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下面我为你介绍珠算之父，希望能帮到你。
珠算之父——刘洪
临沂有“三圣”，书圣王羲之，智圣诸葛亮和算圣刘洪。刘洪，是珠算之父和计算机的鼻祖蒙阴，是算圣故里。为纪念刘洪，蒙阴县建设雄伟的宏蒙塔(即刘洪塔)。东蒙集团还投资建设了以刘洪命名的刘洪文化园。
刘洪(约129～210)，字元卓，东汉末年泰山郡蒙阴(今山东蒙阴)人，汉朝宗室鲁王刘兴的后代。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通六艺、擅长天文历算，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被后世尊为“算圣”。
刘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回归年长度、月亮运动、日月交食、五星会合以及数学歌诀和珠算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所著的《乾象历》是我国第一部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历法，他测定的回归年为365、2462天，不仅领先当时，至今也不落后。《后汉书》称“洪善算，当世无偶。”
蒙阴是刘洪故里，确切的说，刘洪故里位于蒙阴西北4公里处的蒙阴镇召子官庄村，至今该村刘氏后裔手中有刘氏传家之宝，它是长49毫米、宽29毫米、高75毫米的微型算盘.
谈及圣人不得不提及“算圣”刘洪，东汉末年泰山郡蒙阴(今山东蒙阴)人，汉朝宗室鲁王刘兴的后代，他发明的珠算使人们的计算能力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后汉书》称“洪善算，当世无偶。”
“算圣”之“算”所指的并非只是“算盘”，而是广义上的“数学”。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塞拜疆巴库通过决议，将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刘洪发明的珠算盘被英国《独立报》誉为“世界第一大发明”，被《印度时报》列为“改变世界的50项发明”第一位，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小发明”第一名。
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决定从2004年起，每年8月8日为“世界珠算日”，约定世界各国于当天同时举办庆祝活动。刘洪发明的珠算盘，蕴含精妙法则，构造简单、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近1800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计算工具也不能与之相媲美。自产生以来，就在应用数学和计算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对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剑桥大学前校长李约瑟博士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就对中国珠算推崇备至。
珠算起源和发展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数学理论为基础，运用手指拨珠，进行运算的一门计算技术，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千百年来这一技术不断扩散，传播到世界各国，推进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珠算和算盘是由我国古代的"筹算"和"算筹"发展演变而来的。算筹是小竹棍。用算筹表示数和进行计算叫"筹算"。从我国最早的天文学、数学着作《周髀算经》中可以知道"筹算"至少在春秋时代就有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我国考古学者已从秦汉古墓中发现了古代算筹。
据史书记载，南宋时代已有珠算歌诀出现，珠算自产生之日起发展到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
由于珠算所具有优越的计算功能、教育功能和启智功能，即使社会已进入电子时代，计算工具中的传统算盘仍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发挥着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珠算事业的发展。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时说："要告诉下面不要把算盘丢掉，猴子吃桃子最危险。"1979年，薄一波同志为《珠算》杂志题词"算盘是我国的传统计算工作。一千多年以来，在金融贸易和人民生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用算盘和用电子计算机并不矛盾。现在还应充分发挥算盘的功能，为我国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一、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
1951年夏季，刘、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警觉。
刘青山、张子善
机关生产，简单说，就是自力更生，保障后勤。建国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机关生产作为优良传统被张子善、刘青山继承了。那时候，重振南泥湾精神，重建家园的，远不止他们俩，省委派出的专案组之所以说他们的问题很多很严重，是因为他们为了搞好机关生产保障后勤供应，不惜挪用公款克扣民工。更有甚者，他们贪图个人享受，挥霍浪费，穿衣，要皮的毛的；吃饭，要酒肉具备；乘车，要卧车洗澡，要人搓背等等。
刘青山、张子善为贪图可鄙的不正当的个人享受，为满足其极端腐化的生活需要，竟凭藉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人民币旧币，以下均系旧币--笔者注）的巨额，藉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
刘青山、张子善等在获取非法暴利、大量贪污后，则任意浪费挥霍，过着可耻的腐化生活。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现在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并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
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始于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才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
1951年1月，天津行署一位副专员走进省委大院，向纪检干部检举时任专员的张子善、时任地委书记的刘青山，控告他们俩贪污挪用公款，勾结奸商倒卖军用物资，生活奢靡。
不久，或许还没考虑成熟的河北省委负责人，参加了华北局会议。会上，华北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政治气候显然不利于张子善，而他本人浑然不知，省委突然调走刘青山在他眼里也不是什么不祥之兆。直到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他展开对号入座的批评，时为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才感到麻烦大了。
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11月间，省委向天津地委派出检查组。 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上术问题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向贪污行为坚决做斗争》，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推动着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张的问题。
1951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在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的，省委建议省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予以逮捕。
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2日别逮捕刘、张二犯后，又决定组成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以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
三、河北省委通知：“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关于刘、张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予以处分。
在披露刘、张案件的当天，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952年1月份，河北省直机关和团体两次召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和反贪污斗争大会，一次6000多人，一次近万人。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其罪，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被当场依法逮捕，予以严惩。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揭发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上，态度是坚决的，积极的；措施是果断的，有力的。
四、刘青山、张子善分别被逮捕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9天，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
张子善
逮捕刘、张的命令同时发下时，刘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参观、访问、联欢，到处受到欢迎和款待，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的身份置临这种场合，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刘青山
代表团乘火车回国。12月2日，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觉到不对头。“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却非常紧张。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话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刘青山仿佛受雷击一样，一切都明白了。
当晚，刘青山和张子善一起，被分别关押在保定河北省公安机关后面一排灰砖平房里。这地方还在，即现今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最后部。
1951年11月29日，即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将河北省委的请示讨论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评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1年12月4日，由中共河北省委员会通过、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的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决议中称：
刘青山，前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现年35岁，1931年入党。张子善，现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前天津专区专员，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现年37岁，1933年入党。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他们本是可以继续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的。可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完完全全变成党、国家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了。
五、刘青山、张子善一方面在上下左右之间公行贿赂，另方面排挤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
刘青山、张子善这种违法乱纪的非法罪恶行为，自然会遭到一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指责和反对的，因此，这些人就成为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罪犯极端痛恨的眼中钉。刘、张二人为遂行其贪污挥霍的卑鄙企图，就采取了敌对分子的手段来对待党的组织和人民干部。
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党的“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向这个同志学习”。
由此想到文革时发生在贵州的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
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 健康 ！永远 健康 ！永远 健康 ！”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 健康 ！比较 健康 ！比较 健康 ！”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
其次，他们在组织上除极力压抑民主、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施行其家长制的统治外，凡是坚持党的原则，维护人民利益，对刘、张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和反对他们的同志，不断遭受其打击与排挤；凡是意志薄弱和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分子，则大肆拉拢，造成一个公然行盗的小宗派集团。这个小集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又是和资产阶级分子千丝万缕地结成了不解之缘。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等反党的“组织”原则。
再次，刘、张“作贼心虚”，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则在上下左右之间公行贿赂，到处拉人下水，恶风所及，邪气上升，以达其腐蚀党的组织和人民干部的目的。
六、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极刑的前后经过
不久，经毛泽东阅示的报道刘青山、张子善腐败的新闻稿，乘着“三反运动”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刊发。一时间，刘青山、张子善变成家喻户晓的反面典型。虽说两人涉案金额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挪用200万，贪污6万，放在今天也无伤大雅。然而，在那个年代，民愤极大。
怎么办?开除党籍好办，党内走个程序就行了，难的是刑事处罚。须知，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六法全书在中国大陆变废纸了，新的刑法还没有制定和颁布。根据人类在反对封建 社会 罪刑擅断斗争中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张子善和刘青山挪用贪污公款的行为，在没有新的刑法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如何定罪?如果不能定罪，量刑从何谈起?
刘青山和家人
中共有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党将定罪量刑的“球”，由上而下“传”给了群众。经征询天津地区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536人同意判处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5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立即执行。在此基础上，河北省委形成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接着，华北局给中央发了封电报，说：张刘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为维护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河北省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执行。
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啊！”
周恩来将这些报告送交毛泽东，见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说：“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又是两个字：“不准”。
最后，毛泽东综合下面的意见，拿了主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毛主席亲自过问和批准了对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处理，下决心坚决予以严惩。他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下了对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青山、张子善成长起来的。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还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那我就陪你去跟毛主席说说。”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
薄一波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主席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保定市 体育 场召开了公审大会。会后刘青山、张子善被押往保定东关大广场枪决。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
这一天，正是元宵节。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 社会 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绝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
七、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主席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
河北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交待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罪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罪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这些决议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了。
张子善原来有个孩子，三岁夭折，后来就没有孩子了；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都是儿子。孩子们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刘青山最关心的。听后这四条后，刘青山感动得放声大哭。
在刘青山被处决时，大儿子刘铁骑七岁，二儿子刘铁甲四岁，三儿子刘铁兵刚几个月大。
刘青山的妻子范勇及三个儿子
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
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长大。
1961年刘恒山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大儿子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二儿子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三儿子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
在刘青山的三个孩子中，大儿子刘铁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1970年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1975年调到廊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二儿子刘铁甲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内蒙古二连输油公司工作。三儿子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曾在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后又调回安国县工作。
这三个儿子，后来都生活得很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