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昭和男儿”为何将子女养成了“平成废柴”？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新天皇的年号是“令和”，随着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5月1日凌晨0时新天皇登基，平成时代结束，日本迎来“令和时代”。

从“昭和男儿”到“平成废柴”，那么“令和”会是什么？无论是什么，至少不要和“昭和男儿”扯上任何的关系。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昭和一代”也许是有激情、有梦想、有血性的一代。

可是，对于那些被日本侵略的国家而言，昭和一代是偏执的、极端的、荒谬的、反人类的。二战时期，日本实行的是军国主义统治，在天皇的鼓动之下，“昭和男儿”变成了战争狂热分子，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的极端，做出了很多的暴行。

战场上的日本兵，已是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对天皇的崇拜和效忠，对所谓武士道精神的过度渲染，使他们变成了“兽性”。没有了为人的基本怜悯之心，没有军人的基本道义，只知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好在“昭和男儿”因为其残暴的行径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受到全人类的抵制和讨伐，他们失败了，只能够失魂落魄的回到国内。毫无道义的侵略战争使得“昭和男儿”的“人性”很难彻底回归，因此也就无法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当发起的侵略战争被世界判定为反人类罪行，当心中的信仰彻底崩塌，当一言一行处处受到约束，退下战场的“昭和男儿”什么都不是。因为战争本就不是出于正义，因为战争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昭和男儿”抹平不了战争的阴影，找不到人生的支点，习惯不了平凡的生活。他们只能靠酒精麻醉自己，只有得过且过，直至成为“平成废柴”！

“那道光来了”，1988年末，日本女星工藤静香的巧克力广告因为这句词被禁播，因为来的不是一道光。转年1月，裕仁天皇病重离世，那时的东京挂满白色灯笼，还没有人知道这是奇迹落幕的信号。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昭和奇迹启幕，丰沛的劳动力、充足的干劲，一切如火如荼，人们对未来充满向往。几十年后，接力棒换人，新世代的年轻人走上舞台，相似的面孔下，冲劲却所剩无几。如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所言，抛出再多的资金也无法被这个“低欲望 社会 ”吸收了。

欣欣向荣

在2013年的申奥演讲上，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描绘了他记忆中的奥运会：放飞的上千只白鸽、5架喷气飞机在蓝天中描绘出的五环，“这一切都让只有10岁的我感到无比震撼”。

作为团块世代的一员，出生于1954年的安倍晋三没有夸张。日本作家堺屋太一用“团块世代”这个词来定义日本的战后婴儿潮，他们出生于1946-1954年间，“为了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辛勤劳动，紧密地聚在一起，支撑着日本 社会 和经济”。

数据显示，1947-1949年间，日本共出生了806万人口，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10，之后几年，每年保持着160余万的人口增幅。

1979年，安倍晋三从美国归来，进入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任职。与他同时，数百万接受完义务教育的团块世代逐步走入 社会 ，涌入就业前景好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被称为“集体就业”。

那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1960年，池田勇人政府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规定10年内（1961-1969）日本国民收入翻一番，工人工资也将增加一倍，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将被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吸收。

小说《坂上之云》是当时日本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成熟起来的这一代人，进入公司后，都是以能够成为公司高层主管或领导者为目标，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而且坚信这进而也直接关联到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在他们的努力下，7年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前完成。1973年，日本基本实现工业现代化，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经济大国。在造船、无线电收音机、彩色电视机等主要工业品产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位， 汽车 、电子计算机、石油制品等则排名第二。

与此同时，丰厚的回报也让年轻人们鼓足干劲。1970-1990年间，日本的人均GDP从2万美元线性上涨至3.8万美元；1985-1992年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从450万日元涨至650万日元。

一切都看起来欣欣向荣。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社会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胡澎指出，“1964年奥运会前后，整个日本 社会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日本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基建、消费蒸蒸日上，申奥成功对民众的自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振奋作用，民众对奥运会是很期待的”。

一蹶不振

“日本的年轻人，将会走向更高更远的世界。”申奥演讲的最后，安倍晋三抛出了这样的厚望，希望新一届奥运会能复刻昭和中后期的奇迹。

安倍晋三说这话的时候，日本已经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本该加速开往平成的高速列车，被高温过后的泡沫阻滞了。广场协议签署两年后，日元升值了100%，到1989年，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2000万亿日元，是美国土地资产的四倍。

平成二年，也就是1990年，日本股市开始倾泻，之后房地产倒下，企业破产。1993年，日本减少了13万个岗位，六成企业减少了应届生校招，日产 汽车 关停神奈川工厂并削减5000人，日本航空请求3000名35岁至55岁的中层主动辞职。

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高增长期间，日本的年平均名义GDP增长率约15％，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约为10％。而在平成时代，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1.1％。

多米诺骨牌倒在市场上，更倒在人们心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一路攀升的生育率进入了下滑通道，自1996年起，日本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也随之开始负增长。

2016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首次低于100万，2019年跌破90万，到2020年则跌破了85万，为84万，降到85万以下的时间比厚生劳动省预计的提前了4年，2020年出生率为1.34，连续5年下跌；同时，人口自然减少人数为53.18万人，创13年来的最大降幅，减少速度加快。

胡澎坦言，现在日本经济不温不火、长期低迷，这对民众的心理和生活的影响很大，包括收入、消费各方面，民众没有感受到生活往上走的趋势，再加上少子化、老龄化，导致整个 社会 消费低迷、缺少活力。因此，原本日本政府决定申办奥运会，是希望从经济和民心两方面，为失去希望、心理消极的民众打一针强心剂，重拾信心和梦想。

无欲无求

少子化的背后，泡沫经济破灭的后遗症正在发威。

“更可悲的是日本的年轻人。因为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他们从30岁开始就拼命存钱，不买房买车，也不想结婚，过着无欲无求的低欲望生活。”在《低欲望 社会 》一书中，大前研一总结道。

一天睡16小时，没朋友，没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活动范围仅限于单间公寓，对3米外的事物不感兴趣……纪录片《欢迎加入日本废柴协会》跟踪了日本蛰居族的生活，“就像仓鼠爱它的笼子，没有笼子，仓鼠会不知所措”。

2019年，日本内阁府发布了一份调查，40-64岁的“蛰居族”达到61.3万人，而一份《儿童白皮书》则披露15-39岁的蛰居族人口在54.1万人以上，合计115.4万人。

低欲望就像是昭和阳光普照之后的阴影，令日本 社会 陷入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的危机，在大前研一看来，这是“物欲和发迹欲消失的世代”，与他们一同到来的是日本消费市场的长期寒流。

目前日本国内的空置房已超过850万栋，占日本房屋总数的13.6%。距离东京市中心约两小时车程的奥多摩町有500多栋空置房屋，为了解决这批房屋的处置问题，奥多摩町开始为房产持有人和有意租借或购买空置房的民众牵线搭桥，低价出售甚至免费转让。

从经济，到人口，到民心，日本仿佛步入了某种停滞状态。这一问题，安倍经济学也没能解决，在大前研一看来，如今的日本，即便向市场抛出再多的资金，都无法被“低欲望 社会 ”吸收，根本原因在于“对将来的不安”。

因此，即便没有疫情，对于此次奥运会的影响，中国 社会 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并不乐观。

“此次奥运会与1964年相比， 社会 经济背景完全不一样”，张季风分析称，当时是奥运景气，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刺激作用较大。而现在，首先从劳动力来看，日本当下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严重，劳动力出现根本性短缺。资金方面，国民储蓄率近年来一直较低，2013年几乎是负增长，虽然疫情暴发后，个人储蓄稍有增加，但与当时20%、30%的数据相比，并不算很高。

张季风进一步指出，除了劳动力短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给 社会 保障体系带来了一系列负担，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享受财富的人增加， 社会 抚养负担加重，这与1964年的 社会 人口结构也完全不一样。

“而从需求侧看来，1964年奥运会时期培养了巨大的市场，但现在日本国内消费市场完全饱和，要进一步开拓比较困难。”张季风分析称。

“事态严重，可谓国难。”2019年底谈及低生育率危机，膝下无子女的安倍晋三曾这样强调。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的人口预测，日本人口预计将从2010年的1.28亿减少到2060年的8700万，而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40%。

更无奈的是，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是无解状态。

胡澎坦言，“对于日本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和调研，发现日本现在陷入了一种无解的状态，政府其实推出了很多措施，比如社区综合养老体系的建设，但要改变趋势极其困难。战后日本出现了一波婴儿潮，现在这一批婴儿潮下的人口集中步入老龄化，再加上人均寿命的提高，以及少子化因素的叠加，年轻人观念改变不愿生孩子，而缺乏年轻人作为补充，这种老龄化的程度很难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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