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打到过贵州哪里

打到了三都县、独山县、丹寨县和荔波县。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全省共辖78个县和一个省辖市。全省面积170196平方公里。抗战期间，有4个县先后沦陷。这4个县分别是：三都县、独山县、丹寨县和荔波县。

沦陷面积为8194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4.8%。贵州省第一个沦陷的县城是三都县（1944年11月30日沦陷），最后一个沦陷的县城是荔波县（1944年12月3日沦陷）。

扩展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虽然很少有抗战前线的弥漫硝烟，惨烈的搏斗与撕杀也不多，但作为抗战大后方，贵州人民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抹杀的，也是不能遗忘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七七事变后，贵州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省内各地的相继建立，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此外，省内社会各界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如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大夏大学歌咏队等。它们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国民党进行了反独裁、争民主、坚持抗战的斗争。

中共贵州各级地下组织根据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开展丁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国民党贵州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贵州除派出军队开赴前线与敌人英勇作战外，省内各族各界人民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参加抗战斗争。开展战地服务，组成“贵州省战地服务团”，开赴抗日前线担任战地救护和宣传工作。

援华医疗队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到贵阳图云关后，便成为当时全国的救护中心。为了保证对伤兵、难民和儿童的服务，先后组建了贵州省伤兵之友社、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等等，为他们提供相关救助服务。

迁到镇远的第二日俘收容所(和平村)为改造日本俘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后方相对较为稳定，许多大型企业、军工企业、军事院校如第41兵工厂、第42兵工厂、中国煤气机制造厂、浙江大学、大夏大学等纷纷迁到贵州，为前线生产和提供所需的战略物资及培养抗战官佐，保存了大批的文化精英。

为此，日军也加大了对贵州这些地方的袭扰。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贵阳。整个抗战时期，日军飞机共轰炸贵州达33次，使用飞机358驾次，共投弹604枚。

造成伤亡4363人(其中死亡1482人)，波及贵阳、安龙、龙里、丹寨、三都、独山、镇宁、桐梓、正安、晴隆、沿河、清镇等12个县市，其中贵阳受损失最重，共遭受空袭10次，来袭日机达100架次，伤亡达1939人，其中597人死亡，损失无数。

这些地方往往都是大型企业、军工企业、军事院校所在地或是战略要冲。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贵州各族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贵州省遭受人口伤亡者有14外县市，伤亡总数近三万人(伤亡官兵未计算在内)；遭受直接、间接损失分别达14、37个县市，损失共计2077亿元(民国34年价)。

为了运送战略物资，在抗日战争的8年时间里，贵州共征壮丁近64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6％)。兴修了公路2285公里，修建了兴仁至兴义公路、玉屏至铜仁公路、遵义至绥阳公路等等道路，共征工360300人次，著名的滇缅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就位于晴隆县境内。

共征工235857人次修建清镇、黄平、独山、安顺等飞机场：1941年至1945年间全省共征粮12421209石，其中军粮稻谷7400689石；几年间共接济难民近2万人(其中华侨761人)，发放接济津贴5.16亿元。

为了支援前线，贵州各族群众积极捐献，开展各种形式的义卖、义演，还积极购买公债，以缓解战争时期的财政困难。

许多贵州籍官兵纷纷开赴前线英勇杀敌。先后奔赴前方战场的军队(其中大部分是黔籍官兵)有第八十五师、第八十二师、第一零二师、第一零三师、第一二一师、第一四零师、新二十八帅等。

他们在前线与日军血肉相搏，先后参加了中条山战役、洛阳激战、淞沪抗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台儿庄战役等等，尤其是第一零二师全师9000余人绝大部分牺牲。

其中许多部队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打通了滇缅公路，坚守怒江，为国际援华物资顺利运到中国抗战前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贵州人民正面抗击日军的侵略。1944年11月27日，日军入侵贵州独山、荔波等县，造成黔南事变，民众病、饿、冻、杀死者不计其数，烧毁房屋无数，损失财物计约1525亿元左右，人员伤亡近25000人。

贵州人民英勇抗击日军，大小战斗数十起，阻击、截杀、扰袭日军，迫使日军退出贵州。贵州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取得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沦陷区

参考资料来源：贵阳网——贵州省众志成城筑抗日战争大后方坚强屏障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 *** 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 *** 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的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 *** 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93军和97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93军军长陈牧农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93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 *** 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29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13军和29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 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国军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学员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44年12月2日下午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作证。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国军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早在12月1日， *** 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

12月1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国军所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12月3日，13师团的第65联队、第116联队、工兵第13联队，以及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第68联队、工兵第3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34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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