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客厅来回踱步，地上是刚刚摔了的电话机，他不能接受被淘汰被解雇，而且这理由让他尤其愤怒！“我没东西发表！什么废话！好！我发给你们看。”于是，实在没文章发表的黄教授恨恨心，把压在箱底的自认不能拿出来的“小说似的历史”——“万历十五年“拿去了出版社…（略）
你是否觉得我在胡扯？对吧？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当时的情景缘由如此清楚呢？你这样想，是对的！但是，黄仁宇老先生，他就是这样子写万历十五年的，不信？那么只能证明你没看过。从此老开始，小说写史大行其道，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二十几年前？具体忘了，我因为许绰云写书的推荐，而看了万历十五年，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真的认为写️得太有意思了……手不释卷的就这样“误会了明朝一群人呐”。？这，我还是不作评论了吧。反正，对我关于读历史，影响甚大……是为记。
1976年，在纽约州哈德逊河谷纽普兹镇埋头写书的黄仁宇可能永远想不到，他手头上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会在中国受到如此欢迎。当时58岁的黄仁宇正在经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困局。
虽说年轻时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南亚次大陆上打过日本人，后来也在沈阳城外见识过林彪的“人海战术”。
自从1950年赴美读书以来，他已经决心将手中的枪杆子换成笔杆子。1964年，黄仁宇在密歇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赴南伊利诺伊大学短暂任教后，于1968年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聘为亚洲研究系的教授。
如果没有意外，他会在一张平静的书桌边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谁能料想到学术的生会比战局更难预测。与美国汉学界的隔阂，教学考核的不达标，学生的不良反馈，让黄仁宇的教授地位岌岌可危，他将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两本书上，一本是他早就完成的《中国并不神秘》（ChinaIsNotaMystery），另一本则是正在创作中的《万历十五年》。
以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的历史 。这是黄仁宇几乎所有历史著作的核心，理解这句话你几乎就能看懂他的所有知识体系。
黄仁宇在中国实在太有名了，很少有近代的某个学者能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欧美都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更少有学者能够得到专业学者和非专业大众读者广泛的赞誉，黄仁宇则是这少数中的少数传奇。这与他曲折传奇的经历有关：他生在革命年代，抱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目的选择读工科成为工程师。又在青年面临外族入侵而辍学，便和大多数理想主义知识青年一样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转战缅北，还幸运地活了下来。解放战争初期随远征军编组的新一军、新六军两大国民党王牌部队进入东北担任参谋，仅仅三个月就被选派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习，又侥幸躲过了新一军、新六军在辽沈战役的覆灭，从此又开启他后半生浪迹海外，卸甲从文的路程。等到他在80年代初在美国学界声名鹊起时，又恰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百花齐放，各种思潮涌入，他因为曾经与一些革命先辈有旧，他的书成为最早从欧美引进的学术著作。又因为他早年在国民党的经历，他的学说在台湾也成为众相追捧的经典。
正是这样伴随国家巨变的经历，让黄仁宇跟他所在的那一代甚至几代人看待历史都更是带着问题去学习，而非当下大部分人将历史当成娱乐的谈资。他们学历史首要目的是解答为何中国近代会为世界主流文明所遗弃？为何中国会衰落至斯？为何中国的革命最终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来那么多次的转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通向哪里？
而要解答这样宏大的问题，他的视角就不能局限于西方史学研究常用的 分析法 ，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显微镜去看历史，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以一个大视野的角度着眼，用他的话说叫用望远镜看历史，是一种 归纳法 ，这就是他的 大历史观 。
这种大历史观其实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做学术讲究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但当你把研究的领域覆盖面铺得太广了，你就很难去归纳总结其中的共性。因为历史的线索是纷繁复杂的，到底哪条线索是主因，哪条线索是次因，就像许多力作用在一个物体导致其向某一个方向运动，你需要分析这个合力可以分解为多少个分力，每个分力的方向和大小。所以严谨的西方史学研究也是以断代史为主，很少动不动写本书总结英国、法国上千年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属性，更何况是中国这个比英法大不知多少倍，历史长数千年的文明大国、古国。
大历史观这种提法在中国史研究中不算最新，其实在黄仁宇之前的钱穆，在抗战期间编纂的《国史大纲》，旨在救亡图存中唤起中华学子的历史观，也是以一种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用归纳法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但钱穆的历史观还是更多从中国传统史料入手进行的归纳，而黄仁宇的视野则更有国际性，这种国际性视野就表现在他不断强调的“ 技术 ”。
简而言之，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像一个“ 三明治 ”，上层是少数精英组成的系统化的 官僚集团 ，底层是庞大的农民组成的 乡村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农村。而这个中间的连接起官僚集团统治阶层和底层农民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就是“技术”，也就是统治阶层如何通过一种“技术”来整合底层的资源的问题，这个“技术”整合效率是多少的问题。这就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最重要的论点。
黄仁宇认为，农耕文明中国的“技术”是一种表儒里法为核心的道德统治手段，也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所倡导的以德治国，这种“技术”是维持农耕社会中央集权运作的最低成本机制，简言之，这种 运行机制运转成本很低，但组织效率也很低，在农耕时代早中期比较具有竞争优势，而一旦要面临向更高效的工业化转型则困难重重 。
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这种机制大约成型于秦汉，至汉末运行崩溃。在魏晋南北朝经过外族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再次整合，在隋唐被再次发扬光大，随后又在外扩中又走向瓦解。此后中国的文明转向内向型发展，在宋代大胆采用重商主义改良了之前的机制，但又因为“技术”不成熟，导致改良失败，进而导致中国文明走向更封闭的方向发展，这条路最早是越走越窄，在万历十五年其实已经显现了这条道路被西欧发展路线摔在了身后，预示了两百多年后的大危机（这便是他的另一本名著《万历十五年》的主旨），直至清代完全走到一条死胡同，必须靠着外力打破死循环。这大致就是黄仁宇以“技术”视角分析的大历史观。
总得来说，黄仁宇的历史观受到了西方直到20世纪初还流行的“ 中国停滞说 ”的影响，都坚持中国文明在农耕时代很早就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官僚体制和与之配套的精神文化，但这种早熟体制和文化也导致了中国的工业化转型艰难，以致中国在16世纪对比欧洲普遍开始工业化转型时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甚至更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从秦朝建立完备的专制统治开始就是一个自闭的循环，没有发展。无论是后者这种极端的停滞说，还是黄仁宇的有变化但最终死循环的停滞说，其实都在今天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的中国历史研究新成果中受到不少挑战。
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复杂的，想用一个规律解释几千年的历史，难免容易走到大而化之，以偏概全的路子上去。不过，黄仁宇的大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种宏观的视野，可以跳出中国传统的历史天命论和西方历史西方中心论的谬误，去比较中国历史发展和西欧历史发展的异同。另外，要更深层次理解他的大历史观和中国农耕社会的运作，不妨在阅读《中国大历史》之余再参考黄仁宇的另一本书《万历十五年》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前者主要解析黄仁宇“三明治”理论的上层——官僚集团的运作机制，后者主要解析“三明治”的下层——中国传统农村的运行机制，再回过头结合这本书的“技术”，基本上可以吃透农耕中国这个“三明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