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各大一统王朝时期的人口与疆域

       何谓“大一统”？即统一华夏的政权。何谓“华夏”？华夏是中国的古称，同时也是汉民族的别称。最初是代指周王朝及属于周“王母弟甥舅”的诸侯国，后来扩大至将九州地区全部包括在内，遂成为神州（即汉地，汉族的民族共同地域） 及汉族的别称，又称为“汉地九州”。因此，大一统王朝，必须是统一管辖九州。

       汉族先民自古就将汉族原居地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顺序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冀州：位列九州之首，包括现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北部、及辽宁省与内蒙部分地区。

兖州：大体位于古黄河和济水之间（今山东省西部、河南省东北部、河北省东南部）。范围和治所随历史多有变更。

青州：大体指起自渤海以南、泰山以北，涉及河北、山东半岛的一片区域，地为肥沃白壤。

徐州：在淮河以北、泰山以南、黄海以西，涉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地为红色粘土。

扬州：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

荆州：大体相当于今湖北湖南二省全境，由荆山一带直到衡山之南地域。是汉族原居地区之一。

豫州：位于九州之中，故别称中州。当今河南省大部分属豫州，故简称“豫”。

梁州：指陕西、四川盆地、汉中及部分云贵地区。

雍州：位于今陕西、宁夏全境及青海、甘肃、宁夏、新疆部分、内蒙部分。

因此，中国历史上，真正能算得上大一统王朝的只有秦朝、西汉、新朝、东汉、西晋、隋朝、唐朝、武周、元朝、明朝、清朝等十一个。

再来看看各大一统王朝时期的人口与国土情况。

秦朝：人口2500～3000万，疆域340万平方公里。（公元前210年数据）

西汉：人口6300万，疆域609万平方公里。（元始二年的数据，也就是公元2年）

新朝：人口5000～6000万，疆域405万平方公里。（公元10年的数据）

东汉：人口6500万，疆域580万平方公里。（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的数据）

西晋：人口3500万，疆域543万平方公里。经过三国几十年的征伐，人口损失将近一半！

隋朝：人口5000万，疆域467万平方公里。（公元612年数据）虽然又经历了一次大分裂，但是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民族经过了一次大融合。

唐朝：人口峰值8000万（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后据说只有3600万（统计可能有些问题，不过估计最多5000万），疆域峰值达到1251万平方公里。

武周：人口6000万，疆域1241万平方公里。武则天时期收复安西四镇，征服突厥。

元朝：人口9000万（1341年），疆域1400平方公里。很多人可能觉得怎么可能？那是因为好多人都把元朝和蒙古帝国搞混了。大唐疆域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总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而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不包括西部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等四大汗国。

明朝：元末农民起义，连年征战，人口锐减，朱元璋时期人口6500万，之后人口开始快速增长，明朝中后期突破1亿，万历时期首次突破2亿！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甘薯之父陈振龙，福建商人陈振龙于1593年冒死从菲律宾带回了甘薯（大航海的时候西班牙从美洲引入），从而在国内大面积种植，有效解决了当时粮食不足的问题，从而促进了人口大幅增长，包括清朝人口快速增长都得益于陈振龙。所以，陈振龙可以称为“明朝袁隆平”）。明朝末年，因为起义、瘟疫等问题，导致人口锐减，据说清军入关时人口不足2000万！（这数据肯定不准，但是肯定不到1亿的）。明朝疆域峰值达到1100万平方公里。（1424年）

清朝：清初人口6000万，康熙时16亿，乾隆时已至3115亿，嘉庆时为3831亿，光绪时31972亿，1851年达到436亿，清末4亿多（在民国时一般说四万万同胞，也就是四亿人口）。清朝疆域峰值1316万平方公里（1820年）。

以上数据来自互联网，肯定不准确，仅供参考。但是可以看一个大致趋势。

秦朝（前221年—前207年）

是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秦朝开国君主《嬴政》自称始皇帝

从此有「皇帝」一词

秦朝从统一六国到灭亡

只有十五年

根据当代史学家研究认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的秦代人口有3000万希望可以帮到你！！！！！！ 参考：lyimg/f/iugc/rte/ iley_4

参考: me

Almost impossible to wer as the Official Records had been burnt by Mr Hong Yu after he marched into the Capital city with his army! Idiot ha!

第一，秦始皇三十二年，命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以南地区)。

第二，三十三年，征发曾经犯过逃亡罪的人、入赘其他家庭为女婿的人、有商人身分的人夺取“陆梁地”，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个郡，安置强制性的移民。

第三，三十四年，将办案子不公的狱吏发配去筑长城，或迁往南越。

第四，三十五年，在渭河南的上林苑中建筑朝宫，又征发受宫刑处罚的罪犯和刑徒七十余万人修建阿房宫或骊山的陵墓。

这四项中的第二项，实际是此前出动五十万大军征南越的继续，因为一直没有取胜，才又补充了这批人。但在征服南越后，除了战死的及在南越定居的以外，其他人是可以返回故乡的，而且征南越的行动到三十四年已经基本结束。第三项的数量显然不可能很多，南越的还是强制性移民。可见常年的征发是造阿房宫、骊山陵墓与筑长城这三项，前两项征发了七十万，后一项没有具体数字，但蒙恬出兵三十万，即以此作为经常保持的一个数额，三项合计共一百万。

至于其他经常性的项目，如修长城、戍边、从军(包括护卫秦始皇出巡)及地方性的征发，是由日常的徭役承担的，而据专家研究，汉朝的日常徭役与秦朝并没有什么差别(如见黄今言著《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秦始皇额外征调的人力是100万，按正常制度征发的不计。

另一方面，秦朝的人口不止二千万，根据我在《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结论，秦朝人口最多不少于四千万，所以征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应低得多，只占25%左右。

退一步说，即使秦始皇征发的人力高达总人口的15%，也还不至于产生太严重的后果。因为在当时，十几岁的孩子就能从事农业生产，超过六十岁的男子照样在服役或劳动，在平均寿命不高的情况下，这样年纪的人本来就不多。到西汉惠帝时还征发妇女参加长安城墙的修建，可见必要时妇女也能征发，而且当时的妇女一般都从事生产劳动。西汉初的晁错就有这样的说法：“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可见秦朝与西汉时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如果秦始皇只征发15%的人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样说来，难道秦始皇征发的徭役不重吗？不是，而是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另外两个方面，一是秦始皇的强制性移民，一是为了维持这类强制移民和额外征发人口的生存而消耗的人力。实际上秦始皇征发的劳动力不知要比15%高多少倍。

自发性的移民不可能获得官府的资助，也不必依靠官府的救济，他们一般都事先有所准备，或者在定居后立即自己生产维持生存的粮食。但强制性的移民就不同了，他们在迁移途中和定居之初的生活和生产用粮必须由官府解决，一部分强制移民定居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生产粮食，或者这些移民不会自己生产粮食。

同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进行的强制性迁移主要有：

第一，二十六年半“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至咸阳，以每户五口计，应有六十万人。三十五年，又将咸阳居民中的三万户迁至丽邑(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五万户迁至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不过这八万户中的大部分应该属于此前迁入咸阳的十二万户，所以未必另外增加新迁入的移民。

第二，三十四年，在蒙恬驱逐匈奴后，在从榆中及黄河以东，直到阴山一带，新设立了四十四(一作三十四)个县，强制迁入的人被安置在这些新县。三十六年，又向北河、榆中迁去了三万户，给每户的户主拜爵一级的奖励。以每县五百至一千户的规模计算，第一批移民应有十至十五万。第二批移民应有十二至十五万，合计估计为三十万。

第三，强制迁至南越的人口，我在《中国移民史》中估计为十至十五万。

第四，二十八年迁往琅邪台的有三万户，此外还有迁往巴蜀、越地等。

由于迁移对象和迁入地不同，一部分移民必须依靠官方供应粮食，而另一部分则能够就地供应或自己生产。第一项迁入咸阳的十二万户“天下豪富”不可能自己从事生产，咸阳地区也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或土地。第二项迁入北方边疆北河和榆中的约三十万人，也不可能马上做到粮食自给，特别是移民初期的安置和生产，都必须由官府从外地输入粮食。而迁入琅邪台、南越、巴蜀、越等地的移民一般都能就地自行生产粮食，不会增加官府的供应和运输负担。

同样，被额外征发的100万人并不是从事农业或其他生产，而是修宫殿，建陵墓，筑长城，守边防。他们服役的地点是咸阳一带和北部边疆，当地无法供应他们的食粮，必须由外地输入。所以在这些年间，秦朝政府要为在咸阳地区的六十万移民、七十万刑徒和北部边疆的三十万将士供应粮食，在三十四年开始的若干年间还得为北部边疆的三十万移民提供全部或部分粮食。

秦朝主要的粮食产区在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大致即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地区)，只有关东才有富余的粮食可供输出。其他地区不是没有富余粮食，就是限于交通条件，输出相当困难。但从关东向关中的咸阳和北方边疆运送粮食大多只能通过陆路，无论是使用人力或畜力，即使不考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运送者本身在途中就要消耗大量粮食。汉武帝时的主父偃曾说：“秦始皇北击匈奴，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见《汉书·主父偃传》)一钟相当六斛(石)四斗，三十钟等于一百九十二斛，也就是说，从今山东半岛中东北部将粮食运到河套，有效输送量只有052%。即使考虑到从关东其他地区输出的距离较短，估计实际输送量也只有1-2%。

这样的结果是否有夸大呢？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例证。据北宋沈括的计算，平均每个民夫只能背六斗米，而自己每天要吃掉二升。民夫返程也得有粮食吃，实际每天的路程要消耗四升。用牲口的话，可能多运一些，但赶牲口的人要消耗粮食，牲口也要耗费饲料。如果牲口在途中死亡，损失就更大。(见《梦溪笔谈》卷十一)。如果民夫每天能走四十公里，如果他的行程达到十五天，即六百公里，他正好将自己背的粮食全部耗尽；如果他走十四天，就只能在目的地留下四升粮食，只能供应一个人吃二天，有效率为67%。要维持一个人全年的粮食就得有一百八十人次来保证。假定由专人负责，至少需要十五个人。要供应北部边疆六十万人的生存，至少要动员九百万人专门运输。从太行山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到河套的距离远不止六百公里，所以只能采取接力的办法，由更多的劳力分段运输，那么以上的估计是最低限度。即使考虑到关中离粮食产区较近，又能利用一部分水路，刑徒的供应标准很低，要供应在咸阳地区的一百三十万人，也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

所以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绝不是人口的15%。以4000万人口计，额外征发与专门运送粮食的人一度高达二千万左右，即总人口的50%。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日常农业生产，连老弱和未成年男子与妇女都必须动员了。秦朝之所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那是由于：此前多少有些粮食积蓄；咸阳的一百三十万人与北部边疆六十万并非足额，并不断有人逃亡；最高供应量只维持了一二年，其中部分人陆续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压力。但无论如何，秦始皇对人口的征集已经达到极限。这固然使秦始皇自食恶果，但人民蒙受的损失更大，在秦汉之际，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直到汉武帝时还没有恢复到秦朝的人口高峰。

无独有偶，常常被后人与秦始皇并称的汉武帝，又重演了竭尽民力的暴行。汉朝当时的总人口还不足四千万，但汉武帝征发徭役的程度并不低于秦始皇，强制性的移民则规模更大，《史记》、《汉书》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元光五年(前130年)，在巴蜀征调数万人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又征发数万士兵修建通向雁门郡的道路。

元光六年，调动数万士兵开凿漕渠，历时三年。

元朔二年(前127年)，片发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并修复蒙恬所筑的障塞。募集十万人迁往朔方。

元朔五年、六年，卫青率十余万骑兵两次征匈奴。

元狩二年(前121年)，征发数万人开凿朔方渠，经过二三期还完不了工。霍去病两次率数万骑兵征匈奴。李广、张骞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击。匈奴昆邪王投降，出动二万辆车迎接。

元狩三年，迁移关东贫民七十余万口于西北地区(今内蒙古、陕北、甘肃、宁夏等地)。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征匈奴，用于运送粮食和物资的步兵有数十万。

关于这些大工程、大规模出征和强制性移民所造成的影响，《史记·平准书》有具体的叙述：

那时候，汉朝开辟通向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干活的有几万人，他们吃的粮食都是从千里外运来，比率是每十钟才能运到一石，用钱在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征集，花了几年时间路还没有修通。……整个巴蜀地区的租赋都不够抵销这笔开支。……在东方的行动远达沧海郡(今朝鲜半岛中部)，人力的耗费与在西南夷地区差不多。又出动十余余人修筑朔方城，运输粮食的路线非常遥远，整个太行山以东地区都受到影响，花了数十亿钱，国库更加空虚。

第二年，大将军率领六位将军又出征匈奴，获得匈奴人的头一万千五颗，有功将士接受赏赐的黄金有二十余万斤，被俘的数万匈奴人都得到丰厚的赏赐，衣食都由官府供给，而汉朝的军人和马匹死了十余万，损失的武器、物资和运输费用还没有计算。于是大司农报告国库中没有存钱，赋税已经用尽，还不够给战士发饷。

那年秋天，匈奴的浑邪王率领数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出动二万辆车迎接他们。到达后，接受赏赐，包括有功之士。那年的花费有百余亿。

接着将贫民迁至关以西，又充实到朔方以南新秦中地区，有七十余万口，衣食完全靠官府供应，还贷给他们生产资料，派政府的代表分地区进行督导，路上出差的官员和车辆不断。花的钱以亿计，不计其数，于是国库完全用空。

汉武帝征发及迁移民众最多时超过一百万，远达河西走廊和河套，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这几年间他们完全是依靠政府供应粮食和生产资料的。即使以长安为起运点，到目的地的距离大多在一千公里以上。就是府库充足，仅运送这些粮食至少得出动一千五百万人。加上其他日常的征发，汉武帝对人口的征集并不亚于秦始皇，也达到了总人口的50%。之所以汉朝的经济没有完全崩溃，是因为朝廷毕竟还有多年的积蓄，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迁往西北的近百万移民在几年内陆续转化为定居农民，并逐渐做到了粮食自给。但汉武帝如此大规模的征发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此后的汉朝君臣都认为在他统治期间“户口减半”。据我在《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研究，汉帝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四百万，实际损失人口达一千五百余万。

本文不想全面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但希望提醒某些人，在赞扬他们开拓疆土，征服其他民族，兴建巨大工程的“丰功伟绩”时，要了解他们利用专制手段征发人力的极端程度，不要忘记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再来一篇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逐渐强大，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新兴封建制旺盛的生命力。昭王统治后期，秦国并吞六国的条件已逐步形成。秦始皇执政以后，尽管在如何统治中国的方法上与吕不韦有分歧，并从而引起一场屠杀，但在向东发展消灭各割据的诸侯国的基本方针上，他始终坚持秦的既定国策，没有丝毫动摇、犹豫，他认清了有利形势，当机立断，一鼓作气的完成了统一事业。只要看看秦始皇执政以后的日程表，就可看出秦国进军的步伐几乎是马不停蹄：

公元前二三八年至前二三○年，秦军不断向韩、赵、魏进攻，为大举消灭各诸侯国做准备。

从公元前二三○年开始，几乎是一年一国地消火它们：

前二三○年灭韩

前二二九年攻赵

前二二八年灭赵

前二二七年攻燕

前二二六年灭燕

前二二五年灭魏

前二二四年攻楚

前二二三年灭楚

前二二二年灭代

前二二一年灭齐

从这样进军步伐的速度，可以看出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气魄和胆识。所以贾谊说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中的作用。如果秦始皇不能这样坚决果断地推进统一战争，战国的局面是否能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结束，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晋的人口最少（一千六百余万），增长为负数，敬陪末座。

清、宋、明、元、唐、隋、汉、秦、晋

评说：人口包括两项指标。一为统治的绝对人口数，这表示王朝的强盛程度；一为统治时期人口的净增长，这表示社会民生的富足与安定。

清以绝对人口过亿，及数倍的人口增长，遥遥领先于其他各朝。二十世纪常说的“四万万五干万同胞”，就是清朝创造的人口数字。宋以初年的三千余万，至南宋时达七千余万，可见北宋一朝对人口的贡献。（一说为，宋从韧年不足两千万。至徽宗鼎盛时达四千六百万。）明以元末五千余万人口起家，到满清入关时官方统计为六千余万，史家估计还应再加上“隐户”，约数也只能恢复到南宋盛时的标准。终元一代，人口略有增加而不显著。唐人口多维持在四、五千余万，安史与黄巢之乱时有所减少。隋初年人口繁庶，末年大乱人口锐减，两汉出现过两次从人口凋零不足两千万）至人口大增（五干余万）再人口剧减（不足两千万）的过程，汉的失分，主要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总增长几乎为负。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中国总人口呈大幅下降趋势；“建国”后民生极苦，不会对人口增长有所贡献，但也不至于再象战争年代那样剧减，秦始皇二十六年时人口约两千万，这应该是秦朝人口的基本数字。秦的幸运在于它很快覆亡，无须对王朝结束后、兵祸连连造成的人口流失负责。晋的人口最少（一千六百余万），增长为负数，敬陪末座

关于战国时期各国人口，由于缺乏记载，只能根据当时各国兵力及资料推算。估计总数在2000万左右。秦朝统一后地域范围虽有扩大，但由于在战争中人口损耗及滥用民力，人口并未有明显增加。秦末年由于各项大型工程损耗人力及持续多年的楚汉战争，导致西汉初年人口锐减。西汉初期人口数据估算在1500万—1800万之间。

秦咸阳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从城区规模、秦国原有的人口和迁徙富豪来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秦咸阳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至今尚无定论。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发现完整的城墙，范围大小也就不好下结论。根据考古发掘，仅宫殿区就东西长达6千米，其城市范围之大可想而知。秦咸阳确实宫殿林立，居室栉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宏伟壮观的大城市，人口众多，自不待言。据范文澜先生推论，战国时代全国有人口2000万左右，秦国的人口当在二三百万之数。既然如此，咸阳人口较多也是完全可能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数字相当可观。若一户按五口计，仅这次迁徙的富豪就有60万人，更不用说咸阳原有的人口了。秦咸阳大约有60万人口已被大家所公认，以战国人口为基数计算，则咸阳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直到14世纪，伦敦才4万人，汉堡才7千人，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已出现了60万人的大城市，其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城市人口不仅仅是城市等级的标志，而且与城市建设、城市布局、城市管理、城市供应都有密切关系，很值得研究。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

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2500年来，哪一场自相残杀，谈得上正义？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

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人，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

后赵帝国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姬妾。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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