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绩溪县、休宁、歙县三地为徽墨制造中心。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的地球墨就是绩溪胡开文墨中的珍品。当代以来，徽墨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恢复了茶墨、青墨、 朱砂墨、五彩墨和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产，并增添、开发了新的品种。1989年，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生产的“超漆烟墨”获国家金质奖。
“天下墨业在绩溪。”当代徽墨名家，绩溪有石海明等人。尤以石海明名冠海内外，久传不衰，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制墨工艺，独占一时之秀。绩溪又玄斋，还恢复了一些以古法灯盏油烟、鹿角胶为代表的优秀的传统产品，如“金膏水碧”、“如犀如玉”、“光如漆”、“惜如金”、“紫琼霜”、“松滋候”等等，都是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并存的优质墨锭。
湖笔产于浙江天兴县的善琏镇。历史上属湖州管辖，因而所产之笔称为「湖笔」。湖笔风格齐全。品种繁多。根据使用和原料不同，可分为羊毫（羊毛）、紫毫（兔毛）、狼毫（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兼毫（前三种毛的混合物）四大类，规格有250多个。羊毫最软、紫毫最硬、狼毫锐而健、兼毫则刚柔相济。湖毛关键在于毛尖上那段透亮的部分，称为「颖」。制成一支湖笔要经过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要求都很严格。湖笔内外优美，具有尖、齐、圆、健四大特点。而由戴月轩制造的湖笔更是品质精良，具有提而不散、铺下不软、笔锋尖锐、刚柔兼备的特点，故而深受文人墨客、画家学士们的喜爱。徽墨产于徽州地区的屯溪、歙县、绩溪等地，始制于唐代，至今已有lO00多年的历史。它以黄山松烧而为烟，用以制墨，成为誉满天下的徽墨。 徽墨的创始人为南唐制墨名人奚超及其子奚廷。据《徽州府志》记载，奚超因避战乱，摆子由河北易州南逃歙州(歙县)，重操制墨旧业，不久制出“丰肌腻理，光泽加漆”的佳墨，被南唐后主李煜视为珍宝，便封其为“墨务官”，并赐给国姓，从此“李墨”名场天下，当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到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徽宗下旨改“歙州”为“徽州”，李墨又改为“徽墨”，一直沿袭至今，并以“千秋光”而驰名中外。宋代以后，黄山脚下的歙县、祁门黟县、绩溪、休宁等县制墨业大发展，徽墨之多著称于世。徽墨经过世代相传，后来发展为油烟墨和漆烟墨，墨质更为精美。其造型艺术也极为考究。墨模用很坚硬的石楠木雕刻，一些图案出自名家。宋代画家米友仁，明代画家吴左千、近代画家黄宾虹、张大千等人，都为徽墨绘制过墨模。明代以后，制墨业出现了歙、休两大派系，在竞争中不断发展，研制日精。有的在墨中加入一些药物，可以医治喉痛，因而载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初，制墨业相继出现曹素功、汪节庵、胡开文、汪近圣四大名家。清末，胡开文一家子弟众多，独树一帜，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十几个城市设立分店，成为徽墨产销的总枢纽。 徽墨以松为基本原料，掺入20多种其他原料，经过点烟、和料、压磨、晾干、挫边、描金、装盒等工序精制而成。成品具有色泽黑润、坚而有光、入纸不晕、舔笔不胶、经久不褪、馨香浓郁及防腐防蛀等特点，宜书宜画，素有“香彻肌骨，渣不留砚”之美称。徽墨的色泽可分为“焦、重、浓、谈、清”五个层次，墨色历千年而不褪，油墨黑润赛漆，淡墨丰韵如神；用于书画变化无穷，妙趣横生。它的两面还镌绘各种图案，美观典雅，是书画艺术的珍品。徽墨规格分高、中、低三档，高档徽墨有超顶漆烟、桐油烟、特级松烟等、还有多种仿古套墨和集锦套墨等工艺墨。尤其是超顶漆烟是由桐油烟、麝香、冰片、宝箔等名贵药材配制而成，墨色能分出浓谈层次，“落纸加漆，万载存真”。同时它还可治疗腮腺炎、吐血不止及皮肤痒痛等症，很有疗效。 现今当地已恢复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和古色古香的手卷墨生产，墨面绘《鉴真大师东渡图》、《嫦娥奔月图》及仿古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明代的《燕山图》、《御园图》等。1915年，徽墨世家胡氏制作的“地球墨”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
被称为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纸产于安徽宣城市泾县，此前它曾在国内外市场上倍受仿冒侵害。获得地域产品专用标志以后，国内外市场将只认定贴有这一标志的宣纸。凡是没有这一标志的产品都是假冒产品。
端砚出自中国肇庆
端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这是历史所赋予又为现实所认可的。端砚产于肇庆市东郊羚羊峡斧柯山（亦称烂柯山）端溪水一带，因而又称端溪砚。肇庆古称端州，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立高要县治，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置端州，辖高要等九县，宋绍圣二年，赵佶受封于端州为端王，元符三年赵佶继承皇位称徽宗，重和元年宋徽宗御书“肇庆府”赐守臣，自始端州更名为肇庆。
端溪名坑的地理位置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羚羊峡以东斧柯山一带，这里以端溪水为界，即在端溪水以东的地段，集中了端溪最有代表性、最为名贵的砚石坑洞。
二是七星岩背后北岭山一带。从东到西绵延近30公里，其中有宋坑（盘古坑、陈坑、伍坑、蕉园坑）、梅花坑以及羚羊峡入口处的北岸山腰的白线岩、二格青等等。此外，还有羚羊峡以东（属鼎湖区）的沙浦诸坑，此地自明末清初曾断断续续开采过砚石，前人称之为沙浦石，用以制作低档实用的砚台。
二是七星岩背后北岭山一带。从东到西绵延近30公里，其中有宋坑（盘古坑、陈坑、伍坑、蕉园坑）、梅花坑以及羚羊峡入口处的北岸山腰的白线岩、二格青等等。此外，还有羚羊峡以东（属鼎湖区）的沙浦诸坑，此地自明末清初曾断断续续开采过砚石，前人称之为沙浦石，用以制作低档实用的砚台。
宋代的端砚
到了宋代，对端砚实用和欣赏价值两者并重。一些文人墨客除了用端砚研墨，还喜爱鉴赏端砚、馈赠端砚、收藏以及研究端砚。不少人为端砚著书立说，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唐询的《砚录》、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苏轼的《东坡志林》、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蔡襄的《砚记》、叶樾的《端溪砚谱》、无名氏的《端溪砚史》、李之彦的《砚谱》、杜绾的《云林石谱》，等等都是有关端砚或其它砚的专著。有关赞美端砚的诗文、砚铭更是恒河沙数，举不胜举，这里就不一一谈及了。
明代的端砚
明代的端砚，由于社会上鉴赏砚台（特别是端砚）以及藏砚之风甚盛，砚工们为了迎合文人雅士的品味，也由于端石经过历年的开采，砚材日渐缺乏，于是在设计、形制乃至雕刻方面要求有所突破。纵观明代的端砚，无论从设计的独具匠心，从造形的古雅大方，以及从雕刻的精致细腻，确实远远超过前代。
清代的端砚
端砚发展到清代，可以说从全盛逐步走向衰落的阶段。大抵由康熙至乾隆为全盛时期，道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我们说它衰落，应该概括两个方面，一是艺术上没有突破，不少端砚在题材、形制、雕刻或以仿制前人为尚，或雕刻过于精细甚至成了繁琐的堆砌；二是端砚的采石和刻制走下坡路。
清末以后的端砚
清末至民国期间，由于种种原因，端砚名坑大都荒废停采，砚石奇缺。加上外患内乱，战火连年，制砚艺人不少沦落他乡，或转业务农，使端砚制作业一落千丈。在1940年（特别是肇庆遭日机轰炸和沦陷期间），肇庆——端砚的故乡只剩下几间刻制手工艺（和收购）端砚兼营刀石、碑石的小店。其中有陈玉庙、宝山斋、厚玉斋、蔡宝华等（还有一些收藏不少佳石，在家刻制端砚）。至50年代后期人民政府开始有计划组织端砚艺人归队，逐渐恢复端砚生产。在政府支持下，1962年重新开采麻子坑，1972年冬，端溪砚石中最为名贵，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老坑（水岩）重新开坑采石，继续在大西洞、水归洞工作面进行采凿，不少佳石面世。继老坑之后于1978年重新开采历史悠久、在宋治平年间开坑采石的坑仔岩砚石。至此，端砚名坑砚石基本全部复开，名坑砚石基本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