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可多得的青年才子，他被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若干个文学领域范围上都有着不小的成就，可谓是才华横溢。但郭沫若先生更是一位风流才子，再高的成就也依旧掩盖不了他的罪行。
郭沫若一生有四个女人，但只有其中的三位成为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令人惋惜的是，同他在一起的这四位女人最后都没有得到善终。尽管他有着不小的才华，但如此的恶行也足以担得起鲁迅先生对他的评价——''流氓''。
张琼华，是郭沫若名副其实的第一任妻子。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12年，张琼华就这样在父母的安排下，与郭沫若正式结为夫妻。他虽长相普通，也没有什么学历。
但是作为一位妻子而言，她可谓是兢兢业业，恪守本分。但是郭沫若却仅凭着她没有什么特点。结婚五天后，毅然决然的离开了自己的家。甚至不顾父母的反对。
但是张琼华，没有抱怨，她依旧安分的守在家中，照顾郭沫若的父母，等待着郭沫若的归来。这一等就是整整60余年。1980年，她依旧没有等来，而换来的是自己生病的噩耗，最终逝世。
佐藤富子，是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1914年，郭沫若来到日本留学，在这里认识了佐藤富子。佐藤富子非常的漂亮，郭沫若对他一见钟情，很快两人并在一起生活。当时的郭沫若并没有那样出色，佐藤富子家人更是极力的反对，但是她却抛开了一切，不惜断绝了亲情关系，选择和郭沫若一起生活。
生活的经济能力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两人的感情也是十分甜蜜的，佐藤富子更为郭沫若生下了五个孩子。但是，1934年，郭沫若又遇到了另一位让他一见倾心的女人。但这位女子并没有造成他与佐藤富子最终的感情破裂。
直到1937年，战争爆发，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定，郭沫若才选择放弃了佐藤富子。但是，佐藤富子心中始终坚信着，坚信着自己爱的人最终会回来，所以她一直一个人苦苦的等待。然而却事与愿违。
1946年，佐藤富子收到了郭沫若的信件，那信件里并不是要回来的消息，残忍的郭沫若告诉佐藤富子自己有了新的家庭。对于佐藤夫子来说，感觉整个天都塌了下来，她很想就这样一走了之，但是她内心还是有一丝的希望，她想要找到郭沫若同他当面问清楚。
1948年，佐藤富子看到郭沫若同他家人的那一刹那。她就懂了。它曾经深爱着的那个郭沫若再也回不来了。
于立忱，是郭沫若的第三个女人。郭沫若与她相识在1934年，那个时候，虽然他也有了佐藤富子这个妻子，但是他依旧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很快，于立忱就怀了孕，为了佐藤富子，他让于立忱选择打胎。于立忱伤心欲绝，离开郭沫若之后，她整日饱受着精神的打击，最终选择了自杀。
于立群，是郭沫若的第四个女人，也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他怎么也没想到，最终会同于立忱的妹妹走在一起。于立群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女人，无论是才华和样貌都是绝佳的。自然郭沫若又开始了他的追求。最终于立群同他生活在一起。
1939年他们举行了婚姻，于立群更为郭沫若生下了四男两女。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郭沫若死后，于立群为她整理生前的东西，她却惊讶地发现，郭沫若与于立忱之间的关系。于立群痛苦不堪，想着姐姐就这样自杀死去，自己的心中更是备受折磨，最终于立群精神崩溃，也选择了自杀。
郭沫若一生四个女人都不得善终，对于郭沫若我只想说一句，论才情流芳千古，谈人品遗臭万年。在生活中我们识人更应该是如此，一个人的才学越是清高，我们更不能看其表面，你一个人倘若内在肮脏，外表再华丽又如何？
最终受害的只有自己。也许是于立忱的行为，让郭沫若深表愧疚，他倾尽自己一生的好对待于立群；也许他是真正忏悔到自己的行为，重新开始好好爱一个人。纸是包不住火的，知道真相的于立群内心的痛苦我们无法得知，或许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
自古才子多风流，任有飞蛾相继扑。对于爱情，我认为是相互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对待自己生命中得每一个过客，珍惜眼前人。
于立群在得知郭沫若生前所犯下的事累之后毅然决然选择自杀的选择，对于于立群而言，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结局对其而言是一个最好的归宿，但同时也是一个最无力的内心反抗表现形式。“于立群自缢死亡于北京故居”的真实原因在历年的大众探讨中，早已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了。
她身为郭沫若这一生中的最后一任妻子，只身陪伴了郭沫若先生近乎40年（1939年~1979年），直到郭沫若去世后（1978年6月）的生活中，于立群再也没有了往日平常的生活（于立群仅在郭沫若去世8个月后便自缢而死），面对着两个儿子的先后离世，再紧接着，于立群又在整理丈夫郭沫若遗物之时所无意发现的“隐藏了多年的秘密”，于是于立群便在综合因素之下，无奈选择自缢。当时乃至如今对于于立群的真实死因都以“抑郁症自杀”来公之于众，但我认为，这样的原因是否有些太过泛泛而谈了呢？
仅以我个人观点来评价郭沫若先生的话，如果不是肆意将其“风流情史”揭露开来，那么独独凭借其于文学上的价值和对新中国的社会价值而言，郭沫若先生必定会为国人所景仰，但同“新时期”的徐志摩一样，郭沫若也具有其自我的一部“滥情史”，有甚者竟为之所咬牙切齿。于是我便这样来概括之:世人皆知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斐然文才，但却唯独了解不了属于他自己的爱情。
郭沫若的一生中总共经历过三段正式婚姻，期间还夹杂伴有着风流情史。他的原配夫人张琼华在他游学至日本后为其坚守68年，在日本的郭沫若随后又寻至了第二任妻子郭安娜（佐藤富子），结婚之后，郭安娜为郭沫若诞下了四男一女，但郭沫若旋即又抛弃郭安娜和几个孩子，转身回国结识了于立群，也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这期间，还有与他同居数年的恋情女友于立枕。
其一:丧夫之痛，孤独伊始
1978年6月，郭沫若先生终因重病而长期治疗无效逝世于北京，享年86岁。郭沫若的逝世，对于家国的损失是实为巨大的，但在此我们抛开其于国家的损失，单单谨先将视角回归到家庭方面。时隔郭沫若先生去世，年过花甲（62岁）的于立群夫人此时再也难以抑制自己对于丈夫去世的悲痛情绪。身心本就患有严重疾病的她，在丈夫去世的那一段时间里开始变得魂不守舍，她作为郭沫若的最后一任妻子，陪伴其至40年，她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和人生的最后时光都毫无保留地留给了郭沫若，这40年来，两个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两个人之间有着相同的文学嗜好和生活乐趣。如今突遇猝世、先行离别的丈夫，对于于立群夫人而言，无疑于是巨大的精神打击。
其二:丧子之痛，孤独倍增
在丈夫郭沫若离世之前，于立群最先遭到巨大精神打击的事情便是——两个儿子的先后离世。于立群夫人在和郭沫若先生结婚同居后的40年里，先后总共为其诞育了四男二女（儿子郭汉英、郭世英、郭民英、郭建英，女儿郭平英和郭庶英），其中两个孩子仅相差一年先后死亡的现实对于立群和郭沫若产生了深远且巨大的打击，当时的于立群常年患病，如此一来，身心愈加俱疲、雪上加霜。
旧情曝光，悲痛交织
于立群的去世是缓慢的，但又是突然的。“缓慢的”是因为于立群在此之前便在原本疾病的基础上先后屡屡遭受到了两个儿子和丈夫的去世，这种压抑和折磨是长久积累而成的;“突然的”则是因为“40年前一封长信”的无意重见天日，加剧了于立群精神崩溃的速度，最终致其自缢而死。这封书信的发现就是40年前“丈夫郭沫若和胞姐于立枕的无果恋情”，想必大家多多少少也都有所涉猎。来自台湾的谢冰莹是于立枕的生前挚友，她曾于1984年发行过《于立枕之死》的文章，文中大致如此提到:1937年谢冰莹前去医院看望正在产房当中的于立枕，此时感情激动的于立枕刚刚打掉腹中胎儿，而这胎儿的生父，正是始乱终弃、不负责任的郭沫若，而后面对着郭沫若的滥情抛弃，孤立无援的于立枕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
但是这种说法在经过后世学者的相关探讨一下未免漏洞百出，只是谢冰莹的一篇《于立枕之死》并不能够甚为完全的说明问题。对之最为官方的说法是:于立枕于1934年被以报社记者的身份派往东京，随后便与早就相识的郭沫若来往甚密，至于两人之间发生过何事，确实没有存世资料可以参考。
1994年8月15日，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年。
郭沫若平生最喜欢101这个数字。在1958年完成的诗集《百花齐放》中，他特意写了101首诗，并在《后记》里阐释了101这个数字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意味———“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却又没有完”。凑巧的是，郭沫若在北京医院逝世时，所住的病房也是101号；而今安娜也以101岁的高龄走完她的人生旅程，这难道是巧合吗？
现在郭沫若与安娜都已作古，101,像是冥冥之中的一根丝线，把这一对曾经共患难的夫妻，在精神上重新维系在一起了。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学名郭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几年，在异国流浪生活中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军阀争战，父母包办婚姻留下的创伤，加上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於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神经衰弱症”，使他陷於消沉、苦闷之中，他忽儿想自杀，忽儿想出家，精神濒於崩溃。
正在这时，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回来的，或者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我和她开始恋爱，我的作诗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到东京去探望友人。在圣路加医院，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洁光，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起敬。
不久，陈龙骥在养生院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藉此机会见一见他锺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眼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他想：这位日本少女的出现，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怜悯罢———见我失去了一位投契的良朋，便送来了一位娴淑的腻友，补救我心灵的空虚。他怀着对爱的神秘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据日本仙台市广濑町九番一号尚迥女子学校有关资料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士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於1914年在尚迥学校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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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要求形式工整而且文字华丽。在明朝嘉靖皇帝时代 ，由于嘉靖帝爱好青词，使善写青词者能够得到重用。《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著名的有夏言，严嵩的儿子严世番，徐阶等人。奸臣严嵩也带头不断地撰写青词。后人把“青词”当成献媚之词。
这里指的是1976年5月12日他写了《水调歌头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几个月后四人帮彻底垮台。
注2：“莸草”即发臭味的草。
调侃像郭老这样年纪的人，可能会被人误认为不够厚道，特别是他在文革中竟然失去了两个儿子，他内心的痛苦和悲凉从他抄写儿子的日记多达八册上鲜明地显露出来，其中的苦楚令人凄然，真是其状可怜，其情可悯。但是鄙视郭老的为人似乎已经是全民族共识，从道义上认识他的良知理性，对全民族有百利无一害，因此批评他已经超出了厚道不厚道的维度，成为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讨论范畴了。所以下面的简短的论列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他在文革前期，大肆自贬并且把话说到了他的“所有作品都应该烧掉”的程度；1967年犯贱，写出了“亲爱的江青同志”那首不堪的“诗歌”，是出于自保的心理，尚可以理解。可是“毛呀毛，你赛过我亲爷爷”就简直是把肉麻当有趣，到了噬痈舔痔的地步了。因此说他“理性良知尽折殇，每临莸草惯称香”是并不冤枉他的。尤其是到了1976 年，文革已经走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地步，而文革发动者已经到了自顾不暇的程度。此时，郭老以他的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如果不依阿取容，给文革发动者和江青献媚，他也已经丝毫不再有什么政治危险了。可是他当抬轿子的精神仆役已经当惯了，当熟了，不抬轿子，肩膀上就不舒服。所以他就在四人帮俯首就擒，文革结束的前几个月，又写了《水调歌头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就是拙作说他“可怜见识如童稚，已近天明又尿床”的理由。可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四人帮垮台后，写出“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另一首《水调歌头》。当然这两首《水调歌头》都是为“政治正确”而写，太多的地方违反格律要求，但是他在所不顾，客观上上大大影响他作为诗词大家之一的形象，则是另一方面的巨大损失，此处不议。这后一首《水调歌头》经过豫剧魁首常香玉编曲唱诵，在民间传唱至少一年，可说是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了。但是郭沫若不断变换嘴脸的形象也为当时的中国人所不齿。写这一评论意在强调：知识分子不爱惜羽毛，逢迎权利是民族大害，用良知、理性和正确的价值观约束自己，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和分析世界，应当成为每个公民必有的基本品德！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著作书目
《女神》(诗集)1921，泰东
《三叶集》(散文集)与宗白华、田汉合著，1920，亚东
《星空》(诗集)1923，泰东
《聂莹》(剧本)1925，光华
《文艺论集》(论文集)1925，光华
《塔》(小说、戏剧集)1926、商务
《落叶》(小说、戏剧集)1929，创造社
《三个叛逆的女性》(戏剧集)1926，光华
《西洋美术史》(理论)1926，商务
《橄榄》(小说、散文集)1926，创造社
《瓶》(诗集)1927，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3931，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现代
《沫若书信集》1933，泰东
《豕谛》(历史小说)1936，不二书店
《北伐途次》(散文)lQ37，潮锋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
《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
《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
《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
《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
《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
《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
《虎符》(剧本)1942，群益
《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
《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
《孔雀胆》(剧本)1943。群益
《南冠草》(剧本)1944，群益
《青铜时代》(史论)1945，文治出版社
《先秦学说述林》(论文)1945，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
《十批判书》(史论)1945，群益
《波》(散文集)1945，群益
《苏联纪行》(散文集)1946，上海中外出版社；改名《苏联五十天》，1949，大连新中国书店
《归去来》(散文集)1946，北新
《筑》(剧本)1946，群益
《南京印象》(散文集)1946，群益
《少年时代》(自传)1947，海燕
《革命春秋》(自传)1947、海燕
《盲肠炎》(杂文集)1947，群益
《今昔浦剑》(散文、杂文集)1947，海燕
《历史人物》(史论)1947，海燕
《沸羹集》(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天地玄黄》(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1947，海燕
《创作的道路》(理论)1947，文光
《抱箭集》(小说、散文集)1948，海燕
《蜩螗集》(诗集)1948，群益
《雨后集》(诗集)1951，开明
《海涛》(散文集)1951，新文艺
《奴隶制时代》(史论)1952，新文艺
《沫若文集》(1—17卷)1957一1993，人文
《雄鸡集》(诗集)1959，北京
《洪波曲》(自传)1959，百花
《蔡文姬》(剧本)1959，文物
《潮汐集》(诗集)1959，作家
《骆驼集》(诗集)1959，人文
《沫若全集》(文学编l—5卷)1982一1987，人文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
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 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 歌德著、1922，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 河上肇著，1924，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 雪莱著， 1926，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 歌德著，1928，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 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 辛克莱著， 1928，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 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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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雪莱的诗》小引
郭沫若
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很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贾谊。但是贾生的才华，还不曾焕发到他的地步。这位天才诗人也是夭死，他对于我们的感印，也同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
雪莱的诗心如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他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宇宙也只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未成品。古人以诗比风。风有拔木倒屋的风（Orkan），有震撼大树的风（Sturm ），有震撼小树的风（Stark），有动摇大枝的风（Frisch），有动摇小枝的风（Maessig），有偃草动叶的风（Schwach），有不倒烟柱的（Still）。这是大宇宙中意志流露时的种种诗风。雪莱的诗风也有这么种种。风不是从天外来的。诗不是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
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做散文诗的近代诗人 Baudelaire，Verhaeren，他们同时在做极规整的Sonnet和 Alexandrian。是诗的无论写成文言白话，韵体散体，它根本是诗。谁说既成的诗形是已朽骸骨？谁说自由的诗体是鬼画桃符？诗的形式是Sein的问题，不是Sollen的问题。做诗的人有绝对的自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诗流露出来形近古体，不必是拟古。他的诗流露出来破了一切的既成规律，不必是强学时髦。几千年后的今体会成为古曲。
几千年前的古体在当时也是时髦。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却是亘古不变。
十二月四日暴风之夜
选自一九二三年二月版《创造季刊》第一卷
梦 与 现 实
上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作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像在催促着说：“姐姐妹妹们，飞吧，飞吧，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吧。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泰戈尔的英文诗。
读到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三美室。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没在花圈的坟垒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来，我打算到静安寺前的广场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的门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像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重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像漆黑了的—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
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笑痕。
有两三个孩子也走来站在我的旁边，小女儿却拿她的竹竿来驱逐。
四岁的小女儿，是她瞎眼妈妈的唯一的保护者了。
她嬉玩了一会，把布带给了她瞎眼的妈妈，她妈妈用来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丐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随着她们，一面想：
唉！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那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不是她们母女两人留在晚间用来御寒的棉被吗
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点路声……是走向墓地去的进行曲吗？
马道旁的树木，叶已脱完，落时在朔风中飘散。
啊啊，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随她们走到了静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随她们了。在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1923年冬，在上海
《访 沈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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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的作家
《天上的街市》给我带来的快感记忆犹新我早在上小学时就在课本上读到了郭沫若的名诗《天上的街市》，课本上似乎没有署作者的大名，或者说，即使署了，我也没记住；因为我从小读各种文学作品，哪怕是《水浒传》、《哈姆雷特》，我也不注意作者姓甚名谁，借用钱锺书先生的比喻来说，我只管吃鸡蛋，压根没想着这蛋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哪只鸡的屁股底下滚出来的。直到读研究生时，为了要做所谓的学问，才开始翻阅郭沫若的传记材料。但那些枯燥乏味的文字根本无法跟《天上的街市》相比，它是那样纯真、明朗而新奇，它在几乎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给我带来的快感，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在原来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中，那阻隔他俩的银河是何其宽广，他俩的相见是何其艰难，一年才一次。而在郭沫若的诗中，银河并不宽，牛郎织女能骑着牛自由随意地来往。这表现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把人间天上都美化了，不仅给我幼小的心灵以美的享受，而且使我也被感染了，我也同情起更早时候从母亲口里听来的牛郎织女的不幸境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老想着自己能变成诗中的那颗流星，以灯笼的形象去照亮他俩的闲游。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他甚至用楚辞体翻译拜伦勋爵的诗。真正称得上成熟的现代汉语诗集的当数《女神》。从精神内核，到形式音韵，它都是“五四”时代的弄潮儿。郭沫若这些写于1920左右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期，他对现代汉语这一极其稚拙的媒介，已经把握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现在的好多诗人都未必能应用得那样自如。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预言诗人，《女神》中那激昂的斗志、浪漫的情怀和反抗的决心，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闻一多曾盛赞《女神》，说：“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女神》不仅是某一时代的肖子，而且其中有些篇章，如《维纳斯》、《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盘》、《天狗》、《炉中煤》和《天上的街市》等都是不朽的诗篇，将感动所有时代的读者。“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读着这样自然天成又情意绵绵的诗句，哪一个感受力正常的读者不会怦然心动？
他的讨蒋檄文让他亡命日本
郭沫若使中国受到震撼的散文作品是那篇让他出尽了风头也吃尽了苦头的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从1926年到1927年，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全过程，从而了解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险恶为人和罪恶目的。1927年3月23日，蒋制造了“安庆惨案”，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虽然当时郭沫若跟蒋的个人关系还没有破裂，蒋在离开安庆时，甚至还致函郭沫若，要郭跟他一起走。但郭沫若出于真理和大义，断然拒绝了蒋的好意，化名化装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这篇被广为传诵的、痛快淋漓的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蒋介石当时手握兵权，权倾一时；郭沫若作为一介文人，能公开列数蒋的各种罪行，谴责蒋的流氓行径，并号召民众革蒋的命；这需要多大的胆气啊！这篇文章一出手，就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震动，使人们看清了蒋的真面目，对蒋“这位革命领袖”开始有了怀疑和警惕。对中国现代革命诸种势力的分化与重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现实作用。郭沫若也因为这篇文章大大得罪了蒋介石，蒋悬赏三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迫使郭于1928年亡命日本。
卓文君和王昭君鼓舞了多少中国妇女，同样感动过并依然在感动中国读者的是郭沫若的几部戏剧杰作。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1925年又创作了《聂嫈》；1926年他把这三个剧本汇编成《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这些早期剧作表现了一代代青年所渴慕的“藐视一切权威的那种反抗的精神”，他替千百万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压制的中国妇女呼喊道：“我们女子要谋种种独立的生活，要要求种种平等的待遇呢！”在当时真可谓胆大包天、石破天惊。这部剧一发表就受到了封建卫道士的围攻。据说，当时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在演出这部戏时，引起了当地新旧势力的公然对决，以至于县议员们动议要罢免校长；后来，浙江省教育会还以它“不道德”、“大伤风化”为名，禁止学生把这个戏搬上舞台。
如果说卓文君反抗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族权的话，那么王昭君反抗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她的反抗同样悲壮。郭沫若以天才诗人的霸气，一改旧剧中王昭君“恋恋不忘君”的懦弱形象，使她跟汉元帝对立起来。元帝本来意欲甚至逼迫她留在宫中，但她不畏强权，不图享受，坚持要去荒沙漫漫的塞北，嫁给匈奴王。王昭君的形象鼓舞中国女性跟男性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敢于挑战、迎战来自权力顶峰的威胁，誓死捍卫作为合法公民的权利和尊严。有相当数量的妇女正是在郭沫若这些戏剧作品的感召下，走上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道路。
《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盘》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让文字的雷电击打我，使我从庸庸碌碌的世俗人生中惊醒过来。
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
我承认，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受益于《女神》。哪怕不是专门用来朗诵的作品，我也尽量写得朗朗上口，音韵酣畅。我曾找来《女神》的各种版本，读了不知多少遍。我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不少诗句。有些诗句的韵律已经内化到了我的思维深处，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有意无意间就在自己的作品上打上了烙印。我觉得，那是有益的影响，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解是所谓专家讲解，我也忝列其中。每次讲到郭沫若，我都会抱拳颔首，微微表示一下特殊的敬意，每次讲到《女神》，我都会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似的，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一个人身体不佳，是不宜讲《女神》的。
我敬慕鲁迅，但仰慕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有天国之思，他的诗篇能引领我仰望云天，而不仅仅扫视尘寰。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版图上，鲁迅思最深，郭沫若才最高，钱锺书学最富。我曾当着数人的面，真诚地对郭老的哲嗣郭平英女士说，“以郭老的才华，如果他专攻一门，哪门弄个诺贝尔奖都绰绰有余；当然，以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他恐怕不屑于被某一个专门领域所拘牵。”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学者对郭沫若的晚年表现颇有微词，甚至有扳倒他的架势。但我认为，那都是蚍蜉撼大树，自取其辱。郭沫若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瑕不掩瑜，他的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不会因为他晚年有所失节而失去光芒。现在我们还一直在阅读他、研究他，朗诵他的诗歌，上演他的戏剧，就是不言而喻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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