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句的意思为:通过尊奉天子来号令那些不服从朝廷的臣子。
“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向曹操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这是曹操版的“《隆中对》”。
毛玠毛玠(?—216年),字孝先,陈留平丘(今河南封丘)人。东汉末年大臣。
年少时为县吏,以清廉公正著称。因战乱而打算到荆州避乱,但中途知道刘表政令不严明,因而改往鲁阳。后来投靠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的战略规划,得到曹操的欣赏。
毛玠与崔琰主持选举,所举用的都是清廉正直之士。而毛玠为人廉洁,激起天下廉洁之风,一改朝中奢华风气。曹操大为赞赏,曹丕也亲自去拜访他。
曹操获封魏公后,毛玠改任尚书仆射,再典选举。又密谏曹操应该立嫡长子曹丕为魏国太子。崔琰被杀后,毛玠十分不快。后来有人诬告毛玠,曹操大怒,将毛玠收于狱中。及后在桓阶、和洽营救下,只被免职,不久逝世于家中。曹操在他死后赐他棺材和钱帛。
曹魏确立“修耕植。蓄军资”为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原因曹魏财政在发展过程中,以什么作为指导财政收支活动的基本方针?或者说其财政收支活动要处理的核心问题的是什么?对此史无明文。不过,我们分析有关资料之后认为,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十二月,毛玠向曹操提出的“修耕植,蓄军资”,后来成为曹魏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曹魏财政收支活动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发展农业种植经济,保障军粮供给。这是曹魏财政不同于孙吴财政、蜀汉财政的特色之一。
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确定,有其客观的经济和军事背景。从经济背景来看,曹魏逐鹿中原,以黄河中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①。而这一基本经济区又是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也就是说,立足于黄河中下游基本经济区的曹魏政权,其财源主要依赖农业经济,“修耕植”即是培养财源。当然,曹魏财源也包括部分盐利,但在其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而吴、蜀除了以农业经济为财源之外,孙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②。蜀汉也可“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③。因此,曹魏的财政建设以“修耕植,蓄军资”为基本方针,其实是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经济特色反映。再从当时的现实财政需要来看,则是军粮极度匮乏,事关曹魏政权的生死存亡。汉末战祸严重破坏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战乱所及之处,民众或死或逃,田地荒芜,加上自然灾害肆虐,粮价飞涨,粮食供应普遍发生危机。汉献帝与一批朝臣被董卓部将挟持至洛阳,陷入饥荒,狼狈不堪。史载:“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为,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④而各路军阀依仗武力立身,能否有稳定、持续的军粮供给,就成为决定其兴败的基本财政问题。如袁绍起兵之初缺乏根据地,逢纪对他说:“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而冀州刺史韩馥迫于公孙瓒的威胁,欲举州以让之,治中李历则谏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车,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⑤可见袁、韩双方谋士都把军粮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史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⑥
曹操率军初起,如何筹措军粮同样是生死攸关。所以,还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十二月,毛玠就向曹操建言: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为曹操建立“霸王之业”制定“修耕植,蓄军资”作为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确有过人的见识。史称曹操“敬纳其言”⑦,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并未立即付诸行动。
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与多数军阀一样,面临军粮极其匮乏的严峻局面,甚至几乎为此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当年夏天,曹操与吕布争战兖州大败,“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邺。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后听从程昱劝说,才放弃送家属为人质以联合袁绍的打算⑧。史称:“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乃罢吏兵新募者。”⑨可见军粮匮乏大大削弱了曹操的实力。《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载:“兴平二年,夏,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荀彧则认为:“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薜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曹操采纳他的建议,“大收麦,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布败走,兖州遂平。”可见军粮几成影响曹操此次战略决策的关键。军粮匮乏还加重了曹操“奸诈”的性格色彩,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载:“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由"奉天子以令不臣"演变而来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是由三国时期曹操的谋士毛玠提出的。
区别:
“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尊奉天子,来管理(或说惩治)那些拥有不臣心理(或说反贼)的人。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指挟制着皇帝,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
陈留人毛玠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奉”是尊奉,不同于“挟持”的“挟”;它所针对的,恰是不尊重汉皇的“不臣”者。
这是《三国志》所载,《三国演义》对此并无交代。在《三国演义》里,毛玠给人留下印象的事迹,就是与大将于禁一起,接替被冤杀的蔡瑁、张允,担任赤壁大战曹魏方面的水军都督;而《三国志》却未曾提及毛玠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
据《三国志》,毛玠的最大贡献,是给曹公提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毛玠当初本想到荆州投刘表,途中听说刘表法令不明,判断此人难成大事,就改道去兖州投了曹操。曹操任命他为治中从事。毛玠得以接近曹操,就向曹操提出自己对局势的分析。
扩展资料: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使曹操事业成功的关键策略,其意义不下于诸葛亮在“隆中对”时为刘备提出的战略设想。
东汉末年,王朝衰败,群雄并起,东汉天子流落四方,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而曹操成为割据军阀后,将汉献帝接了过来。汉献帝马上任命曹操为大将军,曹操的权力合法化了。
曹操合法后,袁绍十分不高兴,本来最先发现这个好处的是袁绍,但袁绍刚开始拒绝了。等到被曹操捷足先登后,袁绍又后悔了,气的马上跳了起来,在心里痛骂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这家伙如此忘恩负义,难道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
这大概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早说法,后来诸葛亮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东吴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而曹操自己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奉天子以令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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