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拓展资料：
“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由于受到当时“左”倾错误的某种不公正对待，又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但是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因此当托派组织和“老头子”（指陈独秀）没有给自己适当的职务的时候，就叛变了。马玉夫是这类人的代表。
第四种是陈独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讲，陈独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因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相同之处，两者是相悖的。陈持“二次革命论”，托氏主张“一次革命”，二者南辕北辙。陈独秀之所以投入托氏主义：
一是因为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托洛茨基则表扬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托氏的话无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十分感动，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
二是当时“左”倾中央在解决陈独秀问题时粗暴无礼的态度，使陈独秀十分气愤。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方面是令人感激的称赞肯定，另一方面是令人愤怒的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应该是“托洛茨基分子”，也就是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常被不知道的人错误的被认为是共产思想里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看待既往历史现象，历史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托派也是如此。
托派的思想以继承列宁主义为基础，是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维护与发展，其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对于列宁主义的修改。在本质上，依然坚持着阶级斗争的理念，依然坚持着工人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达到社会主义方式的理论。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跟斯大林最大的分别，就是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提倡国际“不断革命”。
当斯大林执政之后，托洛茨基于1927年被流放，1940年被暗杀。几乎所有的列宁主义的坚持者，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以及苏联的托派人士均于1927年开始被逮捕。此外，任何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都习惯的把自己的政敌称作是托派分子，“托派”这个词在斯大林主义者的眼里是极左或者极右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讽刺的名词。而这种严重的区分也使得托派分子们觉得异常的光荣，因为他们认为叛变者主动与自己区分，证明自己与他们不是一伍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因为“托派”这种极其可笑的区分使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觉得异常光荣，他们认为叛徒主动区分自己是愚蠢的方法，反证了自己与之并非一伍，同时也反证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托洛茨基主义的形成，跟俄国革命后左翼反对派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斯大林派斗争的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列宁在他晚年时，也是极力反对官僚主义，并力促解除斯大林作为党总书记的职务。
历史发展：
“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刘仁静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