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了影响全中国的著名的湘江三友三才子和“周南三杰”三才女。其中的两个才子蔡和森与毛泽东和一个才女向警予名字响彻了全中国，改变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中国。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他们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度在国民党内任职，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1、毛泽东：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自己感兴趣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以及诗词文章知识和思考方法，并立志成为一个以教育救国为理想的非暴力改良主义的信仰者。然而，过于峥嵘的个性与严重的偏科现象也使他一再触犯校规。惜才如命的孔校长最终选择了尊重其个性，放手让其发展毛泽东成了校长特许的“特殊学生”。
2、蔡和森：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萧子升等优秀青年结下了友谊。
3、向警予：因共同的志趣与毛泽东等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和同学们一起组织并主导了一个读书会组织。这个读书会成了学生们学习、交流与情感发展的纽带。
4、陶斯咏：长沙商会陶会长的女儿陶斯咏，在书店看中一本《达化斋读书录》，不料此书却同时也被一高个青年看中，青年因无钱买书悻悻离开，陶斯咏追上将书送给青年，青年追问斯咏的姓名地址，斯咏却不肯告诉他，青年只能追在后头喊：“那你来找我吧，我就住前面湘乡会馆，我叫毛泽东。”
5、萧子升：由于父亲突然生病，恪守孝道的萧家兄弟被迫放弃远赴北京，彷徨中，子升却看到了刊有一师招生广告的报纸。得知萧家兄弟准备报考不要学费还提供食宿的一师，同样没凑够考北大学费的毛泽东考虑再三，也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决定与他们一同报考。
1921年3月，毛泽东等到了旅法归来的萧子升。
两人的这一次重逢，很快又引发了一次激烈争吵，毛泽东在辩论中被触动了怒火，指着萧子升大声说道： “你就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
1921年7月，建党前夕，在洞庭湖前往上海的船上，毛泽东与萧子升再一次彻夜长谈，极力劝说他加入共产党： “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只需三四十年的时间，一定就能改变中国。”
对于毛泽东的这番言语，萧子升依然摇头以对，他不相信毛泽东 “彻底革命” 的坚持，正如毛泽东也不赞同他 “温和改良” 的理想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谁。
天亮之后，萧子升选择在武汉下船，留下毛泽东只身前往上海，昔日挚友分道扬镳，余生渺远再未相逢。
目送萧子升远走，甲板上的毛泽东轻叹一声： “你去做绅士吧，我走我的独木桥！”
数十年之后，“走独木桥”的毛泽东成就了开天辟地的伟业，“做绅士”的萧子升选择了漂泊海外，亦拒绝了毛泽东“回到新中国工作”的邀请，终老于南美洲的乌拉圭。
山河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纯粹的革命者与温和的改良派，注定风流云散。
1894年，萧子升出生于湖南湘乡，萧家与毛家相距30公里左右。
论年龄，萧子升要比毛泽东小1岁，由于萧子升上学较早，却是比毛泽东大了3届。
1914年，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原本就读于第一师范的萧子升见到了从第四师范过来的“低年级学生”毛泽东。
两人虽是同乡，相互知道彼此名字，却是从未交谈，萧子升在回忆录里说： “我不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功课也很紧，既没时间也没兴致与低年级的学生讲什么同乡之谊。”
让两人变得熟络起来的，是对彼此作文的相互欣赏。
当时，第一师范十几个班的学生，每人每周都必须写一篇作文，每个班选出最优秀的文章交到教师委员会，再从中挑出3、4篇挂到展览室内，供所有的学生观摩学习。
萧子升的文章写得极好，时常上榜，毛泽东就是他“最热心的读者”。毛泽东的文章有时也会被选中，萧子升也因此对毛泽东有所了解，作文成为了二人之间志趣相投的纽带。
在展览室的数次简单交流后，毛泽东主动向萧子升发出了友好情谊的信号。
当时的第一师范学子们流行以英语彼此称呼，有一天毛泽东在走廊里遇到萧子升，便微笑地打招呼道： “密斯特萧，下午下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可以么？”
对于毛泽东的友好招呼，萧子升欣然接受，也笑着回道： “当然，欢迎你来，密斯特毛。”
当天下午，两人谈了作文，谈了学校里的各项安排，谈了课程与老师，并对老师们的优劣各抒己见，也都表现出对 体育 课两位教员的不敢恭维。
对于彼此之间的首次畅谈，两人都感到极为满意，他们的真挚友谊也自此开始。
讨论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两人争吵过；探讨时局疲敝与救国方略，两人辩论过。
尽管这些争论通常都没有结果，但他们始终乐此不疲，在辩论中相互学习，成为了二人之间最大的爱好。
后来，杨昌济到了第一师范，这位青年时期研读哲学、而立之年学习英语，又曾东渡日本、西旅英国的先生深受学生们喜爱。
有了如此的名师指导，毛泽东与萧子升都是受益匪浅，这也让他们之间的友谊更进一步。
对于十分优秀的学生，杨昌济喜欢以“100+5”的方式打分，即在满分之外再加5分。萧子升的试卷时常得到这样的待遇，毛泽东写过一篇《心之力》，也得到了著名的“100+5”，这让他深以为荣。
杨昌济曾说，他在长沙任教的六年间，男生中最为突出的三个分别是 萧子升 、 蔡和森 、 毛泽东 ，女生中最为优秀的三个分别是 陶毅 、 向警予 、 任培道 。
友谊深厚，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三人，也被时人称为 “湘江三友” 。
1915年，萧子升从第一师范毕业，告别了与毛泽东的同窗生活，但两人之间的联系仍极为频繁。
除了溜出去与萧子升见面、聊天之外，毛泽东还经常与萧子升通信，有时候更是一个月之内写了两三封信，由此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厚。
在当时，几个人合写一首诗歌很是流行。有一次，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湘江边漫步的时候，还曾诗兴大发，互相对句。
数十年之后，当萧子升再次回忆的时候，后边的诗句也已想不起来。
这一首诗，似乎也成为了两人关系的真实写照。诗中所描绘的如画风景，像极了他们少年时代的真挚友谊，可最终却也成为了残篇。
191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又是心血来潮，决定利用暑假时间出去“打秋风”，即通过乞讨的方式进行“穷游”。
他们从长沙出发，经安化，到益阳，再去沅江，一分钱都不带，有时候卖字赚钱，有时候讨饭，在过湘江的时候还选择了“坐船逃票”。
有句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毛泽东与萧子升通过这段短暂的游学，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物，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真实的 社会 ，有一些东西，也已经在他们内心悄悄萌芽。
萧子升对毛泽东说： “需要新势力改造中国，每个公民都需要自身建设，都需要磨炼自己 。”
毛泽东很是同意，并回答道： “应该召集更多的人，规划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
事实上，毛泽东一直也都致力于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之前他就曾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长沙街上发布“征友启事”，后于《新青年》上发表。
之所以用“二十八画生”为笔名，是因“毛泽东”一共有28笔，也因担心用了真名会被别人嘲笑他的“征友启事”。
为了这个即将成立的社团，两人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研讨，讨论着各种可行的方法，1917年冬至1918年初，两人草拟了 “新民学会” 的规章。
1918年4月，在蔡和森的家中，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13人召开了“新民学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为干事。
根据“新民学会”的主张，会员们要在学术上互助，也要在行为上互勉，既要在国内开展各种活动，也应该有计划地去俄国、法国等地，了解各国的实情，学习新的思想，加以选择采纳以为中国所用，共同寻求革命道路的办法。
1919年，萧子升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去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留在了国内。
“新民学会”的成立，让毛泽东、萧子升找到了更多心怀家国的有志之士，却也让两人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
“救国”是已经形成共识的最终目的，但要如何去“救”，他们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毛泽东所坚持的，是 要彻底革命，完全打破那些陈旧腐朽的禁锢 ，他要推倒重建的“破而立”。
萧子升所坚持的，是 要温和改良，通过教育、教化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去改造已经烂到骨子里的旧时代 ，他要终有水到渠成之日的“温水煮青蛙”。
在时代的滚轮之下，他们给出了两份不一样的答案，他们的友谊也渐渐地走向了破裂。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两份“救亡图存”答案，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情、阅历相关。
毛泽东出生于农民家庭，他所经历的是年少挨饿、求学艰辛的贫穷生活，这使得他养成了坚毅顽强的性格，生活极为俭朴，他深刻知道广大的贫穷困苦老百姓所想、所要的是怎样的生活。
萧子升是书香门第出身，曾祖父是清朝时候的举人，家资丰厚，他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母亲是名医之女，尽管曾经短暂体验过“穷游”，但萧子升平时生活也有着明显的小资倾向，对于生活在 社会 底层的广大老百姓，他是缺乏着深刻认知的。
当然，我们这是以后人的角度来看，才能看清毛、萧这两份“救亡图存”答案的高下。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说萧子升的眼光不够。如果把我们丢到那个时代，我们绝大多数人或许都只是芸芸众生一粒土，难有萧子升这样的“救亡图存”意识并付诸行动。
在当时的法国勤工俭学团体中，围绕着“彻底革命”与“温和改良”，也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首，一派以萧子升为首。
1920年7月，法国小镇蒙达尔纪，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李维汉等20余人在杜吉公园召开会议，再次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题进行了探讨，会议在激烈的争吵中落下了帷幕。
会上，蔡和森认为应该 成立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而萧子升依旧主张着 “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改良 ，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此，蔡、萧二人分别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征求他的意见。
收到蔡和森长达2700字的信，毛泽东在当年的12月回复了一封接近5000字的长信，反对了萧子升的主张，并对蔡和森表示了深切赞同。
由于信件需要跨越重洋，在等待毛泽东回信的过程中，焦急的蔡和森又写了一封长达6000余字的长信，详细论述了他对于成立共产党的主张与思路。
看到蔡和森的第二封信，毛泽东拍手叫绝，也更坚定了心中的信念，他在二次回信中说：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3月，萧子升回到国内，在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内，他与毛泽东几乎是时刻都在辩论，毛泽东与蔡和森一样，都坚持着要开辟新天地的彻底革命，萧子升也是始终坚持着“温和改良”的主张，谁也不做让步，谁也说服不了谁。
萧子升认为毛、蔡二人的主张是要流很多血、死很多人的，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牺牲，他坚持着要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来唤醒国民、挽救中国。
即便是到了晚年，萧子升仍旧坚持着这样的观点，他不止一次说过： “毛的方法牺牲太大，从理性上来说，他的做法不能说服我。”
1921年7月，在洞庭湖开往上海的船上，毛泽东与萧子升睡在同一张床上，这是两人之间最后一次的彻夜长谈，毛泽东一直劝说萧子升加入共产党，萧子升始终摇头，他称： “这不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在于文化与教育。”
对此，毛泽东又急又恼，直言道： “你的这种理想，再过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
萧子升依旧不理会，他说： “就算是这样，我也愿意等1000年。”
这是两个曾经少年挚友的最后一夜，待到天明之后，他们选择了分道扬镳，那艘开往上海的船，萧子升只坐到了武汉。
与萧子升分道扬镳之后，毛泽东、蔡和森走上了属于他们的“独木桥”。
1931年6月，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蔡和森于香港被捕，并被移送到广东军阀的手里，他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最终，蔡和森的四肢都被钉在了墙上，敌人用刺刀将他的胸膛完全戳烂。
萧子升自与毛泽东分开之后，也很快再次踏上旅法之途。
他们虽然没有再见过面，但在一开始的时候仍会有书信往来，后来也就渐渐断了。
1924年，萧子升再次回国，他依旧没有选择回到两位挚友身边，他先后出任了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 历史 博物馆馆长等职。
1930年，身在南京的萧子升听闻杨开慧被捕，他曾尽力营救，给许多国民党的政要致电、致函，但最终仍是无济于事，没法救得出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萧子升在痛心之余，“救国”的信仰似乎也在某一个瞬间被失落与绝望所动摇。
1932年，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一个中国国际图书馆，邀请萧子升前去出任馆长，萧子升再次开始旅法生活。
1949年，萧子升跟着退往台湾，而后又辗转于法国、瑞士等国家。
1951年，李石曾的图书馆迁到了南美洲的乌拉圭，萧子升从此也便在乌拉圭常住，并于乌拉圭终老一生，始终从事着文化教育工作。
1955年，毛泽东通过当年“新民学会”的会员给萧子升去信，邀请他回到新中国工作，萧子升断然拒绝。
到后来，我国曾有文艺代表团到乌拉圭进行演出，代表团的团长正好也是湖南人，他通过当地的华侨组织，想要与萧子升见上一面，这个请求也被萧子升拒绝了。
晚年时，萧子升写回忆录《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对于这个少年时的挚友，萧子升说道： “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和组织者，他对敌人的力量估计非常准确，他的说服能力很强。”
但同时，萧子升对于毛泽东也不乏指责之意，书中对于新中国的态度并不友好，也有许多阴阳怪气、指桑骂槐的词句。
1976年11月，在毛泽东逝世2个月之后，82岁的萧子升也于乌拉圭病逝，他在遗嘱中说道： “如有可能，骨灰运回湖南湘乡祖坟，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名噪一时的“湘江三友”，最终分道扬镳，多少都会令人唏嘘。
为了彻底革命，蔡和森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重新站了起来，为了人民奉献了他的一生。
为了温和改良，萧子升没有加入注定要有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他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一方，他的一生也都做着与文化教育相关的事业。
如今回过头来看，谁才是真正能够救国的，答案已然摆在面前。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与萧子升持有相同主张的有志青年很多，他们是以“救亡图存”为最高志向的，但在“如何救”的做法上，他们趋向于温和。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温和，也便是害怕流血与牺牲。可若没有流血与牺牲，若是没有前仆后继的先辈，又何来如今的太平盛世？
这就与我们剜瘤除疮一样，对于腐肉丛生的毒瘤，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将它一刀切掉，尽管会痛会流血，但却是将其根治的唯一办法。若是今天割点腐肉，明天排点脓水，这毒瘤何时才能除掉？指不定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要命。
当然，我们并非说这样的温和改良没用。事实上，这样的温和改良也作出了许多贡献。
如果说彻底革命是“雪中送炭”，那么温和改良便是“锦上添花”。
在当时那个令人绝望的时代，真正能够拯救亿万子民于水深火热的，真正能够救国的，只有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提出的彻底革命。
对于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杨昌济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曾说： “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二人在“新民学会”的同仁们也曾作出评价，称二人为： “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肩挑家国重担，他们注定会失去很多，亲人，友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1925年晚秋，毛泽东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时创下《沁园春·长沙》，在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或许他也曾想起当年的挚友。
奈何，物是人已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