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名为李恒，唐宪宗的第三个儿子，贞元十一年(795)七月六日出生于京师长安大明宫之别殿。原名李宥，先封为郡王，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进封遂王。李恒是册封为皇太子以后改的名字，这一点与他的父皇宪宗相同。
【生平】
穆宗以前的唐朝诸帝多能将皇位传给儿子，高宗()还有二子(即中宗和睿宗)即位做了皇帝，穆宗的父亲宪宗另外也还有一个儿做了皇帝，即宣宗。穆宗以后的懿宗，有第五子即位为僖宗，第七子即位为昭宗。此前，睿宗的儿子当中，一位受命登基()，一位追认为帝(让皇帝李宪)，三位获赠太子，已被旧史盛赞为天与之报，福流无穷。但穆宗一共有五子，其中竟然有三个做了皇帝，即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这在唐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由于每个儿子即位后都把各自的生母追尊为皇太后，所以穆宗先后有三个皇后和他配享太庙，这在唐朝历史上也属罕见。穆宗于长庆四年(824)正月死时，刚刚30岁，相对于他之前的唐朝皇帝来说，可谓最短寿的一位。这些情况透露出，在穆宗君临天下时，唐朝的皇位继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帝的人身安全也已变得毫无保障。所有这些似乎再次提示我们，穆宗时期的宫廷局势已经难以用常规来审视了。
穆宗出生前，其父宪宗已经有了长子李宁和次子李恽。排行老三的穆宗，却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母亲，那就是宪宗为广陵王时于贞元九年(793)娶的妃子郭氏对唐室有再造功绩的尚父的孙女。长子李宁的母亲是宫人纪氏，次子李恽的母亲竟没有留下姓名，在这一情况下，究竟是选择哪一位皇子，宪宗一直没有拿定主意。事情一直拖到他登基四年以后，到元和四年(809)三月，宪宗心中渐渐地向长子倾斜了。此时的李宁已经17岁，平素喜欢读书，举止颇符合礼法，深受宪宗的喜爱。于是在大臣建议早立储君以杜绝奸人窥伺觊觎之心时，他宣布了立长子为嗣君的决定。这次册立很费了一些波折，本来应该在春天举行的册立仪式，由于连续遭遇大雨，使时间一改再改，一直拖到了孟冬十月。这期间有多少来自穆宗母亲郭氏的阻力，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的事情使所有人都感到无奈。元和六年(811)十二月，刚刚做了两年太子的李宁竟然在19岁的时候一病而死。宪宗悲痛欲绝，出乎意料地为他废朝13日，并特别制订了一套丧礼，加谥为惠昭。李宁的死，使宪宗不得不为选立继承人再次陷入抉择。
此时，宫廷内外几乎都建议选立郭氏所生的皇三子李宥，最受皇帝恩宠的宦官吐突承璀则建议应当按照次序立次子李恽。宪宗也有意立次子，但是李恽因为母氏地位卑贱难以在朝廷上得到支持，而郭氏一系在朝野上下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立三子宥的呼声占据了上风，宪宗也徒无奈何，只好请翰林学士崔群代次子恽起草了表示谦让的奏表，于元和七年(812)七月下诏立李宥为太子，改名为李恒。十月，举行了册立大典。
其实宪宗心里对这位太子并不满意，吐突承璀揣度皇帝的心意，也一直没有放弃为李恽的经营。宪宗这次立储事件，为穆宗日后的登基埋下了祸根，也为自己留下了祸患。
元和八年(813)十月，在刚刚册立新太子整一年的时候，拥立太子的.朝廷官员又上表请求宪宗立郭氏为皇后。自玄宗以后，后宫活着被立为皇后的只有肃宗的张皇后，那是因为她在平叛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功劳，宪宗将郭氏册立为贵妃已经是后宫最尊贵的角色，宪宗以种种借口拒绝了此番动议。此事以后，郭贵妃在朝野内外，广结党羽，包括宦官中的厉害角色神策军中尉梁守谦以及王守澄等人，他们暗中和吐突承璀等较量。
元和十四年底，宪宗因为服用方士柳泌的丹药身体恶化，吐突承璀也就加紧了改立李恽的谋划。太子李恒十分紧张，曾经问计于他的舅舅郭钊，时为司农卿的郭钊嘱咐他，一定要尽孝谨之心，不要考虑其他的事。这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就等着宪宗死了。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日，宪宗暴死，梁守谦、王守澄等人立即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唐穆宗。吐突承璀和皇次子李恽被这突如其来的政变杀了个措手不及，一起被送上了黄泉路。
穆宗位居储君期间的惶恐不安，随着成功登基也就烟消云散了。他对扶植自己登基的一干人等给予了不同的赏赐，特别是把生母郭贵妃册立为皇太后，以报答她多年来的辛苦经营。与此相对照，他对父皇的亲信和宠臣则分别处以杀罚贬斥。正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穆宗即位后，没有忘记把犯有自己名讳的地名等统统改掉。像恒岳(恒山)改为镇岳，恒州改为镇州，定州的恒阳县改为曲阳县。就这样，唐朝的又一代新君登基了。
穆宗即位时已26岁。对于壮年登基的皇帝来说，如果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这正是一个使人钦慕的年龄，太宗就是29岁登基，玄宗则是28岁。如果想饱食终日、游乐享受，那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时候。穆宗没有仿效太宗、玄宗的励精图治，而是纵情享乐，毫无节制。
尚在朝廷上为宪宗治丧期间，穆宗就毫不掩饰自己对游乐的喜好。当元和十五年(820)五月宪宗葬于景陵以后，他越发显得没有节制。很快，他就带着亲信随从狩猎取乐去了。到六月，皇太后郭氏移居南内兴庆宫，穆宗就率领六宫侍从在兴庆宫大摆宴筵。酒宴结束后，他又回幸神策右军，对亲信中尉和将领大加颁赐。鎏金刻人马狩猎杯从这天起，穆宗每三日来神策左右军一次，同时驾临宸晖门、九仙门等处，目的是为了观赏角抵、杂戏等表演。七月六日是穆宗的生日，他异想天开地制订了一套庆祝仪式，只是因为一些大臣提出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的做法，才算作罢。他在宫里大兴土木，修建了永安殿、宝庆殿等。宫苑内修假山倒塌，一次就有七位工人被压死。当永安殿新修成的时候，他在那里观百戏，极欢尽兴。在永安殿，穆宗还与中宫贵主设密宴以取乐，连他的嫔妃都参加。除此之外，他还用重金整修装饰京城内的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院，甚至还特意邀请了吐蕃使者前往观看。
到了八月，穆宗又到宫中鱼藻池，征发神策军二千人将宪宗时期早已淤积的水面加以疏浚，九月初二池水开通后，他就在鱼藻宫大举宴会，观看宫人乘船竞渡。由于时间临近九九重阳，穆宗又想大宴群臣。担任拾遗的李珏等人上疏劝谏，认为：陛下刚刚登临大宝，年号尚且未改，宪宗皇帝园陵尚新，如果就这样在内廷大举宴会，恐怕不合适。穆宗根本不听。在重阳节那天，还特意把他的舅舅郭钊兄弟、朝廷贵戚、公主驸马等都召集到宣和殿饮酒高会。
十一月的一天，穆宗突然下诏：朕来日暂往华清宫，至落日时分当即归还。此时，正值西北少数民族引兵犯境，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将神策军4000人及八镇兵赴援，形势很是紧张，御史大夫李绛、常侍等跪倒在延英殿门外切谏。穆宗竟然对大臣们说：朕已决定成行，不要再上疏烦我了。谏官再三劝谏也是无效。第二天一早，穆宗从大明宫的复道出城前往华清宫方向而去，随行的还有神策军左右中尉的仪仗以及六军诸使、诸王、驸马千余人，一直到天色很晚才还宫。
对于穆宗的宴乐过多，畋游无度，谏议大夫郑覃等人一起劝谏：现在边境吃紧，形势多变，如果前线有紧急军情奏报，不知道陛下在什么位置，又如何是好?另外，陛下经常与倡优戏子在一起狎昵，对他们毫无节制地大肆赏赐，这些都是百姓身上的血汗，没有功劳怎么可以乱加赏赐呢!穆宗看到这样的表章感觉很新鲜，就问宰相这都是些什么人。宰相回答说是谏官。穆宗就对郑覃等加以慰劳，还说当依卿言。穆宗的这一态度使宰相们高兴了一阵子，但实际上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根本不当回事，转过身，穆宗依旧是我行我素。
穆宗甚至觉得，经常宴饮欢会，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一天，他在宫中麟德殿与大臣举行歌舞酒宴，就很兴奋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百官公卿在外面也经常欢宴，说明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我感觉很安慰。丁公著却持不同的看法，他对穆宗说：凡事过了限度就不是好事了。前代的名士，遇良辰美景，或置酒欢宴，或清谈赋，都是雅事。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酒宴以喧哗沉湎为乐。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者与衙门的杂役一起吆三喝四，无丝毫愧耻之心。上下相效，渐以成俗，这造成了很多的弊端。穆宗对他的这番说辞也觉得有道理，表示虚心接受，但就是坚决不改。
穆宗这种近乎疯狂的游乐，到了长庆二年十一月才算有了收敛。原因是他有一次在禁中与宦官内臣等打马球时发生了意外。游玩中有一位内官突然坠马，如同遭到外物打击一样。由于事发紧急，穆宗十分恐慌，遂停下来到大殿休息。就在这一当口，穆宗突然双脚不能履地，一阵头晕目眩，结果是中风，卧病在床。此事一发生，宫外就接连有很多天不知道穆宗的消息。而在此前一周，穆宗还率人以迎郭太后为名前往华清宫，巡狩于骊山之下，他即日就骑马驰还京城，而他前往迎接的郭太后则是第二日方还。
穆宗中风以后，身体一直没有康复。长庆三年(823)正月初一，穆宗因为身体有病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病中的穆宗曾经想过长生不老，和他的父皇一样迷恋上了金石之药。处士张皋曾经上疏，对穆宗服食金丹事提出过劝阻。不过，穆宗还没有等到丹药毒发就在长庆四年(824)正月二十二日驾崩于他的寝殿，时年30岁。正是贪生之心太甚，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50多年前，她是一名俄文翻译；而今，她是一位植物学家。去年，她获得了国际天南星植物学会的最高荣誉奖励。上世纪，她参与编研了《中国植物志》。李恒，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用她的一生诠释了学无止境。2013年度‘H. W. Schott奖’（国际天南星植物学会最高荣誉）授予了一位女植物学家。
“单位安排我去研究天南星科，并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份研究工作。”面对记者的提问她的回答朴实真挚。
50多年前，李恒从事着一份与植物毫不相关的专业工作——俄文翻译，就职于原中科院地理所（后合并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后来随丈夫来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李恒通过自学，一步步成长为中国知名的女植物学家，并参与编研《中国植物志》。
家人不能分开
记者曾翻阅了一些与李恒相关的资料，发现她走遍了云南，在年近60岁的时候，她还翻越海拔高达4800米的雪山垭口，来到怒江大峡谷种最偏僻的独龙江，进行为期8个月的越冬考察。
李恒对科研工作满怀挚爱，尽管今年已经85岁高龄，但她仍然坚持在实验室工作半天，并且将采访地点约在她的办公室，时间是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这个时间办公室人比较少，我们的交谈不会受到影响”。
在这之前，帮忙联系采访的云南记者站同事曾告知记者：“李恒比较抗拒媒体，你可以试着联系一下。”令记者意外的是，她不仅同意了采访，还专门做了功课，梳理了相关资料，并且建议采访地点在办公室，这样她可以方便查阅资料。
面对祝贺，李恒比较淡然，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吧？”
1961年前，李恒还在北京上班，是原中科院地理所的俄文翻译。“因为我的先生要来昆明工作，支援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建设，得知这个消息后，原中科院地理所所长黄秉维就问我要不要过去。”
“去。家人不能分开。”李恒没有犹豫就给出了答复，而且在她的心底也很向往云南。“然后我就去单位交了工作证，5分钟的时间人事处就给我办完了调动，但这5分钟却改变了我今后50年的工作和生活。”
虽然多年后，李恒还可以重回地理所，但她选择了留在云南，并且笑称：“我是南方人，我不回去的理由是北方吃馒头，但我爱吃大米。”
其实，熟悉李恒的人都知道，她割舍不下的是在昆明开始的新事业——植物分类学。
吴征镒让她跟着搞植物
初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报到的李恒满怀工作热情，却被时任所长吴征镒浇了一盆冷水：“俄文在我们这里用不到，法文和英文用得比较多。”不过吴征镒也给李恒指了另外一条路：“你可以跟着搞植物的人出差学习。”
于是，李恒的后半生开始跟植物打交道。在来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第一年，李恒跟着搞植物的研究人员到处出差。“当年的昆明农业学院就在我们单位对面，不出差的时候我经常去听植物专家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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