝之声恶语相向，反而对职业粉丝、经纪公司编造的花式谎言深信不疑，在“大粉”和营销号营造的“信息茧房”中屡屡情绪激昂、冲动消费，模糊了基本的是非观。

信息茧房的形成归根究底是因为我们在信息选择的时候存在“偏食”的情况，要想信息茧房难以建立，就要构建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机制，使得自己可以汲取到各个方面的信息营养，继而在信息交互中实现自身信息素养的不断提升。

对于个体而言，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也不要过多地渗透到实际的圈子中，即使身处于对应的圈子中，也要有全面的认知，不要盲目地跟随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受社交媒体下“群体性孤独”的影响几率会不断减少。

2发挥公共网络的引导效能

从目前来看，社交媒体下的“群体性孤独”来源是互联网，尤其是在舆论比较容易聚集的地方。政府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网络引导中，对于网络信息传播加强监督和管理，实现对有害信息的过滤，使得真实信息得以传播；并且积极开展广泛的理性面对互联网信息的宣传，破除各种信息孤岛的负面影响，使得受众可以更加真实的了解社会，继而使得网络传播平台得到良好的管控，发挥公共网络在舆论引导中的效能。

网络群体极化。

信息茧房是网络群体极化最直接的结果表现，群体成员拥有相近似的观点和看法，与外部世界交流大幅减少，导致信息茧房的出现。

信息茧房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兴趣偏好，接触的信息会变得越来越局限，甚至形成封闭的信息世界，失去对其他不同事物的了解能力和接触机会。

（一）关于信息茧房的理论研究

信息茧房 最早 由哈佛大学的桑坦斯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其认为信息茧房 是人们只听人们选择的东西和可以愉悦人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信息茧房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1]。

彭兰在《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中提及了“社交过滤网、圈子与信息茧房”，认为信息茧房与人的选择性心理有关，在传统媒体时代就存在，但是算法新闻、对信息过滤的社交网络以及具有圈层分化的社交平台在今天将其进行了放大[2]。

喻国明在《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中介绍了信息茧房的概念以及其可能产生群体极化和社会粘性丧失的负面效应，并认为应通过完善技术算法和个人媒介素养两方面改善方式;他的另外一篇文章 《个性化新闻推送对新闻业务链的重塑》，从新闻生产和受众两个层面分析了个性化新闻内容推送对新闻业的重塑，认为走出“茧房”效应应按照用户的社交数据和相关关系来“定义”潜在的需求[3-4]。

陈昌凤教授与她的学生一同撰写了两篇论文《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信息个人化、信息偏向与技术型纠偏——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获取信息》，前者分析了算法式分发新闻的现状，认为新闻分发权由人移交到机器、新闻把关权后移、公民参与受到损害;后者说明了信息平衡对于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介绍国外现阶段的技术性纠偏尝试:新闻应用程序“跨越分歧的阅读”、英国卫报“刺破你的泡泡”、华尔街日报“红推送、蓝推送”等[5-6]。

对于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蔡磊平在《凸显与遮蔽:个性化推荐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现象》认为个性化推荐系统提高了信息分发率、满足受众信息需求但也造成了信息茧房现象，令受众的全面发展和对现实社会认知判断产生影响[7]。同类的还有胡婉婷在《“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中分析了信息茧房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影响，认为其使得意见自由表达受阻、公众理性批判缺失、社会粘性削弱[8];苏颖在《传播的权力偏向》认为信息茧房与从众效应是产生群体极化的主要原因，在突发事件中，网民的负面观点和非理性情绪在“信息茧房”得到进一步强化[9]；郭小平在《信息的协同过滤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中通过对网络事件的讨论得出了信息超载后的过滤会带来群体极化的现象，并对民主和理性沟通带来威胁[10]。

对于信息茧房的解决策略，王刚在《“个人日报”模式下的“信息茧房”效应反思》中认为个性化信息服务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扩大了知识鸿沟，媒体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提供高质量新闻内容[11]；刘华栋在《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中分析了信息茧房的成因，发现社交媒体、个人议程设置、协同过滤算法三者为茧房效应的形成提供条件，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信息接收渠道、构建人行道模式、提升媒介素养的建议[12]。

（二）有关信息茧房与具体案例的结合研究

部分研究多从具体案例的特点出发，结合信息茧房的相关概念特征进行质性分析。如杨慧的《微博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描述了信息茧房在微博中的体现并针对微博提出了相应改进策略[13]。许志源、唐维庸在《2016美国大选所透射的“过滤气泡”现象与启示》中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研究事件，发现入们的“准感官统计”在新媒体时代受到技术算法的干扰，呼吁媒介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负起社会责任[14]。

在能够搜集到的国内定量方面研究中，李佳音在《基于个性化推荐系统新闻客户端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中选取今日头条作为个性化推荐系统的代表，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今日头条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15];彭晓晓在《信息时代下的认知茧房》中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选取的微博样本用户进行编码、界定、挖掘，并结合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分析，以此验证“茧房”效应的存在性问题[16]。两者对于本研究都有很好的启发性，但前者选取今日头条，后者通过一个范围很小的“微博上广告业界与学界的意见领袖”群体来推定信息茧房的存在，在样本范围以及差异性上有些不妥。

（三）总结

通过对文献进行整理，发现现有关于信息茧房研究都是基于桑坦斯教授的理论，侧重于对于信息茧房的理论再认识，并且都停留于行为模式的简单陈述。部分研究结合了具体案例，但是仍是泛泛而谈地去佐证桑坦斯教授的理论和观点，没有对信息茧房现象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缺乏对于观众行为和信息平台的深入讨论研究。

（四）参考文献

[if !supportLists][1]     [endif]李清池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道路——读《信息乌托邦》[J]中国法律,2010(02):19-20+73

[if !supportLists][2]     [endif]彭兰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J]新闻与写作,2017(11):64-68

[if !supportLists][3]     [endif]喻国明“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J]领导科学,2016(36):20

[if !supportLists][4]     [endif]喻国明,侯伟鹏,程雪梅个性化新闻推送对新闻业务链的重塑[J]新闻记者,2017(03):9-13

[if !supportLists][5]     [endif]陈昌凤,霍婕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J]新闻与写作,2018(01):63-66

[if !supportLists][6]     [endif]陈昌凤,张心蔚信息个人化、信息偏向与技术性纠偏——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获取信息[J]新闻与写作,2017(08):42-45

[if !supportLists][7]     [endif]蔡磊平凸显与遮蔽:个性化推荐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现象[J]东南传播,2017(07):12-13

[if !supportLists][8]     [endif]胡婉婷“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J]青年记者,2016(15):26-27

[if !supportLists][9]     [endif]苏颖 传播的权力偏向[D]中国政法大学,2011

[if !supportLists][10]  [endif]郭小平信息的“协同过滤”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J]东南传播,2006(12):43-44

[if !supportLists][11]  [endif]王刚“个人日报”模式下的“信息茧房”效应反思[J]青年记者,2017(29):18-19

[if !supportLists][12]  [endif]刘华栋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04):54-57

[if !supportLists][13]  [endif]杨慧 微博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

[if !supportLists][14]  [endif]许志源,唐维庸2016美国大选所透射的“过滤气泡”现象与启示[J]传媒,2017(16):54-56

[if !supportLists][15]  [endif]李佳音 基于个性化推荐系统新闻客户端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7

[if !supportLists][16]  [endif]孙亮信息时代下的“认知茧房”[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04):52

人们经常陷入各种信息的困境，犹如坠入信息茧房，其实“信息茧房”概念的提出不乏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已发现，民主社会天然地易于促成个人主义的形成，并将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扩散。在桑斯坦看来，网络信息时代在带来更多资讯和选择，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实也蕴藏着对民主的破坏。从网络茧房的个人表征方面观察，可以发现，网络茧房以“个人日报”的形式彰显。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互联网说：存在即需求。在互联网信息浪潮中，网友进行信息获取的时间越长、探索越广泛，显露出的个人兴趣越精确，平台推送的信息就越狭窄、偏颇、单一化。最终，每个人都漂流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之上，却作茧自缚般困在小小“茧房”中。这和互联网革命之前，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南辕北辙。

“信息茧房”让人们“只关注感兴趣的”“只看喜欢的”“只听顺耳的”……在这种回声室效应的作用下，网友长期接触与自己相似或相同的人群、信息，刻意回避、忽视多元视角与矛盾思辨的存在，从故步自封到妄自尊大，渐渐失去对自我以及外界事物客观评判的能力。

最近部分网友陆续醒悟，提出要“逆信息茧房”，冲破信息筛选、信息封锁的桎梏，比如：与网络保持心理和物理距离，多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人交流意见；坚持独立思考的观点和习惯，但不必迫切寻求网络认同，尤其要避免大量搜索和求证，以避免平台服务方对个人使用习惯进行收集；希望有平台专门推送与用户喜好相反的信息，最好是意见冲突的那种。

无论是否有网络程序帮忙打破“信息茧房”，有意识地寻求“破茧而出”已体现出人们在思想意识上的进步。可离开“信息茧房”之后呢？人们会对另一种视角、反对的声音、有违自身期许的人与事，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吗？

虚拟世界里，有几成网友愿意离开舒适、自在、自我认同度极高的“信息茧房”？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热情拥抱观点对立、意见冲突的同事、朋友和亲人呢？

可怕的不是茧房的存在，而是即便破茧而出，仍有可能再次作茧自缚的行为习惯。在这一点上，人类的勇气甚至不如小小的毛虫。毛虫能化茧成蝶，而人更喜欢在“偏听则暗”的茧房里享受保护，大梦不醒。

信息过载与信息茧房的区别：

信息过载是指社会信息超过了个人或系统所能接受、处理或有效利用的范围,并导致故障的状况。

背景

人类的记忆和信息处理能力都是有限的，但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获取或接收的信息量总是远远高于其所能消费、承受或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冗余的信息严重干扰了其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析和正确选择。

尤其是互联网发展的今天，人们接触太多的信息，接入超过自己需要、超过自己处理能力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无法验证，随时可能被错误信息误导，在信息不断膨胀的互联网，尤其是在标榜着多人贡献的Web20时代，信息重复与信息过载尤为明显。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

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更加顺畅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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