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是在中游。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因为泥沙问题，水库留下的后遗症至今也未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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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连洛阳，南接南阳，西与陕西省接壤，北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地貌以山地、丘陵和黄土塬为主， 其中山地约占54.8% ，丘陵占36%，平原占9.2%，可谓“五山四陵一分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高度300至1500米之间，位于灵宝市小秦岭老鸦岔脑峰海拔2413.8米，是河南省的最高峰。三门峡市区座落在黄河南岸阶地上，三面临三门峡水库，形似半岛，素有“四面环山三面水”之称。
-- 三门峡水库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00％。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
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 *** 那里“告御状”。
◆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1964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 *** 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 *** ？？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 *** ，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 *** ，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