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认同观念，包含经济共同体意识、政治共同体意识、文化共同体意识、社会共同体意识与生态共同体意识等多方面内容。人口众多、多民族统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基础上，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
成员承载的共同身份属性是中国国民，也就是国内各族人民，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成员对国家身份与公民身份的辨识确认。
在此基础上，共同生存发展的条件既有历史的情感记忆成分，也有当下的创举成就部分，如同勒南（Ernest Renan）所说，“在过去，有共同的光荣和痛楚可以分享，在未来，有同一个计划需要实现；同感共苦、共同展望，这就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说，近代抵御外侮殖民的共同患难经历直接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前景又成为这种意识的未来延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则是当下共同生活的直接体认归属，是对共同情感利益的需求与承认。
换句话说，我国各族人民共同交往生活的记忆、感知与期许，是对我们是谁和想要成为谁的基本回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意涵，里面渗透着各族人民共生繁荣的基本信念，从而能够规避民族的衰败与危机复现，并积极向上的导向伟大与复兴。
共同体意识的一般要素分析
作为一种集体性质的意识，共同体意识在目前研究中还较少见到构成要素的一般性学理分析。
因此，要想更为合理地把握要素内容，就需要参照有价值的相关研究，在这方面，国族认同、集体认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民族意识等都提供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启发，从中可以归纳出一般性的要素构造。
我国台湾学者江宜桦和美籍华人学者徐贲在分析国族认同时，指出身份认同（identity）蕴含三种元素，即相同同一（same）、辨识归属（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和赞同同意（approve/agree）。
分别表明一种原生且内在延续的统一性，一种现实认知的心理安全意识与状态，以及特定的情感选择与行为偏向的建构性。
研究认同伦理学的美国学者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也指出集体认同通常由三个要素构成。
分别是“通过归属指认的办法让一些术语找到其承担者”“这些标签至少被贴上标签的一些人内化为个体认同的一部分”以及“存在针对这些标签的行为模式”，总结起来就是指认归属、内化信仰与行为模式。
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其经典界定中表明，一国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在构成上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既涉及社会化的认知态度、价值信仰，也涉及公民能力意识与合作参与意识。
再者，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何怀远、林尚立、陈明明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即“价值-信仰”、“认知-阐释”和“行动-策略”，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称作意识形态。
另外，在民族意识的分析方面，有学者强调这是一种包含“知识观念、意向观念和决策观念”的活动。
上述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具有共同特性的集体意识，一般存在三个核心元素：首先是辨识归属要素。
在成员的共同生活中，良好的知识素养和美好的生活体验，是判断认同归属的基础，良好的知识素养有助于克服成员意识中的过分偏见，美好的生活体验则可以克服成员意识中的过分抱怨。
由此可以较为客观公允地把握自我与他者彼此间的共性与差异，从而能够找到满意的集体归属、获得可靠的生活体验与心灵依托。其次是同一延续要素。
任何共同体意识都必须具备成员公认与信仰的共善元素，这种构成性，对共同体成员而言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历史遗产的精神价值沉淀，这是成员在共同生存基础上累积而成的具有超越延续性的信念，可以提供积极向上的关怀。
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内容要素必须能够在各个成员之间彼此贯通与通晓，具有超越特定成员的同一性，进而成为彼此间共同凝聚的对象。最后是行为期许要素。
这一要素意味着集体行动的方向路线与实践意志，以及成员的责任担当，是共同体意识中具有能动性的部分。
三大要素共时性地关联与依存，彼此不能割裂开来，因为缺少辨识归属要素，共同体意识就缺乏可靠的知识基础与充满吸引力的生活体验；缺少同一延续要素，共同体意识就会缺少连贯统一性而发生断裂与分离；缺少行为期许要素，共同体意识就缺乏现实方向感与生命活力。
因此，三者彼此关联，才能构成可靠、可存与可能的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