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有：《呐喊》、《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野草》、《门外文谈》、《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明天》、《药》、《祝福》《兄弟》、《在酒楼上》《伤逝》。
鲁迅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成就，是远远超越普通人的，但是这样的成绩背后，是鲁迅一生勤奋和努力换取来的。
一个天赋异禀之人，加上一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民族魂”这面大旗裹身的待遇，可以说是同时代里当之无愧的大文豪。
《中国小说史略》介绍
很多人都以为鲁迅先生的成就就是文学，就是小说，其实这是非常大的错误。
事实上，鲁迅先生的文学只是他专业以外的成就，鲁迅真正能够留名青史的，还是他的学术著作，那就是《中国小说史略》。
这部史略记录了中国从远古神话开始到清朝小说之间，近千年的历史，中国小说文化的发展经过和形成历史，深刻阐明了中国小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也是文学爱好者必读的数目。
鲁迅自1907年开始文学活动，至1936年逝世，近30年间留下700多万字的著作、译作，加上日记和书信约1000万字以上。他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两本：《呐喊》、《彷徨》；历史小说集一本：《故事新编》；散文诗集一本：《野草》；回忆往事为主的散文集一本：《朝花夕拾》，以上共计35万字。鲁迅的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共出杂文集16本，计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杂文创作在他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杂文近700篇，约135多万字，占全部创作的80%，历时18年。他整理、辑录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文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论著两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上共约80万字。翻译、介绍10多个国家的长、中篇小说和童话九本，短篇小说和童话78篇，戏剧两本，文艺论著8本，短篇论文50篇，以上共约310多万字。陆续发现的未收进集子的文稿约有60多万字。鲁迅接待过大约500多名来访的青年，亲手拆阅了约1200个青年给他的来信。他亲自回信约有3500多封，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1400多封，约80万字。他从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的日记（其中1922年佚），未作字数统计。此外，鲁迅所编辑的报刊、杂志、丛书约40种，为青年作者写序或跋的书约50多种，为青年校阅、编选和介绍书稿有54种。鲁迅病逝后，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计20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鲁迅全集》分为作品集10卷，译文集10卷，日记2卷，书信集1卷。鲁迅的许多作品曾被译为英、日、俄、法、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成为我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作家。鲁迅在我国文坛上堪称前无古人、后世之师的旷代巨星。关于鲁迅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的杂文集，自行编稿并拟集名的，计十四本。这些杂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引用，或反语，或拆字，诙谐风趣，警辟深沉，讽刺强烈，揭露深刻。关于杂文集的命名，鲁迅编集时大多自行作过解说。鲁迅的作品名称大都与当时的写作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含义十分深刻。
《呐喊》：《呐喊》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1922年“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他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彷徨》：《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摩罗诗力说》：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摩罗”，梵文音译，“天魔”之意，欧州称为“撒旦”。本来是有些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拜伦的称呼，后来“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所谓“摩罗”诗人也就是造反诗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或其它竞技所用之术语，意为：光明磊落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林语堂、周作人就把竞技比赛的规则搬到政治舞台上来。这里转意为：对敌人要讲宽大，不要穷追猛打。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私塾。鲁迅12岁在这里求学，塾师是寿镜湖老先生。三味书屋，是三长间的小花厅，本是寿家的书房。寿镜吾老先生在此坐馆教书长达六十年。 “三味书屋”之味：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先生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那么，为何叫“三味书屋”呢？原来，“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酱）”的古语。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史记味如喝美酒吃佳肴：读诸子百家之类的书，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样）。“三味书屋”的横匾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梁山舟书写的。当时，匾的两旁还悬挂着这样一副木刻的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三味”是指：读经典像吃主食；读历史像吃菜肴；读其它像加调料。关于“三味”：鲁迅的私塾老师（三味书屋）寿镜吾老先生的后人说，“三味”是指在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菜淡饭，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
《坟》：《坟》杂文集，写于1907年——1925年间，鲁迅之所以要出版这些旧文，是因为“有人憎恶着”；同时也作为生活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
《热风》1925年11月编定。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华盖集》1925年12月编定。《华益集续编》1926年10月编定 。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外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野草》：1924年——1926年，他“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从有了《野草》才真正为现代散文诗奠定了基础。《野草》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共收入作品24篇。《野草》是鲁迅所有作品中最难懂的一部。之所以难懂，主要是因为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独特的艺术手法。《野草》题目的含义，野草的花、叶不美，但很顽强生长的野草，来比喻自己写的这23篇作品，也可以说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为野草，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含义。《野草》是《彷徨》的姊妹篇，前者是散文诗，后者是小说。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的以回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为主的散文集，共收入10篇散文，写于1926年6月至11月间，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5月编订成书时，改名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题目意义：“早晨的花晚上拾起”，意即：“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意思”。据鲁迅说：“《朝花夕拾》的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是关于鲁迅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早年鲁迅的完整形象。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朝花夕拾》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是他中年以后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之意。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答有恒先生》：杂文《答有恒先生》写于1927年9月4日，有恒，即时有恒。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信，它既是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明显标志，又是他更深入、更执著地进行社会批判的进军令。《答有恒先生》代表鲁迅的思想达到空前的高度。《答有恒先生》的发表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树起了一面标志着坚持革命继续的旗帜。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二心集》：《二心集》作于1930年左右，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革命文艺的镇压，对鲁迅更是造谣污蔑，还编《文艺贰臣传》攻击他。鲁迅承认自己是统治阶段的“贰臣”，并以此自豪，故把自己的书取名《二心集》。《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 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南腔北调集》：《南腔北调集》杂文集，写于1932——1933年间。当时，上海有人对鲁迅进行百般污蔑和恶毒攻击。说他说话口吃和用语南腔北调。鲁迅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软的苏台，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是指他说话决不迎合反动派，不讨好那些无聊文人，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
《华盖集》：《华盖集》“华盖”为星名。星相学家说，和尚交华盖运，是成佛的好运。“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只好碰钉子。”鲁迅在《自嘲》诗中也说：“运交华盖欲保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借此来说明自己收在《华盖集》里的短文，多是受到重重阻碍，经过艰辛斗争才得到发表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反动派的愤满之情。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4年2月编定。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生命的最后三年中，写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且介”即“租界”之意。最后一本是他逝世后由许广平（许广平于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一户渐趋没落的仕宦之家）编辑。《且介亭杂文》是于1934——1936年间写成的杂文，共三本。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山阴路亭子间，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介”二字均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之意。《且介事杂文》（二集、末编）1935年12月编定。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海上述林》：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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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附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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