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薪资在印度很合理。
这是典型的低人均GDP国家和高人均GDP国家打交道的苦恼。印度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五分之一左右，哪怕开的工资是印度国内平均薪资的两倍以上，也依然会低于北京市场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
简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设立的外交机构，该使馆位于50-D，Shantipath，Chanakyapuri，New Delhi-110021，India。
195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互设大使馆。1950年9月，袁仲贤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首任大使。1950年9月18日，袁仲贤向印度时任总统普拉沙德递交国书。
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对印反击战。我军从西藏和新疆两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如同摧枯拉朽一般，将7个旅的印军尽数歼灭，俘获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击毙62旅旅长辛格准将的重大胜利。同时还缴获各种火炮300多门，飞机5架，包括10辆坦克在内的数百辆军车。
停战后，我国政府做出了一个令世界大为震惊的举动：除了将3000多名战俘全部遣返之外，还将我们在战斗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归还。更令人称奇的是，周恩来还专门指出：“我们在归还印军战车前不仅要擦洗干净，而且还要加满油，然后再通知印军来领回。”
这种将缴获物资以如此方式全部归还的做法，在中外战争史上还不曾有过。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到底有什么用意呢？难道是所谓的“穷大方”吗？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周恩来自然不会“穷大方”，他的这种谋划其实非常高明。
作为两个人口大国、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几千年来以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军事冲突。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亚洲之时，中国和印度都饱受其害。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与印度关系一度非常融洽。
当时的中国正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而印度也成为新中国对外发声的最重要的窗口之一，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相联系的纽带。
1954年，尼赫鲁带着自己的女儿英吉拉·甘地访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给予了热情招待。不仅如此，中央领导还组织北京市民，举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欢迎盛会。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印两国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是因为中印边界一直有个 历史 遗留问题。1914年春，英国殖民者召开了非法的西姆拉会议。在会议中，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政府的代表，设计了一条西起中国不丹边境、向东延伸的非法边界线，企图将中印边境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己有。而这条线，也被称为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这条边界线。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开始向麦克马洪线推进，并于1953年基本侵占了该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中印边界中断，印度于1952年开始发动入侵，占领了近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印两国素来就没有什么争议。但从1954年起，印度开始对我阿克钦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955年，印度军队公然越过中国的行政管辖线，侵占了中国的巴里加斯地区。
一开始，中印边界问题只是个单纯的外交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的手段解决。在那个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在美国卵翼之下蠢蠢欲动，试图卷土重来。因此我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分布在东北以及东南沿海。中印边境，很显然是个次要方向，并非优先解决的事项。
因此我国提出了一个搁置争议的方案：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军从占领的地方退回去，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中国军队也不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印军不得越过中国的行政管辖线，从侵占的巴里加斯地区退出去。
在当时的中印边境，中国军队和印度军队的对峙已经非常紧张，擦枪走火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出于对和平的渴求，希望中印两军能脱离接触，以免发生真正的热战。
然而印度人丝毫不理会中国的合理建议，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全面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他们不仅要求中国承认印军对上述中国领土的占领，反而进一步要求中国将阿克赛钦等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土地也让给印度。
在提出领土要求的同时，印度从1959年6月至9月，就侵占了我国朗久、兼则马尼、马及墩、班公湖以及乌热地区。不仅如此，印度还对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开炮，制造流血事件。我国的善意，不仅没有让印度停止侵略的步伐，反而还愈发嚣张。那么印度迷之自信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印度当时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期。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人口众多，因此印度是为数不多的，被美国和苏联同时拉拢和支援的国家。不仅如此，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大出风头，和铁托等人一起，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首脑，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极大的威望。
反观我国，当时的外交环境可以用极其严峻来形容。当时的中国，已经和苏联交恶。因此中国必须应对苏联和美国两大战略方向。若中印开战，美国和苏联毋庸置疑会站在印度一边。
其次，印度的军事实力并不弱。印军作为英军的仆从军，曾参与过两次世界大战。因此战斗经验丰富的印军，号称打遍欧亚非三洲的部队。自建国到中印战争，印军作战还从未输过。
印度人一直声称，一个印度兵可以抵挡十个中国兵。1951年，印度在朝鲜派出观察员，目睹了志愿军痛打美军的神勇表现。于是立即改了口：一个印度兵“只能”对付六个中国兵。
印度陆军部门认为，“不管中国军队做出何种程度的反应，印度军队都有能力将其压下去”。更糟糕的是，较低级别的军官也受到了高层军官这种想法的影响，结果连基层部队都洋洋自得。
最后，从中印边境的地理态势来看，对我国确实不利。我国向中印前线运送补给，必须经过高耸的青藏高原，辎重运输成本极高，人员补充不易。在青藏高原供应一个团，其花费相当于平原地区的一个师。
而印度人则背靠人口稠密、物资丰富的大平原，可以轻松地调兵遣将以及筹集作战物资。因此印度人料定，中国肯定不敢反抗印度，印度军队只管前进就是。而这也是尼赫鲁所谓“前进政策”的由来：“推进到哪，哪里就是印度的领土。”
是可忍，孰不可忍。到了1962年，战略机遇期终于出现了。当年10月15日，美苏之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两个超级大国将各自的核弹相互瞄准，一场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核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美苏两国，都无暇将目光投向亚洲。
于是毛泽东决定利用这次战略机遇，对印度来个快如雷霆一般的打击，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厉害。为此，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等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制定了对印作战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认为，印军在向中国境内推进时，一再违背兵家大忌，仅在一线投入大量兵力，纵深兵力却十分空虚，就犹如一个鸡蛋壳，只要敲破了，就犹如无人之境。
与此同时，印军的战斗力实际很差。前敌指挥张国华认为，印军的战斗水平还不如国民党的一般部队，相比于五大主力，就更不如了。同时，印军官兵上下泾渭分明，军官都由养尊处优的上等种姓担任；士兵则皆为低种姓，他们忍饥挨饿、备受折磨，士气很低。
反观我军，则官兵一致、上下一体、将士用命。兵法有云：“上下同欲者胜”。我军在作战欲望上，远胜于印军。
与此同时，印度军队十分怕吃苦，不善于长途行军，缺乏高原作战经验综合素质极差。他们推己及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去行军的恶劣地区，中国军队肯定也做不到。因此我军完全可以出其不意，发挥我军所擅长的穿插渗透战术，将敌人分割包围，然后彻底歼灭。
在巨大的军事地图面前，毛泽东指着地图上的印军据点，用手做了一个横扫的姿势，自信满满地说：
就在我军紧锣密鼓，准备对印军进行惩罚的同时。以周恩来为首的外交部门也在进行着奋战。
在外交部第一次研究会议上，周恩来对罗瑞卿、耿飚等人指出：印度不顾国际惯例，对我不宣而战，我们可不能像它那样，而是应该光明磊落，在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前，要想印方递交找回，通知我边防部队即将发起反击，并说明我军被迫自卫反击的理由和目的。
周恩来认为，对印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战，更是一场政治战。这场战争不仅要震慑印度扩张主义者，同时也要向全世界展示我“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风范。我军反击印军，是有正当理由的，是符合国际规矩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授人以柄，在外交层面和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
戎马一生的周恩来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外交工作不能和军事行动相抵牾。中印边境反击战是一场雷霆万钧、侵掠如火的速决战，必须讲究一个突然性，因此决不能让印度人提前知道我们的意图。
为此周恩来详细、精确地计算了从印度驻华大使馆向印度外交部、印度外交部向其最高当局和印军领导机关、印军领导机关向边境地区印军分别报告、通报、传达所需要的时间，然后确定了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照会的具体时刻。让印度收到我国的外交照会的同时，又来不及对中印边境的军事力量进行部署。
在周恩来的命令下，耿飚紧急起草了照会，并报请毛主席审核批准。毛泽东批准照会时，已经是深夜了。当时印度驻华大使不在北京，于是耿飚命令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去把印度代办叫来。
然而印度代办早就回宿舍睡觉去了，睡得很死，任凭人们在宿舍外大声喊叫、按门铃、敲门、往房里打电话，就是唤不醒。无奈之下，礼宾司的同志只好翻过围墙，在屋内将这位代办从床上叫了起来，然后将照会递交傻眼的印方代表手上。虽然印方获知了我方即将发动自卫反击的消息，但已经来不及进行军事应对。
10月20日，中印边境反击战打响了。在克节朗河，我军集结1.4万大军，对驻守在当地的印军第七旅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打击。我军两翼包抄，迂回侧后，穿插切入、分割包围，在一天内的时间里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其旅长达维尔准将。随后，我军兵分五路，收复了达旺地区。
在东线战场，西藏边防部队也对占领我国领土的入侵者实施反击，拔除了侵略据点。在西线，丁盛指挥边防部队大举反击，拔掉了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拔掉了多个侵略据点。
10月24日，我国政府乘着我军的胜势，向印方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但是不出所料，这些诚恳、合理的建议都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断然拒绝。
不仅如此，印军还继续向边境增兵，敌军总数达到30000余人。他们不仅不适可而止，反而胆敢向我军发动主动进攻。驻扎在新疆的丁盛部断然发动反击，他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正面之敌，集中主力向两侧和敌后迂回包围，歼灭了侵入西山口地区的印军大部，然后继续向南进攻，收复了西段所有的领土。
在东段，张国华部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他采用分进合击的方式，连续击溃敌62旅、65旅和48旅。
在我军的穿插打击下，一万多印军彻底被打崩。印度逃兵漫山遍野，我军布下天罗地网，奋起直追。在追击中，我军打下了不少如同神话般的战役。
在邦迪拉东南约30公里处的多龙桥。我军27名官兵在这里堵住了将近241名官兵。面对茫茫多的敌人，团作训参谋康德心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在炮火的支援下，我军四面进击，当场打死了少校以下35名印度兵。敌军见突围无望，只好向我军投降。此战中，我军仅有3名士兵受了轻伤。
第55师163团9连副班长庞国兴在与大部队失联的情况下，和另外三名落单的战士组成四人战斗小组。在敌群之中，庞国兴等四人左突右冲，孤胆深入敌纵深15里，前后打了五仗。他们攻占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击毙敌一、二级准尉以下官兵七名，缴获火炮、推土机、 汽车 等物资。
战后，部队为庞国兴等人举办了庆功会，也就在这次庆功会上，庞国兴慷慨昂扬地说下了那句著名的豪言壮语：
而这些，不过只是我军英勇战绩的一个缩影。到了20日，印军基本覆灭，许多印军士兵窜入深山老林之中，军车、坦克丢得到处都是。东线部队，已经逼近了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
不仅如此，我国政府还将自卫反击所缴获的武器、战车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归还了印度。在交还缴获物资前，周恩来还特别指示，必须将缴获的战车擦洗干净、加满油，然后通知印军来领回。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做出布置，印军来领装备时，可以不打象征投降的白旗，而是打绿旗。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战的目的是把入侵的印军赶出去，进而促使印方坐到谈判桌前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不是要印军向我们投降。让他们打绿旗，一方面表现我国的和平诚意，另一方面我们不将印度当做投降方，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那么我军为何要将武器归还印度，而且还要给他们的战车加满油呢？这是所谓的穷大方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首先，我军之所以归还印度的武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兵器实在太过低劣。我军在历次战斗中，装备一般不如对方。但在中印反击战中，我军的武器却完全碾压了印方。
拿我军使用的步枪来说，我军使用的是火力凶猛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以及由AK-47改制的五六式冲锋枪。而印军的单兵武器呢？则以李恩菲尔德步枪为主，这是一种源自于一战时期的步枪，虽然准头不错，但是射速感人。拉一次枪栓才能打一枪。
当时，我军解放军一个陆军步兵班的典型配置是： 7支56式半自动步枪、2支56式冲锋枪、2支56式轻机枪。 在火力上，我军以自动化火力轻松压制印军。因此我军用区区数人，便常常可以压制是自己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敌军。
至于其他装备，也大多是二战时期留下的老武器，对我军的作用十分有限，还不如直接归还，让他们拉走。如果不还这些武器，印度反动派还会花更多钱从国外购买更新式的武器。
事实上，印度真正的先进武器，我军可没有归还。比如我军从印度人那里缴获的米8直升机，我们就拉回国内做研究去了。
其次，周恩来之所以要求将战车擦洗干净、加满油，是为了显示我军的游刃有余。众所周知，在青藏高原进行补给运输，是相当困难的，印度人自然也了解这一点。若我们不归还武器和战车，印度人或许会认为我军的撤退，是因为后勤不济的不得已之举。之后，他们还会集中力量，对我国进行报复。
因此，周恩来此举就是告诉印度人：我军无论是燃料、武器还是粮食储备，都十分充足，你们不要做非分之想。如果还要打，我们依然奉陪。相比于将印度武器拉回去当废铁，将其还回去反而更有威慑力。正所谓对弱者，必须示之以强。
因此我军归还装备看起来是示弱，实际是在示强啊！其目的就是吓阻印度人，给他们一个警醒，让他们明白和中国为敌的下场。
“印度方面虽然按照中国通知正式接收了交还的军用物资，但是他们却感到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分外耻辱，对此他们经常哀叹。因此满怀怨恨，并指责中国的举动是个宣传伎俩。”
但不服气归不服气，耻辱归耻辱，但印军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再也没有向中国边境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这一场雷霆之战，打出了数十年的和平。不得不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就是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