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回答法拉奇的问题发生在1980年8月。应该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但是,毕竟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就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行动。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政策取向了解不多,需要权威人士来宣布。邓小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后果,特别是对毛主席功过的评价,也有复杂的讨论。这就需要一个文件来明确,就是后来党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需要一个文件。因此,邓小平通过回答记者的提问来回答国际上的质疑和国内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