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强人知道电视剧《刺马》的片头和片尾曲的歌词么

电视剧《刺马》片头曲《戏说人生》

刺马片头曲

戏说人生

作曲：吕国梁 作词：吕国梁

主唱：罗文

风吹衣袖 月上西楼

昨夜的梦中

几番往事 几番忧

无人懂

你说你将要远游 不需人相送

留下今夜的梦中

你和我

戏说人生 有苦有甜

到头依旧是空

没有分离 何来相遇

不必强求

寻寻和觅觅 冷冷又清清

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

是是与非非 不想再多问

只要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

风吹衣袖 月上西楼

昨夜的梦中

几番往事 几番忧

无人懂

你说你将要远游 不需人相送

留下今夜的梦中

你和我

戏说人生 有苦有甜

到头依旧是空

没有分离 何来相遇

不必强求

寻寻和觅觅 冷冷又清清

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

是是与非非 不想再多问

只要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

只要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

寻寻和觅觅 冷冷又清清

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

是是与非非 不想再多问

只要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

只要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

电视剧《刺马》片尾曲《黄昏》

黄昏-罗文-刺马片尾曲

如果我能为你求得一点青春

我会留在心中保存

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已老

只求心中还有一些纯真

日落西山天际一片暮色沉沉

我俩就要走进黄昏

回首多少甜蜜几番哀愁起起落落

始终不悔与你共度此生

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

暮色就要渐渐昏沉

你和我已然笑泪满唇

感叹年华竟是一无余剩

晚风中布满我的歌声

道尽多少旧梦前尘

夜色中只看到彼此眼神

我俩终会消失在那黄昏

背景深不可测！来看清末真实的“投名状”

博客：xnz - 时间：2007-12-23 22:08

baidu

洪杨平定，马新贻调升为浙江巡抚，第二年十二月，接慈禧太后大恩人吴棠的遗缺，继任闽浙总督。不过半年工夫，移督两江，升官的速度快得让人吃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最有实力的两江总督，慈禧和清廷有自己的考虑。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对于马新贻，恭亲王推荐的时候说得明白，“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

简单点说，两江总督地位就如同今天的上海市 市委书记，而直隶总督则相当于北京市市委书 记。身为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几乎也成为了清廷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事，在当时也有了很大的轰动。

我们来看看马新贻被刺一案的过程，从中推断一下凶手。

1马新贻遇刺经过。

至此，魁玉审理刺马案已月余，每次奏报几乎不离“一味闪烁”，“语言颠倒”，“一味支离”。那么张汶详“闪烁”的是什么？“支离”的又是什么呢？魁玉没有奏报。

说穿了，恐怕不仅仅是张汶详在支离，魁玉、梅启照这些承审大员也在支离吧！例如张汶详关于马新贻通“回匪”的供词，虽然是无稽之谈，但魁玉并没奏报。陈功懋在张文详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中说，他的祖父陈镜题，曾参与会审张汶详的录供研讯。据陈镜题回忆，当张文祥（汶详）供马新贻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曾被其俘获，因不知马是庐州知府，把马与时金彪一起释放时，“问官相视错愕，录供者亦停笔不敢直书。”“张之万到江宁时，时金彪早从山西解到。张之万、魁玉提讯时金彪时，只有藩臬参与审讯，连审两次均未录供”。马新贻庐州被俘至今未见到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但有一点可能是真实的，即后来人们所看到的供词是经过删改的，或者说有些供词录供者没有秉笔直书。这就难免物议纷歧，讹言蜂起，给后人留下了无数不解之谜。

总督的权柄极重，威仪极盛，居然会在官兵校射的地方被刺，这件事不但令人惊骇，而且无不诧异。因此也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张文祥后面有主使的人，只是主使的人是谁，目的何在？

2众说纷纭之幕后真相

但问来问去，到底有句要紧话漏了出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见得他是被买出来的凶手，而且早有密谋。就因为这一句话，署理藩司，曾受马新贻知遇的孙衣言，坚持要求刑讯，但是臬司梅启照和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三地方官都不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有人巴望着能在这时灭张文祥口，一用刑说不定就会在狱里动手脚，把钦命要犯报个“刑伤过重，瘐死狱中”，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张文祥本人只有离奇的片段供词，但在江宁城内，却有两种首尾俱全，枝叶纷披的传说：一种是说马新贻与陕甘回乱有关；另一种是说他负义渔色，陷害患难之交。当然，后一个传说更能耸动听闻。

张之万是个状元，也是个“磕头虫”，他的独得之秘的强身之道，是每天临睡以前，磕多少个头，说是起拜跪伏，可以强筋活血。为人深通以柔克刚的黄老之学，所以也是个“不倒翁”，这时接到朝命，大起恐慌，如果遵旨根究到底，一定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果然，不久就接到了间接的警告，劝他不可多事，这一下，张之万越发胆战心惊，一直拖延着不肯到江宁。

3幕后直指湘军高层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背后的主使人是哪方面的人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后面肯定牵扯到极为严重的政治力量，否则两江的官员没必要这样噤若寒蝉！

不但审案的官吏是这样，连钦差大人到来之后都觉得时事险恶，这不由得不让人深思，张之万怕什么，难道就是一个张文祥么？张文祥现在正关在大牢里面，为什么张之万还要如此忌惮？他怕的不是张文祥，而是张文祥背后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着这一切。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没有理由杀一个既无兵权，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正是她，同治七年召见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

太平天国经营10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天王府金银财府宝堆积如山，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继续呆着吗？为此，他选择了马新贻去拔这很刺。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难怪李鸿章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而马新贻独犯其忌。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ZHENG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祥（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高拜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说：“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由此看来，刺马案背后的主谋就浮出水面了，正是湘军的势力在背后起作用，然而到底是谁是主谋呢？史学界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肯深究了，我看过一些资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湾史学家高阳先生的推论，他认为是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干的，这里有好几个疑点，以马新贻的两江总督的身份，黄翼升就算有两个胆子也不敢刺杀马新贻的，第二，马新贻被刺后，幕后主使者调用的力量绝非一个江南水师提督所能调动的，第三点，如果真是他干的，就一个水师提督，那么当时慈禧太后马上就可以把他绑到菜市口，何必如此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由此几点，可以看出，黄翼升绝非幕后主使，他不过是某些人手里的一个走卒而已。至于到底是谁主使得，笔者在这里大胆推断：幕后主使应该是湘军的大人物，即有可能是曾国藩！之所以这样说，是跟清廷处理这个案件的态度有关，在连审不利的情况下，清廷的口风不仅没有变硬，反而有松动的迹象。

4清廷转变态度口气放松。

当时慈禧太后正有丧母之痛，身体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视朝。恭王怕吓着了两宫太后，不敢多说被裁湘军流落在两江的种种不法情事，只在严讯凶手优恤马新贻外，谈到两江总督悬缺，认为非曾国藩回任不可（从这一点看，恭亲王倒是知道幕后真相的）。

张之万、魁玉的奏结看来还算顺理成章，但最后露出了破绽。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行文时竟用“尚属可信”四字，不知是何用心。上谕尖锐地指出，“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详供挟恨各节，及龙启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实不尽，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慈禧太后应该已经得知了幕后有人捣鬼，但是她应该还没有疑心到曾国藩的身上，所以在上谕上虽然有所松动，但是还是比较严厉的。

让我们看看曾国藩此时的动向。

5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这时恭亲王指定的两江总督继任者曾国藩，请辞江督，未能如愿，已经交出了直隶总督的关防，正预备入京请训，就在他出京之前，张之万和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了，说张文祥挟仇“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并无主使之人”，同时定拟罪名，凌迟处死。消息一传，舆论大哗，给事中刘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纷纷上奏，认为审问结果，不甚明确，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不但舆论不满，两宫太后及朝中大臣，亦无不觉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伤国体，而且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心存顾忌，会不敢放手办事，否则就可能成为马新贻第二。同时就照魁玉和张之万的奏报来说，前面说张文祥怀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盗龙启沄等人，指使他为同伙报仇，因而混进督署行刺，“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后面却又说：“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由“尚属”二字，可见魁玉和张之万并未追出实情，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这一案不能就此了结。

还要严办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办法？却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以为应该撇开曾国藩，另派钦差查办；有人以为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以外，还有大学士的身分，此案应归他主持。两宫太后召见军机，仔细商量结果，决定兼筹并顾。一方面尊重曾国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员到江宁，重新开审。同时为昭大公起见，决定用明发上谕：“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文祥所供挟恨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宁，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于是谕令曾国藩：“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

这下子除了曾国藩速回江宁外，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不仅主审大员撤换，就连司员也全部更换，既显示出朝廷处理此案的决心，也反映出对前审案人员的不满和失望。郑敦谨是刑部尚书，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这一榜是名榜，人才济济，在咸丰初年，红极一时。郑敦谨的官运却不算太好，翰林散馆，当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但颇有政绩。直到同治改元，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刑部尚书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当刑部尚书在三年前，恰好西捻东窜，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不力，带兵的藩司陈湜，是曾国荃的姻亲，本人性喜渔色，部下纪律极坏，慈禧太后得报震怒，大年三十派郑敦谨出京查办。结果按查属实，赵长龄和陈湜得了革职充军的处分，而郑敦谨铁面无私的名声，也就传了开来。

因此，上谕发抄，舆论都表示满意，期待着郑敦谨也象那次到山西查办事件一样，必能将这桩疑案办得水落石出，河清见鱼。郑敦谨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军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词规避。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道、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马”这么一出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马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做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马新贻含含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6案件了结曾国藩形迹可疑。

很多资料记载当时的庭审情景，不过说法不同。经过对各种纪录的权衡之后，我大致推断出以下的情形：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纯然是来看热闹，有些则是来替张文祥“助威”的。当然，钦差大臣奉旨审问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审理案件不同，警戒严密，不得观审，百姓只能在一府两县差役的弹压之下，远远站在照墙边张望。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连讯14天，该犯一味狡展，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最后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此时郑敦谨一切都明白了，难怪自己连审14天，终没有结果，原来他们早已设计好了。他心里凉了半截，原来这案子是不能深究的。 可是于形势上面判断，自己除了这样做，别无他法，一旦激起湘军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3月19日，郑、曾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结比张之万、魁玉原来的定拟叙述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基本内容不出前者，这就是仍照原拟定的意思。所不同的是：第一，特别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第二，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当郑敦谨、曾国藩拟好奏结，要孙衣言、袁保庆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二位拿出了杀手锏，拒绝在奏结上“书诺”（签字）。不过，曾国藩是何等人物，他也有应对的办法，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把朝廷蒙在鼓里。在上奏的同时，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郑、曾这一手很厉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是最后定谳。郑、曾在另外的夹片中使用的措词仍然是：“该犯供词，尚属可信。”这一措词是张之万、魁玉在原拟中使用的，为此清廷斥责他们，“不足以成信谳。”而今郑、曾使用，倒不为过，人言人殊。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郑、曾、张、魁四人反复公开声明，“毫无确供”，那么明知无确供，还要如此定谳，这个定谳当然不是信谳。主审大员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何故？可是，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此时，朝廷大概已经从郑敦谨的奏折当中知晓了实情的经过了，就只好顺水推舟的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3月26日，谕旨下达，肯定了郑、曾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就只有忍气吞声。

7真相推测。

此案完结之后，孙衣言倒是不洗不饶，他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对之。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ZHENG法，他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议，他分文不收，两个随行郎中每人收了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从中斡旋，京里头的恭亲王也在暗中出力，方才掩饰出去。但是郑敦谨并不领情，后来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8月19 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时人传言，张汶详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详为友复仇。果真如此，孙衣言、袁保庆作为马新贻的亲信，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讯，那么，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挟仇报复”的结案，不是更体面吗？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确供呢？再说马新贻的四弟马新自幼跟随左右，直到马新贻被刺身亡，马新贻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马新贻因渔色负友而遭刺杀，已经给他一个体面结局，马新为此应该感恩不尽，为什么一直悲呼终觉疑案之莫明，希望时人和后人给以研讨呢？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他给曾国藩交了底，“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免其那个曾身为郑敦谨的两个助手之一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从这一点来说，就算是湘军二号人物九帅曾国荃似乎也没这种心计与能力，这也是我怀疑到曾国藩头上的重要原因。

最后再说一句，被高阳认为是末后主使的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他跟曾家的关系不同，黄翼升的妻子奉曾夫人为义母，算是通家之好，曾国藩一度置妾，就是黄翼升经手办的“喜事”。如果说曾国藩有“私人”，这个人就是黄翼升，关系亲密至此，这从另一方面坐实了曾国藩的罪名。由此看来，刺马案曾国藩即便不是主谋，也肯定经过他的批准，以刺杀两江总督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是曾国荃也不敢拍板，他更不可能被蒙在鼓里。

在曾国藩死后，朝廷终于拿黄翼升开刀了，这次慈禧太后学乖了，不敢再公然对抗湘军，而是派出湘军内部颇有正义感的彭玉麟以湘制湘，借口以整顿长江水师的名义，严参黄翼升。奏折发出去以后，第三天便看到明发上谕，内容是指责黄翼升颟顸，“本应即予惩处，姑念该提督从前带兵江上，屡著战功，从宽免其置议”，长江水师提督自然干不成了，“准其开缺回籍”， 被革职查办。这样刺马案终于落下帷幕，而个中真相也只能留待于历史来解开真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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