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发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
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的监狱。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
不讳言自己的不满，对抓过自己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秦仲义
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年轻时血气方刚，态度傲慢，目空一切，甚至敢于同有权有势的庞太监作斗争。有一个自认为很远大的理想，就是“实业救国”。
天真地认为，可以用经济竞争的手段，把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就能战胜洋人，救国救民。但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实业”却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心如死灰，到老年却悟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道理”：“有钱呀，就应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斗争性又有软弱性，既有干事业的狂热一面，又有在挫折面前软弱灰心一面的特点。
扩展资料创作背景：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文艺繁荣发展。同年8月，作者老舍完成了一部配合第一届人大和宪法通过，歌颂人民普选的作品《一家代表》，故事从“戊戌变法”开始，一直写到解放后的普选，其中第一幕的场景，就是清末民初的一家大茶馆。
之后作者老舍又创作了《秦氏三兄弟》，这个剧本写的是历代的宪法改革，以秦家为背景。老舍将这部作品与北京人艺的曹禺、焦菊隐、夏淳等艺术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后几幕则较弱，建议以第一幕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之后老舍创作了话剧《茶馆》。
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作者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男，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因为老舍生于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北京人艺编剧，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
茶馆·人物形象1．王利发
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在第一幕时，正值年富力强，刚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经营茶馆的生意，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我们在看第二幕中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作为商人，王利发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比如课文中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也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面前，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王利发尽管善于经营、善于改良，也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的却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事的小商人，最终也没有逃脱自己破产的命运，当茶馆被人霸占后，他悬梁自尽。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的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他揭露了旧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不合理。</PGN0293.TXT/PGN>
2．常四爷
常四爷是旗人，在清朝时能吃官家钱粮。但他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说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监狱。出狱后曾参加义和团，后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课文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们不服软。当王利发正愁要关城门了，还没买菜时，是他送来了咸菜和鸡，第三幕中他还为松二爷化缘买棺材。但最后自己也穷困潦倒，拣来别人撒剩的纸钱，作为对自己将来的祭奠。他绝望地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3．松二爷
他是旗人，胆小而懒散。清朝灭亡前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整日喝茶玩鸟。民国时期“铁杆庄稼”的待遇没有了，但又不愿自食其力，仍旧留恋过去的生活，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喂鸟。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4．刘麻子
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第一幕中他用十两银子买来康顺子，又以二百两银子卖给太监庞总管。课文中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茶馆·特殊的戏剧冲突——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
《茶馆》的“新尝试”还在于它所采用的特殊的戏剧冲突方式。剧中虽然集中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剧中人物仿佛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道必然地运行。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守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作者也没有过于追究他们个人品质的某种邪恶之处，老舍把矛盾的焦点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小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在第二幕中，李三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刘麻子、唐铁嘴等人也正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这种近乎“无事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
茶馆·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和巧妙的衔接与穿插
茶馆这一幕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个，这些人物没有特别突出的主次之分，每一个人的台词也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口中说着他们</PGN0294.TXT/PGN>自己的事情。比如松二爷的上场表现封建遗老的败落。刘麻子的出场表现地痞流氓的交易。就是起贯穿作用的王利发，也没有什么重场戏，只是在茶客的交往中表现自己。因此，该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横断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渐展开。
人物众多，分散的人物、分散的情节安排得环环相扣，关键是衔接得巧妙。在第二幕中每一个情节的发展既是单一的，又为下一个情节做铺垫。例如一开场李三向王利发的妻子抱怨工钱不长，可话越来越多，引出了王淑芬与王利发的口角。而李三抱怨的时候提到了要关城门可菜还没买，又给常四爷出场做铺垫。这样环环相扣，使每一个情节线索既清楚又连贯。
戏剧语言
作为戏剧理论家的老舍，和作为剧作家的老舍一样，均对我国戏剧事业作出过独特的贡献。老舍认为：“戏剧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小说与戏剧既重故事，更重人物。作者的眼光要老盯住书中人物，不因事而忘了人；事无大小，都是为人物服务的。”
戏剧的文学性还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老舍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是语言艺术理论家。他论戏剧的文章几乎每篇都讲到语言问题。他对戏剧语言的要求首先是性格化。戏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而不应该变成剧作者的广播员，这就是性格化。性格化对剧作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剧本属代言体，它不像小说那样有叙述人的语言，而只有人物语言。剧作家必须把他所要表现的全部生活内容转化为人物语言及其动作，这里讲的“生活内容”，包括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揭示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在“转化”时，人物语言必须符合说话者的身份、经历、地位、性别、年龄特征、个性习惯。老舍写北京市民，由于对人物了如指掌，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十分熟悉，所以通常只有寥寥数语，就让观众不仅了解说话者的身份，而且了解他当时的心态和环境，真所谓是“话到人到”，闻其声如见其人。
老舍对戏剧语言的第二个要求是通俗易懂，而又富有诗意。戏剧语言不能过分文雅。因为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细细去揣摹、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所以戏剧语言既要俗（通俗易懂）又要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老舍自己写的戏剧所用的几乎均是清浅明白、自然流畅的北京人日常语言。别人嫌弃“大白话”，他却“充分地信赖大白话，即使是去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地运用术语与名词”。当然，他运用“大白话”时，并非全部照抄，而是经过加工提炼，所以才显得念出来就能被听懂，同时又富有诗的魅力。
老舍对剧本语言的第三个要求是风趣幽默，尤其是喜剧语言。“必须有味道，令人越捉摸越有意思，越有趣”。可是这种生动风趣的语言，在舞台上很难遇到，当时人们只求说得对，而不太要求说得既对又精彩，既正确又风趣。
老舍论剧，虽然欠缺理论深度，有些内容也前后重复；但他能实话实 说、言之有物，这是难得的。
老舍运用他独特的审美观和视角将旧中国三个时期、五十多年的历史浓缩的反映在这一小小茶馆里，当然贯穿主线的就是茶馆老板王利发。我们目睹了他的一生，从青年到中年直至暮年，随着时代的轮换，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感情也逐渐的发生变化。
最初反感他的自私和冷漠，但是在第三幕，看着他紧紧追随时代步伐改良茶馆，日日为茶馆奔波却仍旧使祖宗的老字号日渐没落，他落寞的身影和那些大兵的贪婪狡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物在时代里的遭遇往往能反映整个时代的悲剧命运，试想，连这样聪明圆滑随机应变的王利发，可以称得上个有产阶级的人物都摆脱不了贫困受辱的命运，那么普通人的生活更加可想而知了。
王利发这个人物，老舍对他的开场介绍是这样的：精明、有些自私，但是心眼不坏。这应该算是个很诚恳的评价。子承父业，能在乱世中延续老茶馆的生命，这就对茶馆老板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假设一下，如果没有王利发的圆滑，而换了常四爷的“铁杆倔强”，在第一个大转折时期，老裕泰就会被那些投机的卑鄙分子“吃掉”。正是因为王利发的圆滑之处，“不谈国事”、“多说好话”、对穷人视而不见、毫无同情心才得使老裕泰又度过了风雨飘摇的五十多年。他会变通，头脑灵活，会投机取巧，见机行事，改良茶馆建造公寓，因为学生有钱，到什么时候都要上学??
这些都不能怪王利发，天下有太多的穷人，太多的不平，一个小小的王利发，他只是个开茶馆的，只是小市民安分守几的代表，他的自私具有普世性，因为整个社会的战乱动荡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左右的，能在如此环境下明哲保身已属不易，况且他还要养一大家子人，要延续茶馆的生命，承载祖传的家业。
一个人一生的责任和使命有很多，他要成就一些必然就要舍弃另一些。就像《玫瑰门》里的司猗纹，她一辈子要强，一辈子显示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她要给人制造精明干练的形象，所以她不惜去牺牲一切，她失去了作为外婆的慈爱，少了作为母亲的温柔，甚至故意“作秀”主动上交财产为自己赢得“社会的地位”和“尊重”。
与王利发相比，司猗纹的命运更多了几分悲剧。尽管两个人物的时代不同，在时代这个洪流里，他们孱弱、无力，但是他们却忍耐、抗争。一棵白杨，一只玫瑰，却比一般人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和持久的韧性。
老舍在《茶馆》里表现的大多数人都丑陋不堪，但是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和批判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而是为了彰显乱世之下的真情和淳朴。我国大多数本土的作家都有对我们自己国家、国民的深厚感情，这一点在老舍先生这个“老北京”作家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自古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对商人存在明显的偏见，也是老舍用王利发这个形象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和认同感。从某种方面来讲，王利发也是个正义的化身。他告诫刘麻子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对唐铁嘴说“我不光耍嘴皮子，我心放得正！”，他收留了曾经从茶馆被卖出去的康顺子母子，尽管当时自己家里都已经捉襟见肘，这些细节都是老舍有意要表现王利发善良、真实的一面所作的铺垫。
在我们目所能及、耳所能闻的范围内，通常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容易就被他做的一件好事所取代，纵然王利发有些自私自利，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做过一件超过道德底线的事情，那么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更加容易向好的方面转变。更多的为他淳朴、真诚的一面所打动。
当国家面临危难，那些有能力为国家、为人民出力献策的人都躲避起来吃斋念佛，诸如崔久峰之辈，只为自己活得安宁，不缺衣少食，落得个自由随意，却不顾黎民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王利发却心怀国家，纵然他不懂得战乱纷争的原因，也不清楚形势的变化，但是他却着急企盼战争平息、国家安宁，要“死马当活马医”。
固然那些大人物在历史转折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也同样容易丢掉信心、失去力量，不顾全局。在国家危机的时刻，正是像王利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民坚定信念、怀抱希望，凝聚成的巨大的力量，才能够让国家、民族有力量、有勇气去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也让我们看到了胜利和希望的曙光。此情此境，一个王利发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扩展资料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通过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官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