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10道统领府、358个州，具体如下：
关内：大致相当于今陕西中、北部，甘肃陇东以及内蒙古河套等地。
河南：大致相当于今河南、山东二省黄河以南与河南、江苏、安徽三省淮河以北的地区。
河东：大致相当于今山西全省与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
河北：大致相当于今河北长城以南．河南及山东二省的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山南：大致相当于今四川东部，陕西、甘肃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的地区。
陇右：大致相当于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的地区。
淮南：大致相当于今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淮水以南、以及湖北东部长江以北的地区。
江南：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及贵州东北部的地区。
剑南：大致相当于今四川中部和云南北端。
岭南：大致相当于今广东、广西二省和越南东北部的地区。
扩展资料：
唐代高祖在隋后期将郡县制改为州制，唐玄宗将州制改为郡县制，到其子唐肃宗继位后复改郡为州，所以唐朝总体是以州为主。然而，北宋欧阳修等版本的《新唐书》也描写了唐玄宗时期的县城，而《旧唐书》则以州制。
然而，国家的概念与汉魏晋有着根本的不同。与东汉末年国家辖100多个县的情况相比，唐代国家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到几个或多个县。
此外，汉晋时期原郡所辖的许多县都沿袭了国家的原名，但其原名逐渐不为人所知，如彭城成为徐州、新都成为冀州、昌邑成为兖州、江陵成为荆州等。同时，自秦汉以来，乃至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地名、地名已不再在历史上使用，如郎游、洪农、上党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唐朝行政区划
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西双版纳易武、普洱市，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普洱是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具有着悠久的历史。川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全长近四千余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在交通方面，元中央王朝却十分重视川藏茶马古道[4]的通畅。为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加强对藏区的治理，开辟从内地到西藏的交通线路，至使川藏茶马古道成为正驿，并设置驿站。凡持有玺书驿卷及藏区土司文牒的僧侣官员，便可在藏区和内地之间乘驿往来。元代，川藏茶马古道共设19处驿站。到了明代，对驿站进行继续维护和扩建。及至清代，区内驿站增扩至87处。泸定、康定成为川藏交通之咽喉。及至明代，初行“金牌信符”制度，后改“引岸”制度。除此而外，明中央王朝还对藏族僧俗首领施行了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又被称为“贡马赐茶”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出于明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其时汉藏茶马贸易的一个必要补充。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及至乾隆时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化的“边茶贸易”制度。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度代替“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交易商品，此外，其他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大幅增加，而藏区输出的交换商品已不再仅限于马，主要是当地生产的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产品。边茶贸易制度一直实行到建国初期。自宋朝以来，甘孜州就是从四川至康区、西藏的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要冲地带。明初，从川西到康藏的川康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至名山、雅安、荥经、汉源、泸定、康定（藏语名打折多)，然后出关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西藏。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进入康定的茶称“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今天全)成为川西茶马互市的最大市场，史书中有“秦巴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又开通了一条从碉门经泸定岚安、烹坝的茶马贸易通道，于岩州设市，置岩州卫，保护市易。川西茶马互市的市场从黎州西移至岩州（今泸定县岚安乡)。该道在历史上俗称为“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人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汉藏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心，历代中央王朝治藏的重镇。在历史上，川藏茶马古道既是一条经济路和政治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在这条古道上，藏族土司头人，高僧大德，汉族、满族、蒙古官兵，汉、，藏商贾，汉藏苦力背夫、驮脚常年往来其间。康定、泸定作为汉、藏民旅交汇的地带，随着汉、藏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康定这一汉藏贸易的中心地，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十分突出。风靡海内外的歌曲——《康定情歌》就是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结果：这首歌的雏形来自康定三道桥民间，属于流行于康定的许多民歌中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中，人们既能感受到藏族民歌的韵味，又能体察到汉族民歌的影子。集中地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升华的产物。入清以来，人藏和来康的文人雅士、官吏逐渐增多，来到康区，因事因景而感发抒怀之诗词、文章、著作渐增，并流行于世。例如姚莹的《康辅纪行》、查骞的《边藏风土记》、陈渠珍的《芄野尘梦》等著作。又如岳钟琪的《泸定桥诗》，刘赞廷的《懒兵诗》，康定头道水“小天都”瀑布的摩崖石刻及孙士毅惠龄、和宁等人的《咏小天都瀑布》诗等脍炙人口。此外，康定地名和泸定桥来历的传说中，既有汉族的传说故事，也有藏族的传说故事。时至今日，两种传说依然在民间流传，而无厚此薄彼之非议。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干、吴作人也曾到康定采风作画；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区多年，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著作；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舞蹈家戴爱莲等地曾在康定进行过艺术表演……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成为康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光点越发明亮。一首《康定情歌》和一座“泸定桥’’使康定和泸定两座城市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历史名城，成为甘孜州人文旅游资源最闪亮的品牌。川藏茶马古道文化在四川从川古的邛崃一至延伸到金沙江畔，其中康定、泸定成为茶马古道文化的核心区，汉、藏文化的交汇点。
青藏道也就是唐蕃古道，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开始于唐朝初期。唐蕃古道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条非常著名的交通大道，也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它起自陕西西安（即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拉萨（即逻些），全长3千余公里。整个古道横贯中国西部，跨越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联通我国西南的友好邻邦，故亦有丝绸南路之称。
辽阳历史沿革辽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两千多年的建置。从公元前3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也是军事重镇。辽阳一名，始见于唐朝晚期，最早的称谓见于《史记》，名曰襄平。以后曾先后易名为昌平、辽东、辽州、东平、铁凤、天福、南京、东京等名称。
历 史 • 建 置
据考古发现，太子河流域中游，分布着许多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远在六七千年前，辽阳地区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
夏商时代
春秋时期以前，这里是中国先民（主要是东胡族）和殷商移民居住的地方，东胡族勇猛慓悍，善于骑射，他们经过漫长的原始氏族生活之后，进入奴隶社会。
夏商时代，今辽阳地区属营州地区，是为自然分区，不具有国家行政区意义。
周代
周代辽阳属幽州。周武王四年（公元前1066年），武王克商“释箕子之囚，去之朝鲜（即今辽阳地区），因以封之”。箕子“至则教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
燕昭王二十八至三十三年（约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79年），燕派大将秦开奔袭东胡，使“东胡却千余里”，又进击箕氏朝鲜，“取地二千里”，然后在辽河流域设置辽东郡，同时置襄平县，郡、县治地均在襄平城（今辽阳市老城区）。
自从燕国于襄平设郡，随着行政机构和驻军逐渐增多，襄平便成为辽东地区边陲重镇。中原相继有晋、冀、鲁等地迁民于此，定居者越来越多，中原文化进一步在本地传播，致使襄平地区的商业、手工业、采矿业和建筑业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当时采矿冶铜冶铁技术都达到较高水平，可以铸造铜币，可以锻冶铁器，如锄、镰、锸、铲等农具及铁锅；农业生产技术也达到较高水平，今辽阳及其周围地区已成为燕长城以南主要农业区之一。商业已经形成固定市场，郡治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商品交易，城市雏形已经出现。
秦代
燕王喜二十九年（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为报燕太子丹派荆轲行刺之仇，举兵攻燕，秦军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太子丹匿于衍水”（今太子河）。燕王喜听从赵国代王嘉之计，杀太子丹，将其头颅献秦王以求罢兵，秦王不予理会，继续进兵辽东。五年后（公元前222年），燕国终于为秦所吞并。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全国分为36郡，辽东郡仍沿袭燕国郡制，郡府设在襄平县。
汉代
西汉沿袭秦制，辽东郡郡府仍设在襄平县，郡辖襄平、居就、新昌、无虑、望平、房、侯城、辽队等18县。其中在今辽阳市境内的有襄平县、居就县（今辽阳县河栏镇亮甲山麓附近）、辽队县（今辽阳县小北河镇高坨子附近）。西汉末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国号称新。仍设辽东郡，领18县，郡府设在襄平，并将襄平县改为昌平县。新朝亡，复名为襄平县。
东汉初期，仍置辽东郡，郡治襄平，领11个县，襄平为首县，东汉末（189年）辽东太守公孙度（襄平人）自立为辽东侯，称平州牧，分辽东郡为辽东、中辽、辽西三郡，辽东郡领襄平、居就、安市等8县。公孙度之孙公孙渊执政后，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不久称藩于东吴孙权。
西汉时期这里已是中国东北方的严疆重镇，在商业、手工业、采矿业及文化艺术等方面，已经是辽东的中心城市。早在西汉武帝时，辽东郡即设有铁官、盐官管理冶铁业、盐业的生产和交易。当时辽东郡设有官办铁场100余户；陶器、漆器、纺织品、铜饰产品等，都有较高的水平。已出土的文物证明，西汉时期襄平城人口密集，农牧业生产、建筑技术、粮食加工技术及筑井技术都相当发达。1955年在辽阳市郊发现大批古墓群，说明当时襄平人居住村落密集，规模较大。在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发掘出铁制生产工具265件，农业生产工具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手工业生产工具、车马具、兵器和生活用具。这些工具比燕秦时期大有进步，其中发掘的铁铧分大、中、小三种类型，证时当时已经大量使用畜力耕作。在商业方面，辽东郡18个县的商人，聚集襄平直接进行交易。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中原少安，而辽东郡偏居东北一隅，则得以振兴，不仅商业、手工业等经济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文化教育艺术方面也成就显赫。当时为战乱所迫，中原一批贤良高士避居辽东，管宁、邴原、王烈号称辽东三杰，他们于襄平城北“因山为庐、凿坯为室”，设馆授课，从事文化教育。在东汉、魏晋墓葬中发现的车骑仪仗、宴饮、乐舞、杂技、仓禀、庖厨等壁画，说明当时襄平城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记载，此时襄平城的规模宏大，土筑方城，四面有门，城内外居住人口达到30余万人，是辽东郡辖县中最大的县城，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商品贸易、各种货物的集散地。
三国
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奉命率魏军讨公孙渊，同年公孙氏割据政权被消灭，辽东郡并入魏国版图。魏在原公孙氏控制地区设平州（始治今辽阳东下平州，后移襄平城），辖辽东等5郡。在襄平设东夷校尉，以统管。辽东郡辖9县，襄平为首县。其后，平州合并于幽州。
晋代
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复置平州。（治所先移至昌黎、今义县，后复移回襄平）。辖辽东、玄菟、昌黎3郡。辽东郡辖8县，襄平为首县。同时，又设护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兼护东夷校尉，管理自平州以北至今黑龙江流域东北大陆及朝鲜半岛各民族，实为东北行政机构。咸宁三年（227年）封司马蕤为辽东王，辽东郡改为辽东国。六年后，国除，复为辽东郡。
晋大兴二年（319年）鲜卑族慕容廆再建前燕，攻陷辽东郡，占据襄平，并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为辽东属国，治所在襄平。前燕时期，平州下辖辽东、辽西等10郡，辽东郡辖襄平、居就、安市等12县，州府、郡府均设在襄平县。东晋咸和八年（333年），慕容廆死，子慕容皝嗣位，辽东国仍治襄平，辖襄平、居就等8县。东晋太元五年（380年），前秦灭前燕，辽东归前秦管辖，平州、辽东郡领县及治地均同前燕。公元384年，慕容皝子慕容垂起兵复国，是为后燕，平州、辽东郡领县及治所均同前秦。
东晋末，中国北方高句丽部族兴起。公元404年（东晋元兴三年）高句丽据有辽东之地，改襄平城为辽东城。襄平一名由燕国始称，至此废除。
南北朝
北魏太延元年（435年），高句丽王琏派使臣进贡于北魏，北魏拜琏都督辽海诸军事，为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公元492年，后魏以高句丽王云都督辽海诸军事，为辽东郡开国公。公元519年高句丽王云卒，以世子安为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封高句丽王阳为辽东郡开国公，辽东王。在高句丽族占据辽东城时，城郭位置和规模与西汉时期相同。
由前燕至南北朝末期近300年间，辽东地区先后由前燕、后魏、北周等王朝统治。这个时期，各族统治者在此割据，互有战争，致使秦汉以来发展起来的辽东经济，遭到破坏，襄平社会动荡，不再见昔日繁华景象。
隋代
隋朝时期，辽东地区仍沿用高句丽族的建制。隋王朝不容忍地方割据势力存在，曾三次出兵辽东，均遭失败。
唐代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大军征讨高句丽，始克辽东城（今辽阳市老城区）。唐朝占领辽东城后，以其城为辽州。次年罢，仍称辽东城。同年，唐军攻取白岩城（今燕州城），以其地改为岩州。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陷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管辖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城。
辽代
公元10世纪，契丹族兴起，建国称辽。神册三年（91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占辽东城，置辽阳府。翌年，在襄平老城的基础上，修葺辽阳故城，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并“铸铁凤以镇之”，因称铁凤城。天显三年（92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即帝即位，改辽阳府为南京，作为辽代的陪都，迁东丹国首都于辽阳，建东丹王宫（今辽阳市老城东北隅），徙耶律倍居之（辽天显元年即公元926年，辽灭渤海，改其国为东丹国—东契丹之意，立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辽会同元年（938年），改南京为东京，置辽阳府。设东京道，统辖40州。其辖境西至今康平县以西大凌河下游，东临滨海（日本海），东南至今鸭绿江下游南岸，北至今松、嫩合流起点，东北直达黑龙江下游。东京辽阳府辖辽阳、仙乡、鹤野、析木、紫蒙、兴辽、肃慎、归仁、顺化等9县。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年），被迁徙至辽阳的渤海人，为反抗辽朝当局加税和虐待船工而起义。东京辽阳府军事首领渤海人大延琳参加起义，取得领导地位并宣布独立，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兴辽，建元天庆。一年之后，起义失败。辽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年），渤海人高永昌联合汉人在东京（辽阳）起义，自称大渤海皇帝，改元隆基，数月后失败。
东丹国在辽阳首尾50余年，这里是辽国五京之一，在契丹、汉族、渤海、女真、高句丽等族人民的辛勤开发下，辽海地区已成为“边户数十万，耕垦千里”的富庶农业区。这时期，辽阳城人口又恢复到近30万人，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辽阳中心城市的作用已经体现。在采矿冶铁方面，东京辽阳府设有户部司，管理辽东地区的矿冶生产。《辽史•食货志》记载：东平县（今辽阳市）产铁矿，置采炼者300户，随赋供纳。今首山附近考古发现有辽代矿坑遗址两三处，深者达18米，可见当时矿冶规模。这个时期辽阳城内的手工冶铁、锻铁工艺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生产的镔铁农具和兵器，以精好见称，驰名中原。东京辽阳府也是辽代纺织业的重要基地，辽初，东丹国每年以细布5万匹，精布10万匹，向辽朝中央纳贡。陶瓷生产也是当时东京辽阳府的突出成就，可以大量生产白瓷、青瓷、三彩瓷产品，其中“契丹鞍、夏国剑……皆为天下第一”。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商业更加繁荣。东京辽阳府已经是东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内有朝夕终日不断的贸易市场，生意兴隆，来自朝鲜、蒙古、黑龙江等地的商品，栈垛如山，南方的罗纨、茶叶、中草药，本地生产的牛、马、羊、人参、貂皮、鹿茸等各色商品，在城中进行交易。其他如建筑技术、造船技术等等。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化、教育、宗教、艺术都比汉、魏时期有更高的发展，建筑和陶瓷制品的造型艺术都有相当高的造诣。辽代辽阳已设有教育机构，正式设学教授士民子弟。在文学艺术方面，辽贵族中的耶律倍、耶律德光都是知名的学者、诗人，他们甚至可以熟练地运用汉、契丹两种文字写诗著文。
http://cache.baidu.com/c?word=%C1%C9%D1%F4%3B%C0%FA%CA%B7&url=http%3A//bbs%2Enetadmin%2Ecom%2Ecn/dispbbs%2Easp%3Fboardid%3D184%26id%3D80273&b=45&a=17&user=bai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