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风筝结尾的照片都是谁呀！

第一张是潘汉年，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主持上海的地下工作，1977年去世；

然后是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曾经分别主持上海、南京、天津的地下工作，相当于当时党的地下工作的铁三角，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意思是为党出生入死，敢闯龙潭虎穴的三人。钱壮飞和胡底都在1935年牺牲了，李克农一直活到了建国后，1962年去世；

后面是韩炼成，生平不详；接下来是熊向晖，曾任胡宗南副官、秘书，N次将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提前报给党，为党的应对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一直活到2005年去世；再后面是朱枫，她曾经赴台获取情报，却因叛徒泄密，1950年在台湾被捕就义；

还有张露萍，她是当时地下党在重庆的一员，在1940年被捕后，整整被军统特务折磨了五年，1945年被戴笠签署枪决；再后面是沈安娜，蒋介石的速记员，在各级国民党的会议上搜集情报给我党，为党做出巨大贡献，一直活到了2010年。

扩展资料：

《风筝》的剧情简介：

重庆军统王牌特工郑耀先，以狡黠机智和心狠手辣闻名。郑耀先其实就是潜伏在军统的***特工“风筝”，为了确保“风筝”像一把尖刀始终刺在敌人的心脏上，在最关键时刻给国民党致命一击，郑耀先不得不成为自己同志眼中人人得以诛之的军统六哥。

上线的牺牲让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化名国民党留用人员周志乾，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继续为组织提供重要情报。在自己“风筝”的身份被组织证实后，他仍然以隐蔽的方式，协助公安局破获多起潜伏特务。

在三十多年的情报员生涯中，他被敌人长期追杀，忍受着妻离子散。对他来说，情报员本身就意味着牺牲，而一个人能有资格为国家牺牲，就是对自身价值的最好证明 。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风筝

1961年上映一部很经典的谍战片叫《51号兵站》，讲的是1943年苏中地区新四军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地下兵站，因遭叛徒告密而遭到破坏。

随后新四军派青年干部梁洪到兵站工作，他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与日伪军斗智斗勇，在敌人眼皮底下将一批用于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安全运到苏中根据地。影片再现了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与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

该影片1960年就完成拍摄，公映前曾送到陈赓处征求意见，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看这部影片时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边看边评价说： “日本人占领、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员又能弄警车，又能化妆成日本宪兵， 胡编乱造、 吹牛。”

当然，陈知建这么说并非有什么恶意，我们常常会以自己的认知来评价一件事情，但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陈知建当时正在上中学，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自然会对影片中的故事有一些疑问。

在一旁的陈赓听到儿子的评价后生气地把他训斥了一顿：“你懂个屁？当时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凭什么不信？国民党重要人员身边都有我们的人，后来他们的作战厅长都帮我们送情报，你信不信？”

陈知建仍然说不相信，陈赓笑了笑不再说话，知道这是儿子想套自己的故事。但当时隐蔽战线上的事涉及到国家机密，他不能细谈。事实上《51号兵站》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的补给大多是从敌人眼皮底下运回来的，故事也能找到多位原型。

虽然陈赓没有在新四军任职，但他对影片讲述的故事深信不疑，因为他在隐蔽战线工作时比这更加惊险。 如果说影片讲述的故事是深入虎穴，那陈赓的故事就是虎口拔牙。

南昌起义时，陈赓担任第20军第3师第6团1营营长，在南下广东的一次作战中他腿部中了三枪，受重伤。后来，陈赓辗转来到上海治疗腿伤，刚能拄拐下地走路便接到中央命令要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

中央特科是一个新成立的保卫机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其一，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中共党员进行血腥捕杀。据《中共革命史讲义》记叙： 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竟有33700多人惨遭杀害。 中共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安全，必须提前获取敌人的动向，以便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其二，在“白色恐怖”之下，大量动摇分子叛变投敌。革命本来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淘汰动摇分子长远来看对组织是有益的。但这些叛徒却供出了大量信息，使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他们对组织的伤害甚至比敌人还要大。叛徒们事后还能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享受出卖组织带来的利益。必须要将他们镇压，才能震慑更多打算叛变的人。

在此背景下，中央在上海成了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特科后来发展到4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 其中行动科在上海如雷贯耳，又被称为“红队”“打狗队”，叛徒听到这个名字往往被吓得腿脚发软。

陈赓进入黄埔军校以后一直在带兵打仗，中央为何会派他担任情报科科长呢？

1926年曾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几个科班人员之一。此外经过前期的革命斗争也证明，陈赓是一个忠诚可靠，勇敢机智的党员。陈赓本人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具有先天优势。当时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由顾顺章负责，陈赓协助他开展工作，顾不在时则由陈赓负责。

陈赓化名王庸，时而装扮成商人，时而装扮成上海的“小开”活动在各个公共场所。为了获取情报，他与警察、特务、租界巡捕交朋友，与 社会 上的三教九流拉关系，混得很熟。一见面，他们就称陈赓“王先生”或“老王”。

陈赓利用这些关系多次使组织转危为安。一次，地下党在法租界一家戏园里开会，由于走漏了风声租界警探突然包围了戏园。陈赓急中生智，找到一个认识的警探表示可以帮他守住一个出口，后来趁机将开会的党员从那里放走。陈赓还利用 社会 关系，营救出了一些抓捕的党员。

虽然前期情报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还远远不够。周恩来和陈赓制定了“拉出来，打进去”的六字方针。所谓“拉出来”，就是策动敌人内部人员提供情报。

一个叫杨登瀛的人进入陈赓视野。杨登瀛也曾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他八面玲珑，擅长交际，与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不错的关系，人脉极广。

杨登瀛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日本公司任职，被称为“日本通”，与上海的日本社交圈有紧密联系。此外，杨登瀛还通过广东老乡、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认识了国民党CC系的骨干分子张道藩。在与张道藩的交往过程中，杨登瀛为其除掉了一个政敌，获得了他的信任，被介绍给陈立夫。

后来陈立夫成立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时看中了杨登瀛，要他到上海搞反共侦查。杨登瀛内心非常矛盾，他不仅与国民党打交道，也有中共方面的朋友，他与江苏省委重要领导陈养山关系密切，早年还曾参加过一些进步运动，对中共是同情的。

杨登瀛认为如果不告诉中共很不够朋友。没有中共方面的帮助不仅办不成什么事，而且还有生命危险。如果能帮中共朋友办一点事，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去应付中统，这样既能在国民党那里发财，又不会有任何危险。

于是杨登瀛找到陈养山告知他情况，并说：“以后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能及时提供给你们。”陈养山对杨登瀛有一定了解，认为他是倾向我党的，而且能拉拢他对组织也有很大价值，于是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

中央研究后决定由陈赓单线与杨登瀛联系，陈赓决定先约杨登瀛见面。会面比较顺利，经过一番交谈，陈赓感受到了杨登瀛的真诚。他握着杨登瀛的手说：“登瀛兄，经中央批准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们工作。”

杨登瀛也高兴地说：“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就这样杨登瀛成了我党发展的首个内线情报员。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将一些不重要的报告、宣传品交给他，还编造一些假机关让他带人去破坏。在陈赓的帮助下，杨登瀛获得了信任，于1928年10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

他凭借此身份，很快就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英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建立了联系。此时杨登瀛已经打通了与上海各个方面的联系，将许多重要情报汇报给陈赓。他还为营救被捕同志贡献过很大力量，先后营救过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还被抄去一箱文件。英国人对汉字不熟，正在为一箱子文件发愁，杨登瀛奉陈赓命令找到巡捕房，表示愿意找专家帮他们鉴别文件，并利用此机会将其中几份重要文件取回。之后他告诉巡捕房，那些文件都是些学术研究资料，没什么价值。英国人由此认为关向应并非重要人物，当年冬天将其释放。

杨登瀛不仅掌握了敌人的动向，而且还能及时发现我方的叛徒。他发现的叛徒包括：出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的何家兴夫妇、出卖彭湃的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周恩来的黄第洪等。

制裁叛徒也是陈赓最为惊险的工作之一，由于当时中央特科缺乏专业人才，虽然陈赓是情报科科长，但也经常参加制裁行动。其中最为惊险的是制裁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军委在上海租界一处秘密地点开会。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赶来，将彭湃等人逮捕。原本要参会的周恩来因临时有其它任务而请假，躲过一劫。他立即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营救彭湃等人。

陈赓安排杨登瀛将营救意图秘密告知彭湃，杨登瀛还打听到租界工部局将在28日把彭湃等人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周恩来决定武装劫车救人，凡是能打枪的队员全都要参与营救行动。

28日早上，特科人员集中在一处秘密地点，以开照相馆为掩护的范梦菊（以后叛变）骑脚踏车将手枪送到后，大家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大吃一惊，上面还涂着厚厚的黄油。他们只能立即去买煤油回来将黄油擦干净，这一过程花了一两个小时。

随后周恩来亲自率20多人化妆成拍**的外景组埋伏在敌人囚车必经之地，但他们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囚车，事实上在他们到前囚车已经开走。营救行动功亏一篑，两天后彭湃等人被敌人杀害。

此次出事非常蹊跷，开会地址由白鑫安排，参会人员都是临时通知，也就是说只有白鑫有泄密嫌疑。 而且他虽然也被抓走，但不久后就被释放，最后牺牲的名单中也没有他。陈赓判断很有可能是白鑫叛变向敌人告密，必须要将这个叛徒镇压。

他立即约杨登瀛会面交代任务，经过杨登瀛调查，确实是白鑫告密，不过他此时正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这里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戒备森严。此外杨登瀛还探知，白鑫将在11月11日这天乘车前往码头，准备出国躲风头。

陈赓在范公馆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安排5个人在那里监视。他还亲自到现场观察地形，研究行动计划。11日下午，陈赓安排7名队员埋伏在弄堂里。晚上10时左右，一辆 汽车 开进弄堂，停在离范公馆50米远的位置。接着范争波兄弟和几个保镖陪着白鑫从门口出来朝 汽车 走去。

这时特科队员突然冲出来朝他们开枪，白鑫见状边朝前跑边开枪还击。不过特科队员早有埋伏，不久就追上白鑫，三枪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枪战中范争波兄弟也被击毙。当国民党便衣和巡捕赶来时，特科队员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外国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特科“红队”也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一个称号，在一段时间里租界的巡捕再也不敢找地下党员的麻烦，即使他们公开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文所说“拉出来”借助的是别人的力量，虽然为中央保卫工作做出过很大贡献，但那毕竟不是自己人，在使用上仍有许多不便。要更大范围地获取敌人的高级情报，只能派我们自己的人潜伏进去，这也是中央特科另一条方针——“打进去”。

早期打入敌人内部的著名人物有被称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钱壮飞原先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后南下到上海。

1928年9月，国民党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陈赓的安排下，钱壮飞考入该班，后来被分配到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这原本是个商业机构，组织最初的打算是利用国民党的机构培训我们的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后来，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他安排表哥徐恩曾担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处长。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而且他才华出众、聪敏机灵、工作勤恳、为人练达，很快就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

徐恩曾调任了好几个地方都把钱壮飞带在身边，要其担任秘书。1929年冬，徐恩曾担任党部调查科主任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他让钱壮飞帮忙扩大特务机构，并在南京设立指挥机关。钱壮飞借此机会将李克农、胡底等人安排进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平时纵情酒色，每天只是到办公室露个面就走。一切事物都交由钱壮飞处理，所有文件都先由钱壮飞提出拟办意见再交他签字，这就相当于国民党特务机构最核心的部门全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前三次“围剿”的行动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都被钱壮飞送到中央。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由于违反工作纪律在汉口被敌人捕，不久后他便叛变表示自己知道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的住址，还掌握全国地下党员名单，愿意协助国民党将他们一网打尽。

汉口方面为了抢功急忙给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电报，报告了顾顺章被捕后叛变的情况。钱壮飞译出这条电文后大惊失色，假如顾顺章被押往上海，那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势必遭受灭顶之灾。

钱壮飞立即给李克农发了一封电报：“母病危，速转院。”保险起见，他又派自己的女婿赶往上海找李克农。他自己则打算通知潜伏在敌营的地下党员后才撤离。李克农得知这一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立即找到陈赓汇报。

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采取了紧急措施，连夜通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上海一大批重要领导安全撤离。顾顺章带着敌人赶到上海后，立即进行了全城大搜捕。不过各处秘密机构早已人去楼口，一些地方烧毁的文件还在冒着青烟。陈立夫只能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由于陈赓与顾顺章很熟，他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此时离开了中央特科。此后中央机关陆续迁入中央苏区，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该机构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加上后来上海的中央特科不断遭到敌人破坏，最终于1935年9月结束了它的 历史 使命。

中央特科的 历史 使命虽然结束，但隐蔽工作还在继续，比如：粤军将领莫雄内心也倾向我党，他搞到了国军第五次“围剿”的详细计划，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提供了巨大贡献。地下党员熊向晖一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搞到了他进攻延安的计划，保障了中央驻地的安全。他与申健、陈忠经被称为“龙潭后三杰”。

在隐蔽战线上，这样的英雄人物数不胜数。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名字和英雄事迹并不为外人所知。这些无名英雄们，始终抱有坚定信仰，忍辱负重，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知建起初不相信谍战片中的剧情，后来他到重庆工作担任警备区副司令，他管理的干休所里有一个叫郭汝瑰的老人。他曾潜伏敌营担任国民党作战厅的厅长，他提供的情报为孟良崮战役、徐州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陈知建了解到他的经历后，才知道父亲陈赓说的那个为我们提供情报的厅长就是郭汝瑰。陈知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这次是真的信了……回想小时候挨我父亲的那顿训，现在还是感到刻骨铭心、意味深长。”

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深得蒋介石信任，成为了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里，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在解放战争时期更是攻入延安，成为进攻延安的单箭头。虽然当时延安只有一座空城，但是依然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胡宗南手下有三位高官都是地下党员，手下的第一秘书熊向晖就是地下党员，和申健、陈忠经一起被誉为“龙潭后三杰”，屡屡送出关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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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宗南的主要几个参谋长盛文、罗列、薛敏泉虽然能力超群，但也无济于事，军事计划再好，也是先送到毛主席那里。所以胡宗南的部队在解放战争期间，作战不利，多次受挫。手下的五十万人马被解放军全部消灭，最后只身坐飞机逃到了台湾。手下的部队则没有那么幸运，三大参谋还是凭着个人能力，成功潜逃到了台湾。临行前，胡宗南明人不说暗话，叮嘱几个参谋，：“我此行去台湾汇报工作，你们带着队伍从沿海撤退。你们长期在参谋本部工作，基层实战经验久缺。撤退工作艰辛，给你们准备了一批白糖，很实用的，化水可充粮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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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不久，胡宗南单独坐着飞机飞走了，大家各自回部队准备撤退工作。几任参谋长中薛敏泉去台湾算是比较顺利的，薛敏泉自从1939年跟着胡宗南以后，凭着相当出色的参谋能力，得到胡宗南的赏识，非常重用。为了给他镀金，更是让他破天荒地担任76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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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敏泉的76军败退四川后，归第7兵团裴昌会指挥，没想到裴昌会投诚了，薛敏泉站稳脚跟后，以去重庆探望76军家眷为借口，离开部队并悄悄取道香港到达台湾。后任战略计划研究委员，不过他的寿命很短，1954年年仅46岁去世。盛文毕业于黄埔六期及陆军大学十期。从1945年起，盛文历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制订了不少对陕北彭德怀部的军事计划。多次得到胡宗南的肯定，但是对于执行计划的将领来说，盛文的计划只是纸上谈兵，总是脱节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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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胡宗南的部队对陕北中共发起进攻以来，确实是深陷泥潭有鉴于此，胡宗南把自己的老参谋长罗列调回指挥。则给盛文实权，外放3军任军长一职。此时，盛文作为成都防卫总司令，坏消息不断，友军的陈克非、罗广文两个兵团宣布起义。盛文以牺牲36军123师牵制解放军为代价，国军突围各部勉强抵达邛崃，但在解放军的直插包围下，突围总指挥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也投降了。消息传到3军军部，众人大吃一惊。商议后仍决定冒险突击，盛文在混战中隐藏在古庙的柴禾堆中得以幸免，其余人马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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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文此后风餐露宿，跋山涉水，逃到了香港再转到台湾向国防部报道。罗列出生于1907，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担任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作战经验丰富，实战能力强。罗列甘愿留下替胡宗南指挥部队，结果6万人在西昌战役失败后，罗列带着残余的约两千人向西南边境方向逃跑，部队断粮多日，携带的白糖早已丢失，部队抢彝人种植的甘蔗、玉米，被少数民族彝人包围袭剿，在混乱中，罗列侥幸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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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罗列和一部分部下辗转于多个省份，靠抢甘蔗过日子，因为粮食被百姓埋入地下找不到，而甘蔗除了皮不能吃，其余部分都可以吃，几根甘蔗可以管半个月之久。日本忍者可以二周不吃不喝，原因就是他们有个秘方，将短裤用蜂蜜泡过，所以糖是最能延长生命的。最近几天有个新闻，说是大街上城管抢老人售卖的甘蔗，闹得沸沸扬扬的。个人认为他们完全是吃饱了撑的，稍有一个明白人给老人三五百块钱，何至于满世界丢人。当年罗列抢甘蔗、玉米吃是为了活命，不过他们遭到被百姓追打，罗列在部下的掩护下，最终一个人顺利地到达广东香港，最后去了台湾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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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宗南的三大参谋都能到达台湾，说明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外人说的那么草包，包括胡宗南。虽然内战反动，但是抗战中，他们还是为国家做了一定的贡献。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中共地下党三杰是龙潭三杰，龙潭三杰这个名字，是源于周恩来对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名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的总称。三人共同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职位便利，为中共的地下工作做出过突出贡献。

“龙潭”取自龙潭虎穴的意思，表示三人所处环境的险恶。20年代初，龙潭三杰组织了一个情报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他们利用自己在敌人内部的特殊岗位，在白色恐怖中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钱壮飞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死在乌江，胡底也是在长征中，被分裂分子张国焘陷害，后在1935年9月遭到杀害。李克农在解放后以及在朝鲜战场显赫一时，在党内评价很高，1962年2月病逝北京。

扩展资料：

“龙潭三杰”后三杰，是指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台湾三杰

吴石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人，1894年生于螺洲一个累世寒儒之家，先是读乡间私塾，后转入福州开智小学。

朱枫又名朱谌之，1905年出生。抗战爆发后，朱枫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新知书店做书刊邮购、会计，并于1945年加入中国***。1948年调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台湾的吴石重新建立联系，派她以投奔亲属的名义赴台开展工作。

赴台后，她将吴石等人提供的军事情报，通过渠道送回大陆。毛泽东看到情报后，十分赞赏。并写下了一首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陈宝仓，男，（1900—1950）字自箴，河北遵化县石门镇大辛庄人。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龙潭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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