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青铜器代表

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是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

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抢走，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

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1、人面纹铜鼎

鼎为炊器，上有两耳，便于提携，下有四足，便于加温。商代铜鼎很多，此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腹部浮雕的四个人面，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在人面的额部左右各有曲折形小角，腮两侧置兽爪。

2、豕形铜尊

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

3、牛形铜觥

觥（gōng）为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

4、立象兽面纹铜铙

铙（náo）为乐器，经过实测，敲击正鼓和侧鼓，可以发出不同的乐声。铙的形制与稍后的钟相似，钟有钟架，属于悬挂敲击的乐器，从铙的结构看，有的可以悬挂，有的则甬部为直筒形，无法悬挂。

5、四羊方尊

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属炭河里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商周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按照用途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我国的青铜器发端于黄河流域，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出现，此后不断发展，到了商代，青铜艺术达到了鼎盛。商代青铜器有很多精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大禾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

商代晚期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的4个立面中心都是空白素面，周围则布满商代典型的兽面纹和夔龙纹。鼎耳的侧面雕刻有两只相对的猛虎，虎口大张，各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显示出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威。司母戌大方鼎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不仅代表了商代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也说明了商代青铜铸造业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它是商代青铜冶铸工艺的杰作，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四羊方尊

商晚期偏早期青铜器，我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现藏于国家博物馆。高58.3厘米，重近34.5千克。四羊方尊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容器的口颈部分被制作成强劲有力的弧线形，下部的支座是由稳重的直线围成的圈足，中间的羊形装饰雕刻是整件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4个造型雄伟奇特、伸出硕大卷曲羊角的羊头形象，被巧妙地安排在容器的四周转角处，神情安详而平静。作品在宁静和动态中透出神秘、威严的气氛。羊的肩部空隙中雕有带双角的小龙头，四周分布精细的鳞纹、饕餮纹等装饰。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采用线雕、浮雕手法，把器物与动物形状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表现出了极其成熟的金属加工技巧和出色的艺术感染力。

大禾方鼎

商代晚期青铜器，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藏。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口宽23.7厘米。腹壁上各饰有一个浮雕的人面纹，表情庄重，而且在人面头部左右各有一曲折形小角和耳，两腮侧各置一对兽爪，表明这是古人心目中的神怪形象。这种纹饰造型的青铜器仅此一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古人的宗教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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