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褒贬参半，解读各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主张要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本文试图从黄仁宇众多著作中简单提炼关于大历史观的形成原因，对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抗战结束，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 年毕业，被派往国防部。但具体的工作，黄先生并不太感兴趣，按黄先生的话说，是“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他于是毅然在 1950 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这一年，黄先生已经 32 岁，他从本科开始读，到 1954 年，获得学士学位，到 1957 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 1964 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 50 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之后，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 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研究工作。1980 年黄仁宇被纽普兹分校解聘后，专事写作。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关于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有多重因素组成，具体的有三部分：
一、主观原因
1.个人经历
黄仁宇说：“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黄仁宇曾说：“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读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他在总结自己大历史观生发的原因时，将之大部分归因于“命运之安排”。
典型的两个生活的例子，比较恰当的说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他的亲身经历与经验有关。一个是他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时，为了补充兵源，曾到乡下抓壮丁。他提出疑问：“何以一千多年和两千年来统治者不把被统治者当作人的做法，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依然存在？”对此，他的解释是关键在于“以大批小自耕农作税收基础，收入有限，无法支持现代型的政治”。黄仁宇的结论是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才能看清问题，要了解现今的中国，最少也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四百年。
另一个例子是在教学期间，紧凑的课程安排，使得他必须在短短 50 分钟内讲述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他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是每次复习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需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正是在美国教书的经验，使黄仁宇具备了大处着眼、化繁为简的功夫，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其大历史观的产生。在写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之后，这种宏观及放宽视野的观念则臻于成熟。
2.民族气量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源于一个中国人站在高度对苦难中国的深沉思考。黄仁宇认为：“大历史的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化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因此黄仁宇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黄仁宇希望找到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将中国进行货币上的管理，扩大参考架构，这样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黄仁宇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
二、客观原因
1.父亲影响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潜在的内在因素来自他父亲黄震白的教导于影响。黄震内生于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清末加人了“同盟会”，先后经历了共和时期、反袁世凯帝制的二次革命时期，并经历了袁世凯死后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也许是遭遇了太多变故，黄震内逐渐养成了凡事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给儿子黄仁宇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黄仁宇哪怕在极为冲动的时刻，也还是会像父亲一样慎行事。父亲还让黄仁宇认识到，虽然自己参过军打过仗，甚至还受到过政府的表彰，但归根结底是个历史幸存者，而非英雄。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跳出自己的狭小世界来看历史。历史局势变幻莫测，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当局者迷，只有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彻。父亲的教导不仅让黄仁宇具备了一个史学家的视野，最重要的是让他在面对自己的人生处境时，有了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一个人之所以对世间之事有情绪，大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有关，但如果以一种跳出红尘的“冷眼旁观”的姿态看待，就会释然很多。父亲对他的教导让他一生受益无穷。黄仁宇说：“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许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间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 又说：“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的确，黄震白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引发黄仁宇的思考还是直接的教导引发确实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产生影响很大。
2.时代背景
黄仁宇生活的时代里，中国战乱动荡、政局不稳、摇摇欲坠的几十年，世界从“二战”到“冷战”的历史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黄仁宇不断思考短期与长期、个人与集体等中国未来命运。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使他关注历史发展趋势时，不得不把视界放宽，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站在高度看待东西两方文化与各种差异，这种将东西文化相并区分糅合的看待就使黄仁宇的历史观具有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特点。他解释之所以称大历史：“是因为只有大才能容，只有大才能找到解释得通的道理”。在中西两种文化环境中，黄仁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环境的熏陶。正因如此，他“才对东西两方社会有了一段切身可靠的认识”。在东西方的比较中，黄仁宇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迟滞消极，西方国家的积极变革，而且他强调“我们光是抓着两方一人一事而比较，是比较不出其所以然的”。于是，他一再申明，要在“大历史”的范畴上探讨中西历史的进程，才能厘清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明了历史发展“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
三、其他学派
1.年鉴学派
从黄仁宇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 其学术思想的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 1902 ～ 1985 年)的影响。“整体史”观的概念是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之一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 并经第二代领袖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努力与创造从而成为影响整个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种史学范式, 即整体史观的年鉴模式。他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 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而地理、气候 、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 ,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可以看出, 地理学的 、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整体史观并不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政治决定论, 而是要求建立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即提倡史学多元化发展。黄仁宇借鉴“长时段”概念而提出了“长时间”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同样秉承了年鉴学派所主张的跨学科、忽视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信条。他曾总结说，布罗代尔的“整体史”（total histroy）和其“大历史”相似，都不带政治成见。需要注意的是，黄仁宇也同时深受这一学派包容多元化史观的影响，在大历史观的阐释中更多地体现了不拘成见、尊重异己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大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2.剑桥与哈佛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和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直接影响了黄仁宇学术思想特别是大历史观的形成。哈佛学派并没有给黄仁宇可资吸收的理论源泉，但出于对他不同意的史学观念的反向思考反而提出了大历史观。黄仁宇指出：“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黄仁宇又说：“1970 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 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黄仁宇是一个注重综合的人，正是这种反面的刺激，激励了黄仁宇在研究时更主张综合和归纳，于是产生了大历史观。
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则使黄仁宇受益匪浅。有着经济社会史研究传统的英国，使黄仁宇的史学观念找到了皈依。尤其是与黄仁宇私交甚好的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方法，正暗合了黄仁宇的学术追求。以综合归纳为主导，是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所体现出的重要特点。1967年 7 月，黄仁宇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之后他们一直书信联系，他给黄仁宇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黄仁宇说：“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 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又说：“我在1972 年至 1973 年的一年居留剑桥……1974 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英国学术界尤其是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黄仁宇的指导与交流，让其在无形之中踏上了寻找大历史观的征途。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官校毕业后(一九四零)，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后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蜚声国际，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
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六部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以及杂文《甲申三百年祭》。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郭沫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
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并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国外名校的客座教授以及多所国内高校的兼职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学勤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系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形成，是战国文字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从1975年起他先后主持和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以及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都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近年由他主持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时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笔触分析一个皇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而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即便是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心有戚戚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