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儿盖的位置是在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的西部。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北部与青海、甘肃省相邻,东南西三面分别与成都、绵阳、德阳、雅安、甘孜等市州接壤。是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中距省会城市最近的地方,具有相对较好的区位优势。
详细资料，希望你能采纳，谢谢！！！ 毛儿盖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棵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牦牛也不少，部分缓解了红军部队的缺粮情况。红军在毛儿盖地区筹粮：为了穿越草地，筹粮显得更加重要。全军上下按照统一部署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一是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各村寨去向藏民收购；二是征收土司、喇嘛的部分粮食，迫不得已时才武装筹粮；三是自己动手收割青稞。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毛尔盖是周边藏族地区最大的村落，当时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存粮并不太多。这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九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筹粮收获。过草地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10万红军要带足15天食粮，就需要150万斤。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经过大约一个月的紧张筹粮，仍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的要求，最多的能有8斤至10斤，一般的有5斤至6斤，有的只有3、4斤。因此，红军一方面向藏民请教尝百草，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供过草地时采用；另一方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还带点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这时不得已便收割地里还未完全成熟的青稞麦。有些地的主人不在，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藏民拿着牌子向后面的红军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证据。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板借据，是一块长96厘米、宽19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借据写到：“这块田里割了青稞2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青（稞）……归来后拿住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在你们未兑得这些东西前，请保留这块牌子”，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四川日报》报道）在松潘县文管局保存着这张特殊的“借条”。2013年，我在松潘看到中共松潘县委的宣传材料上有这块木板的照片。收割没有完全饱满成熟的青稞麦，吃上几把又鲜又嫩的生麦粒儿，味道甜丝丝的，但不细嚼慢咽，整粒吃下去也不好消化，即使煮熟了吃，吃多了肚子发胀，很多人都闹起胃病来了。为了筹集粮食过草地，红军把这种收割回来的青稞穗子先用炉火烘烤一番，然后再用木板或石片搓去皮壳，脱出半生不熟的麦粒儿，在锅里煮熟吃。最好的办法，是把青稞粒搓揉出来，用手磨和水磨推碾成面粉再炒熟，这就是干粮炒面。但因为青稞麦里含水分多，外皮又过分柔韧，有时无法磨成面粉，加工制成炒面。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到：“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写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红军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芜人烟的茫茫草地。这段历史，我父亲（当时他是四方面军战士）不止一次提起。那时，他们最高兴的是发现喇嘛寺里藏的粮食，可以一包一包地背出来；而下地收青稞，则原始许多，没有镰刀就用手拔，把青稞粒搓揉下来要小心翼翼的，而要把青稞粒弄熟，锅太少，有时只得把青稞粒放在石头上，然后火烧石头烤熟青稞粒。我们站在高坡上，整个毛儿盖尽收眼底，这就是当年为红军提供了粮食、肉干、野菜的大地。8月21日，红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其行军序列是：第一军（一军团）在前，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三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居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多数和前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第三军（三军团）殿后（周恩来、王稼祥随三军行动，且都有病，周恩来病的还十分严重。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宁可丢弃一些装备也得抬着他走，结果是迫击炮连埋掉炮，抽调小伙子组成担架队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过草地）。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大约600里，历时6、7日得以通过，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我们离开毛儿盖索花村，追随红军的脚步，继续往草地方向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