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班达06:00（现在的时间，一般日出黎明前）
2撇生13:30
3弟个勒17:30
4沙木19:10
5火福但20:10
五时拜的名称、时间和性质：⑴晨礼,阿拉伯语“法吉尔”，波斯语称“巴姆达德”，中国穆斯林俗称“邦答”。“邦答”的时间为：夜交昼之中。即从黎明时的东方发亮开始，到日出前为止。通常的计算方法是：日出前大约九十五分钟前入时到日出为止。“邦答”源于人祖阿丹（亚当），共4拜，前两拜为圣行，后两拜为主命拜。
⑵ 晌礼,阿拉伯语“祖赫尔”，波斯语称“撇申”。中国穆斯林沿用波斯语的称呼。“撇申”的时间为：昼之中。即中午太阳略有过偏开始，到太阳偏西45º为止。通常的计算方法是：一个物体的阴影偏歪到原物体阴影的两倍时为止。“撇审”源于先知伊布拉欣（亚伯拉罕），共10拜。前4拜为圣行，中间4拜为主命，后2拜为圣行。
⑶ 晡礼,阿拉伯语“阿苏尔”，波斯语称“底盖尔”。中国穆斯林沿用波斯语的称呼。“底盖尔”的时间为：申时。即从太阳偏西45º开始，到日落为止。“底盖尔”源于先知优努斯（约拿），共4拜主命拜，主命拜前还有4拜随意的、值得提倡的、应该受到嘉奖的4拜圣行拜。这4拜，礼了有回赐，不礼也无过错。
⑷ 昏礼,阿拉伯语“麦盖勒卜”，波斯语称“沙目”。中国穆斯林沿用波斯语的称呼。“沙目”的时间为：昼交夜之中。即日落到晚霞消失。通常的计算方法是：大约为日落后十分钟左右。“沙目”源于先知尔萨（耶稣），共5拜，前3拜为主命，后2拜为圣行。
⑸宵礼,阿拉伯语“尔沙宜”，波斯语称“呼福坦”中国穆斯林沿用波斯语的称呼。“呼福坦”的时间为：夜之中。即晚霞消失后，夜幕笼罩开始，到次日拂晓前为止。但昏礼和宵礼间相隔1小时10分钟为最佳时间。“呼福坦”源于先知穆萨（摩西），共9拜，前4拜为主命，（主命拜前还有4拜随意的、值得提倡的、应该受到嘉奖的4拜圣行拜，礼了有回赐，不礼也无过错。）后2拜为圣行，最后3拜为：当然拜。又叫“威提尔”（奇数）拜。
只有5次
说起北京，给人感觉就是妥妥的皇城，坐拥中国中心，交通便利，说起西安，那也是一座四通八达、历史底蕴丰富的大城市，但是说起伊犁，很多人可能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城市只适合旅游玩耍，不适合当政治中心，不过，政治家的格局比较大，他们看待事物从来不会那么浅显，所以在最初，孙先生把伊犁当成了一个定都备选城市。刚听到孙先生的这个想法，大家或许会大吃一惊，不知道对于孙先生来说，伊犁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但事实上是，他有这个想法真的并非儿戏，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城市渊源。
早在民国建立前，孙先生就已经感知到时运将至，所以他决心要开始实践自己伟大的社会构想，在他的想法里面，他需在全国四个方向各设一个京城，这样一来就能够起到分散统治、集中听命于中央的作用，他认为清朝之所以会面对衰微的命运，就是因为只设立了一个京城，所以很多地方都鞭长莫及，然而后来到了1902年，孙先生的想法也在与时俱进，他不再拘泥于多个京都的制度，而是再根据世事变化，郑重其事的提出了3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把当时湖北武昌作为中心，因为它有着较为发达的水运条件，在长江流域非常方便，而且正好承南起北，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在中国南北的黄金分割线上，所以孙先生就让它成为定都的首选之地。后来孙先生认为除了武汉以外，定都西安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武昌从来没有作为首都出现过，所以作为首都还是有些不保险的，西安则是最著名的皇权之都，是整整十三朝古都，这样拥有王霸之气的地方，很适合拿来做京城，而且如果他选择这里作为京城，那么西安就直接成了整个中国的中心。
不过，孙先生身为一代伟人，政治家、革命家，他最后一个设想就显得不走寻常路，让很多人听到他的想法后都觉得惊诧莫名：他想要定都伊犁。大家都知道，伊犁是在中国最偏远的新疆地区，平常几乎是人迹罕至，除了一些维吾尔族人民、少数民族人民会在那里生活，其他大多数人都不会在那里定居，这样一个地方作为旅游景点还差不多，孙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首都呢？其实，孙先生当然是有自己稳定的打算和长远的考虑，他这个想法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从中国内部的中心位置来考虑的，他是认为，如果想要成为亚洲共主，那就应当定都伊犁，因为放眼整个亚洲地区，东亚板块，这伊犁正好是处于亚洲大陆的中心位置。
而且，定都伊犁是有很多外人难以发掘的优势，首先就是孙先生最看重的，是在东亚这一部分的战略位置，伊犁可以说是可攻可守，非常客观，它进可中亚，退有中原，而且第二个优势，就是从人口管理的角度来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历代帝王们就对伊犁这个地方感到很棘手，古代皇权想了很多方法想要治理这些番国，治理这些位于西北等偏远地带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向来都是蛮荒之地，不好管制，很多外国军队来进犯的时候，都会选择从这个地方进攻，因为它较为薄弱，因此如果定都在此处，相当于就给这个地方多了更多的把守，减少了管理管制方面的漏洞，充当定海神针。而且如果把这里设为首都，西部的缓冲区就可以大大推进，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安全问题。
说了这么多的好处，其实这个方法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伊犁虽然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但它跟中国当时社会发展的真正中心北京，之间相隔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而一次迁都就意味着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应该迁移，但是这个地方远离中国的经济重心，根基非常薄弱，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根基转移，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中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遗憾，毕竟京都乃是一国之首，如果门面太过惨淡，那又有什么用呢？
其次，西部边疆人口少，这不是一次迁都就能够改变的事实，除非迁都的时候多带一些人口去进行建设，但是这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现在的援藏援疆干部都是百里挑一的存在，在当时社会还未发展的情况下，情况就显得更加艰难了。总而言之，伊犁在中国的位置不太好，基础条件也不太好，它能够成为孙先生定都的一个选择，但绝对不会是上乘的最佳选择。
后来孙先生愁眉不展，不知道在伊犁和北京、武汉、西安之间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伊犁最终就成了被否决掉的那个设想。此后在1911年，孙先生终于掀起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但因为他是依托袁世凯的军事实力进行革命的，所以遭遇了袁世凯在北京登基、宣布复辟的闹剧，到了这种地步，孙先生终于明白，定都的计划根本不是主要问题。
其实，像北京、西安这样的多朝代都城，本来就是集齐历代人民的智慧发展起来的，所以没必要对它进行什么新的变动，所以直到今天，北京依然是我国的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