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通奸又被称为“和奸”，历代都视为一种犯罪行为，并规定了处罚措施，具体处罚措施各个朝代并不相同。此外通奸的女性除了被送交官府按律处置外，还可能会面对私刑。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一下。
中国古代最早关于通奸罪的说法见于《尚书》，《尚书》中提到“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意思就是对于通奸的男女，都要处以宫刑。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多还是按照《尚书》来处置通奸犯，不过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秦国，就规定通奸犯要直接处死，甚至还鼓励民众见到有人通奸可以直接将他们杀死，对通奸者极为不友好，简直是十死无生。
到了汉代，情况有所好转，通奸犯中的男性改为宫刑，女性虽然还是死刑，但是允许赎买。只要丈夫愿意原谅或者娘家有钱想保人，出钱就可以保住性命，总算不是必死的局面了。
而唐朝时，由于社会风气本身就比较奔放，通奸这种事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律法上相应的规定就更加宽松，规定“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也就是说流放一年半到两年，就没事了。
宋代对于通奸者的处罚大体上延续了唐朝时的规定，可是到了元朝，通奸罪的处罚再度加重，首先规定本夫可以在捉奸时可以当场杀死奸夫淫妇，当然，除了本夫之外，其他人不得杀人，这一点比秦朝时要好一些。其次，如果本夫不是将奸夫淫妇杀死，而是扭送官府，那么通奸的男女都要受杖刑，特别是女性，还要“去衣受刑”，脱去衣服再打，这样通奸的女性除了受杖刑之苦外，还要受到羞辱，可谓悲惨。
明清两代对通奸罪的处罚，基本和元朝一样，《明律集解附例》和《大清律》都规定捉到通奸者时，本夫可以选择当场将他们杀死，或者扭送官府打板子。
以上就是古代官府对通奸者的处理方式，而当时宗族势力强大，很多事情可以由宗族按照宗法处置，而不是经过官府，官府对此也是予以默认，这就导致了私刑的出现。而通奸一事往往关系宗族颜面，所以犯了通奸罪的女性，除了可能被送交官府外，也可能直接在乡里被处以私刑，这种私刑一般以羞辱为主，常见的有游街、木驴、浸猪笼等等：
为了羞辱通奸的女性，将她们游街时，通常会把受刑女子扒光衣服，并挂上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上面写明女子姓名、罪行。押着游街的族丁还会手持铜锣，边走边敲，大声宣读她的罪行。围观的乡民还会往罪妇身上扔烂菜、石头之类的东西，以示惩戒。
游街的升级版就是木驴。真实的木驴没小说里那么邪恶，也就是把受刑女子手脚捆在木架、或者是用钉子把手足钉在上面，然后由人抬着或者用牲畜拉着游街。比如说《水浒传》里的王婆，被判剐刑以后，就是被四道长钉，三条绑索固定在木驴上，押送刑场。
浸猪笼顾名思义，就是把人装在猪笼里，往水里一扔。需要注意的是浸猪笼并不一定都是死刑，有些只是浸一段时间以后就拉起来，目的还是为了羞辱对方，不过因此而死的女性为数也不少。
以上就是古代对通奸罪的女性常见的处罚方式。不过其实这种处罚方式大多也是男女通用，真的要说专门针对女性的“妇刑”，比较常见的就是幽闭了，也就是用木槌猛击妇人腹部，人为地造成子宫脱垂，非常残忍。当然，也有一些冷门的处罚女性的方式，其中也不乏酷刑，不过没有代表性，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中国古代历代法律都把通奸行为规定为犯罪，那时通奸又称为“和奸”。最早关于通奸罪的说法见于《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对通奸者处以宫刑，那是生不如死的惩罚。清朝的法律沿袭明朝和元朝的法律，允许私刑，允许捉奸，并可当场杀死通奸男女。直到1936年1月1日颁布的《刑法》中才在“通奸”上出现了对等的处罚。破坏军婚罪，是仅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通奸罪，主要是对非军人和军人配偶间发生的外遇进行判刑，但是如果是两个军人之间的奸情，在他们配偶都不是军人的情况下，则不构成破坏军婚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是解决犯罪与刑罚问题的法律，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当时对通奸是否定罪争议很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刑法草案时，邵力子等委员也坚持规定通奸罪。彭真明确表示，不能笼统地规定通奸罪，一则行不通，二则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利少弊多。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规定了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而没有笼统地规定通奸罪。
2015年2月26日，韩国处罚通奸者的规定因违宪而被废除。 [1]
2018年9月27日，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废除刑法第497条涉及“通奸罪”的相关内容，标志着这条在印度沿用158年的陈年律法正式成为历史。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