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出现大量青铜器的原因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这一情形不仅和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是一致的，而且和其它玉雕、牙雕和漆器等广泛发展也是一致的，呈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灿烂光辉。

青铜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兽面纹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而所表现的物象却很多。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除了纹饰炯炯有神的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

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浮雕有圆浑和竣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分割为两部份。

铭文在商晚期后段有所发展，前段青铜器铸铬的一、二字较多，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西周早期 武王至昭王

周初的青铜器，以器形和纹饰而言，因袭商人遗风，非常明显，而在青铜器铸铭方面，周人形成了自己的习尚，与商人全然不同。周初铭文，有丰富的政治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朝代更换的背景，同时也说明了周初文化的着眼点。

但是，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形比较复杂，这中间混杂有相当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中期的青铜器。周克商后，把商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给周人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亦被分赐给周奴隶主贵族，而通过征服战争，还可以有种种掠夺。因而有大量商人青铜器，落到周人手中。至今周初墓中仍可发现一部分商器，其原因即在此。例如传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组礼器，其铭文非只一个族氏，而至少有三个族氏之多，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商末之器。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三件，所铸族氏之名有九种之多，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陕西关中周原等地周人旧居的墓葬中，出土的商器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克商之前周人没有大规模的青铜工业，至今还未发现可以构成时间发展程序的先周青铜器体系。在克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这些转而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因此出现了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如果不铸铭文，就难以区别是商或周，因而讨论周初的青铜器特征，必需与铸有周初铭文的器物结合起来。对于时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称之

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

可以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很多，如武王时代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代的小臣单觯、何尊、保卣、保尊、盥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康王时代的有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旅鼎。昭王时代的有旅尊、旅觥、旅方彝、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小臣宅簋等。

西周早期墓葬重要的发掘，有陕西宝鸡竹园沟和纸坊、澧西马王村、泾阳尚家堡、河南睿县辛村、洛阳砖瓦厂、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燕国墓地、河北昌平白浮、元氏西张村、湖北江陵万城、山东滕县滕侯墓地等等

。西周早期几乎没有新出的器形，但在沿用的器物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在鼎类器中，流行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口圈呈圆角三角形，腹部庞大而下垂的兽蹄足鼎，如德鼎、大盂鼎、外叔鼎等都是这种式样，中、小型鼎中也很普遍，它的流行直至西周中期。另一种是鬲鼎，即所谓“分裆鼎”，比商晚期更为流行，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分裆愈来愈浅，鼎做成袋足原是为的扩大受火面积，鬲鼎到了西周早期，以其特点来说多是徒存形式，袋足几乎成了残痕，如成王时的献侯鼎是其退化的典型式样。方鼎仍然是长方槽式，多数形体无大变化，有少数敛口垂腹四角圆浑的有盖方鼎开始出现，较早的为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圉方鼎。西周早期鼎足的做法，也有某些变化，在商代晚期，除小鼎而外，多是短粗的柱足，西周早期鼎的柱足，趋向于长而较细。

鬲类器中深袋足的束颈鬲逐渐减少，分化出形体较低而阔的几种式样。

甗类器多为甑鬲连铸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主要是甑的高低阔狭有些不同的做法，下部的鬲足也有作兽蹄形的。 但西周早期的数量比商代晚期多。

簋类器的变化比较显著。方座簋的出现最为突出。簋这种器形周初完全是因袭商末的式样，但是有些簋的

圈足下连铸一方座。周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玉时的叔德簋、伯矩簋、德簋，昭王时的令簋和过伯簋，以及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几具方座簋等等，都表明方座簋是始于周初的特有形式，在殷墟或相当于殷墟时代的墓中或传世器物中，从未有方座簋出现。

西周簋的设计趋向于加高圈足，方座簋的出现必定包含了提高器体成分，其它圈足簋的设计，也有类似的情形。有的双耳下有长珥，为了解决支撑的问题，在相应的两侧又接上垂长珥的两耳，成为四耳簋，用四根柱状的珥把鼎体悬托起来，也有四耳做成兽腿的形状。小臣速簋在圈足下另加三柱足，有的簋在圈足上做成四条

很长的兽腿。乙公簋双耳垂珥做成象的长鼻以为支柱，另在圈足的相应位置又置有两象耳。攸簋圈足下有三个立虎悬托簋体。也有的加高圈足，在圈足下缘再加一圈宽阔的边条。凡此种种做法，都在于升高簋体，用意是和方座簋的设计相同，是西周早期簋形制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卣类器在西周早期一度相当流行，现存的青铜卣中，属于这一时期的不在少数，卣和尊是周初两类最主要的酒器。形体大别为两类，一是各种椭扁体卣，一是直筒形卣。据现有的发掘资料，这两类卣存在着同样的组合关系，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地中出土的这两类卣都为—大一小的两器组合，这两器的容量比值约为3：2。甘肃灵台西周早期墓的漯伯筒形卣，也为大小两器组合，两卣大小组合的情形，最早的见于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鼎卣，此卣大者一器、小的另有一方座，其容量亦约为3：2。这一情况也许在商晚期后段

出土的卣已有成对的资料，但大小相配成组合的资料甚少。在周初两卣大小相配成组是固定的现象。

椭扁体卣这种器物的流行，本来是在帝乙帝辛时代，邲其卣就是帝辛时的产物。但是筒状形自传世的商器并不多，先是在灵台西周早期墓，后是在宝鸡竹园沟成组的发现了多起。

西周早期椭扁体卣比较普遍的是器腹下垂的很多，在铸有周人铭文的卣中，没有发现如商代晚期器腹最宽处在器体中线的较早形式的卣。垂腹形卣分为较高的和稍低的两类，但西周卣的发展趋向是器体偏低。

大约在成、康之际，有一种截面为椭方形的卣出现，即把扁体垂腹作成椭方体垂腹，如士上卣、庚赢卣等少量的截面为圆形垂腹卣，也出现于此时，如宗宝彝卣。

壶类器中主要是截面为椭圆形或椭方形的阔颈提梁壶，它是远承商代晚期前段同类扁壶而经过变化的式样。它的形体小于前者，颈阔也不如前者，但都有盖和提梁，前者提梁和盖或有或无。这种壶整个的数量甚少，

它大约是卣的补充，有的著录中统称为卣，但以形体而言，实属于壶类而不是属于卣类。

尊类器中，盛行无肩觚形尊。成、康时期有一类器体比例较高，圈足下常有宽阔的边圈用以增高气势，例如成王五年的何尊。也有不加边圈作寻常高度的，是商晚期形式所沿用。以上两种器腹都不显著臌出。另一种觚形尊腹部呈圆弧状臌出，是为新的变化。昭王时期的几件标准器如瞏尊、召尊等形体较低而宽，是这类尊的较晚式样。

西周早期爵也有某些特点，形体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两侧前端高于后端，是多数器的共同特点。具有刀

形足的爵，也是此时的特点之一。觚因袭商晚期，可以确知为周人所得的臣辰觚，与商觚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周原扶风家族器群中的青铜觚，中腰极细，不似一般商觚可以看得出器腹，纹饰只施于圈足上，是周初觚发展的唯一新式样。西周觚的数量远比爵的数量少，但爵、觚是成套最基本的酒器，当必有一定数量的漆、木觚相配，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漆觚、漆罍、漆簠，说明西周早期一些酒器和食器，是用漆、木器替代的。 至于觥、罍、觯等酒器，基本上是商代的因袭，但前两种方形器较多，尤其是方觥，为晚商所罕见。

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是商晚期的式样。兽面纹没有什么变化，但角型中多内卷角、牛角，其它的角型也有，但很少。有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周初具有时代特征性的纹饰是蜗体或卷体有触角的兽纹，武王时代的天亡簋，泾阳高家堡周初墓出土的一组青铜礼器都有这样奇异的纹饰。但是天亡簋上这一纹饰的图形已相当成熟，不能排除先周或商晚期出现这类纹饰的可能。

风鸟纹有所发展，盥方鼎、仲子觥、等等，都有西周早期典型的凤鸟纹饰。商代晚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大鸷鸟或凤纹为装饰，但西周早期的风纹显得更为华丽，数量更多些。其它鸟纹的种类，也比商代的鸟纹多。

西周早期青铜器最有特色的发展，是大量的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天亡簋、何尊、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麦尊、令尊等等都是铸有长篇铭文的重器。一般铸有数十字铭文的青铜器则属于常见，远远超过了商代晚期，从而体现了商周两代文化差别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宗教意识很浓，把青铜器作为单纯的祭器或礼器，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现了几篇载有锡命或记事体裁的铭释。周人则不同，他们也以青铜器作为庙堂的宝器，但是很突出的是他们凭借青铜器铭文来宣传作器者个人或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而这种荣誉和地位常常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西用早期许多青铜器铭文内容多以克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巩固统治种种政治事件或政务活动为背景。这一类内容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中最为突出，铭文的格式也比较活泼。西周早期一般地记载作器祭祀祖考的铭文也不少，这是商代习俗的遗留。周初青铜器中非周族所铸的器也不少，非周同姓的诸侯国所保存的还是原来的文化和礼俗。

西周中期 穆王至夷王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基本上是晚商的体制，除了铭文以外，整体面貌改变不多。到了穆王时代，

青铜器各个方面出现了急速的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了明显的分界。有的著作中将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划入西周前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而原有的传统式样也顽强地保留着。这一时期产生了形制很新颖的青铜器，也出现了传统的老样子或其残留。在穆王、恭王二世，这个过渡的特点，尤其明显。懿王、孝王以后青铜器的传统式样虽然渐渐地淡化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一些旧时的痕迹。

可以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很多。但各家对于王世的推断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件器，有的置于恭王，有

的置于懿王。而许多器的铭文中有关的人名都是彼此有联系的，虽然部分青铜器推定的世次不同，但主要是在中期的范围之内，作为这—时期的一般特征，是很明确的。穆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长由盉、刺鼎、斑簋、静簋、丰尊、丰卣等等。恭王、懿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墙盘、九年乖伯簋、十二年永盂、廿年休盘、效卣、元年师虎簋、二年王臣簋、二祀吴方彝、望簋、史免器群等等。孝王、夷王时有：师晨簋、师兑簋、师俞簋、五年刺簋、大克鼎、小克鼎、克盨等等。

墓葬的发掘资料，扶风庄白出有伯冬戈诸器的墓、长安普渡村出有长由盉的墓，是穆王时期或穆王之后的墓。宝鸡茹家庄弓鱼伯墓，也属于这一时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然西周中期的墓葬发掘有一定数量，但是陪葬青铜器中型以上的墓则很少发现。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大量发现主要来自当时的窖藏，所埋藏的青铜器群有时是同一世家祖孙几代人的器物，因而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和分期研究很有价值。重要的有扶风强家出土的即簋、师臾钟等器的窑藏，歧山董家出土有裘卫器群的窖藏，扶风庄白出土有微氏世家103件青铜器群的大窖藏。这些窖藏青铜器的时代经过分析，绝大部分是西周中期器，少数的也可能略晚。规模较小的窖藏

时有发现，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如齐家村东发现出有日已方彝和日己觥的窖藏中，也有几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鼎类器的器形出较复杂，存在着新旧两种形制。如恭王时代的两具曹鼎，其中铭十五年的是器腹低垂的柱足鼎，这种鼎西周前期常见，昭王时代的师旅鼎，就是这一形式；铭七年的是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则是新的形式。此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是大器或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器腹较浅，这种情形大约是昭穆之际出现的，而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宝鸡茹家庄2号墓所出的井姬鼎是合口鼓腹，有盖附耳和短柱足，儿鼎是扁圆腹合口立耳短足，都是常见的式样。还有一种鼎腹扁圆臌出，上段收束成一道宽的器壁，有柱足和兽蹄足，也是前所未见的。又如方鼎，穆王时吕方鼎是西周早期方鼎的典型式样，而冬戈鼎两器深垂腹短足圆角，一为立耳有盖，一附耳无盖，是为这时新的形制。至于那种形如锅状大敞口圜底兽蹄足鼎，特称为盂鼎，是这时期较晚才出现的。

“世家”一词，最早应出现在《孟子》一书（ 《滕文公下》：仲子，齐之世家也。 ）

后来被太史公司马迁引用，开创了一种文学体裁，作为专门记录诸侯兴衰的文体而闻名于世。后来被再次引用于形容每一代都能当官封爵的家族（ 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 ）

在中国的历史上，世家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西汉初年的军功集团、到笼罩在整个东西两汉上空的外戚、到东汉末年发展成熟的公侯大族，无不是称霸一方的世家。

皇权稳固时还好说，当皇权不稳时，要么就出现像王莽一样的出身世家的伪君子篡位，要么就像袁绍袁术一样出身世家的子弟称霸一方。

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扶风马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一个个震铄古今的家族，在朝堂上扮演着“四世三公”“累世公侯”和“去天尺五”的神话。

到魏朝确立的九品中正制，更是被一等一的世家河内司马氏取而代之为晋朝，彻底堵死了寒门的向上通道，政权从此只在世家中流转，进而开启了近400年的南北乱世。

在南北朝，更是演化出北朝的四姓高门和南朝的王谢家族这类的顶级豪门。皇帝从使用、到依靠、到不得不，豪门在朝堂的地位逐渐升高，直至垄断。以至于穷苦出身的南朝第一位皇帝刘裕，在开国后的一次宴席中，看着举止优雅的王家人，说朕贵为皇帝，但还是羡慕琅琊王氏的高雅和潇洒。后来的南朝齐梁陈，任你上层政权交替的血雨腥风，也完全影响不了王谢们的权贵地位。

后来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便是弘农杨氏的后人，其父杨忠是西魏、北周大将，随国公。

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出自陇西李氏，其祖父李虎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其父李昞正是杨坚的连襟（ 隋炀帝杨广和李渊是表兄弟 ）。据说陇西李氏还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人。

唐高宗时为了杜绝世家独大，直接下令，“七姓十家”被禁止通婚。

加之科举在唐代成为制度并被大力推行，寒门士子有了明确的、公开的、公平的上升渠道，世家的威力才稍稍减弱。

没错，只是稍稍减弱。世家大族仍是世人眼中的“高门”，也还是高门。有唐一代，仅京兆韦氏一门，就出了17位宰相，清河崔氏出了12位宰相。京兆杜氏差了一点，在唐代，只出了9位宰相。

宋代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军功集团全部被除权，而科举空前繁荣，真正的寒门子弟被大量提拔。但是，即便像写下《寒窑赋》的状元宰相吕蒙正，出身是贫寒，但也是标准的官三代；令人肃然起敬的范仲淹，其祖范履冰在唐代时曾为宰相，再往上往下仍为世代官宦。

在明清以前，世家的特点是，即使偶尔一两代衰落，马上能通过推荐、余荫甚至科举马上崛起。耳熟能详的北宋“贤臣”，起码都是官二代出身。王安石父亲就是进士出身，官至江宁（ 南京 ）通判（ 二把手，市长 + 市纪委书记 ）。司马光父亲更别说了，其父司马池进士出身、实权派人物，在中央是三司副使，在地方是多个名州的一把手，并且知道成名要趁早，给司马光从小就造势，让其有神童美誉，为以后铺路。

经过元朝100多年的统治，汉族人生活在“鄙视链”的最底层，似乎自此，“大姓高门”和“公侯世家”成为了稀缺品，世家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通过科举而产生人才这条通道仍在向他们招手，毕竟世家有家学，有传承，有秘诀。

明朝，明太祖通过明初四大案的清洗，军功集团势力大减，人才开始基本都从科举中产生。父子相传的世家慢慢转变为师徒制，某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即为该场考试考中人的“老师”，然后一个老师就会有很多学生，然后学生当了主考官后又有许多学生，生生不息。

饶是这样，世家的力量仍是强大。后世人人称颂的王阳明，其父王华是状元及第；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状元杨慎，其父便是嘉靖皇帝刚继位时主持大礼议的大学士（ 宰相 ）杨廷和，其家族更是以“一门七进士”而闻名天下。

清朝刚入关时，治天下还是以满人为主。待天下大定，还是通过科举网罗人才，为己所用。诸城刘氏，自刘必显从顺治九年中进士开始，代代出进士，其孙即为一代名臣、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刘统勋之子即为刘墉，就是大家熟知的宰相刘罗锅了，其侄刘镮之也是进士，后官至吏部尚书（ 中组部部长 ）。一门五代皆是进士，父子双宰相，乾隆皇帝几下江南，但凡路过山东，都会住到刘家祖宅，荣耀一时无两。桐城张氏，更是从张英康熙六年中进士开始，张英、张廷玉（ 就是《雍正王朝》中的张廷玉 ）和张若霭祖孙三代皆为大学士，尤其是张英和张廷玉，极受皇帝信任和重用，达到了“合家顶戴，满门朱紫”的世家盛况，是有清一代第一波汉族大学士家族的巅峰。

晚清的世家之风更甚，曾国藩家族、李鸿章家族、张之洞家族、翁同龢家族。。。这些历史书上的家族，其家族成员及门生故吏，可以说影响了晚清乃至民国的国家走向。

（终极秘密究竟是什么，敬请期待本系列下集）

扶风豪士歌原文：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雕盘绮食会众客，吴歌赵舞香风吹。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

翻译 暮春三月飞沙扬，安史胡儿太猖狂，城中百姓怨连天，哀号不绝断肝肠。天津桥下血成河，赤波呜咽泪不干，郊外白骨垒成山，南隐东南我奔迁。岂料道路尽充塞，难坏沦落士一员。直奔吴地避战乱，旭日东升曙光显，惊起鸟雀噪一片，开门扫除喜涟涟。梧桐初发柳絮飞，雕饰华丽美井栏。好景如画人欢畅，醉卧扶风豪士衙。天下奇士多直爽，与我意气投又羡，做人不以他人势，情谊深重可移山。香风欢愉客心暖，好客乡俗照胆肝。忽想战国养士人，原尝春陵四先贤，真诚待士美名扬，堂中食客人数千。今日君效前人样，礼贤下士情意长。我抚长剑谢主忙，脱帽欢笑表衷肠。饮君美酒歌一曲，来日报恩效张良。

注释 1胡沙：胡尘，指安禄山叛军。飞胡沙：指洛阳陷入安禄山叛军之手。2天津：桥名。天津桥，在县北四里。隋大业元年初造此桥，以架洛水，田入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然洛水溢，浮桥坏，贞观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尔雅》「箕、斗之？为天汉之津」，故取名焉。故治在今洛阳西南洛水上。波赤血：流水为血色染红，谓胡兵杀人之多。3「白骨」句：谓尸首遍地之意。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安禄山攻陷洛阳，杀人如麻，骸骨成堆。4道路赊：道路长远。赊：远。5金井：井口有金属之饰者。6「作人」句：作人，为人。辛延年《羽林郎》：「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此句反其意而用之，谓扶风豪士为人不依仗权势。7原尝春陵：指战国时四公子：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8「抚长剑」二句：咏自己才能非同一般。《孟子·梁惠王下》：「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9「张良」二句：据《史记·留侯世家》，张良怀抱着向强秦复仇的志向，在沂水桥上遇见黄石公，接受了《太公兵法》一编。后来，他辅佐汉高祖刘邦，立下了不朽之功。天下大定后，他不贪恋富贵，自请引退，跟着赤松子去学仙。这里作者以张良自比，暗示自己的才智和抱负。

此诗当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时值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二年。诗人在当年春天奔往吴地，在一位被称作「扶风豪士」的人家里做客。所谓「扶风豪士」可能是籍贯扶风的溧阳县主簿，他名叫窦嘉宾，李白在《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序》中提到过溧阳「主簿扶风窦嘉宾」，大约性情豪爽而好客，因此，李白称他为「豪士」。李白当时是避难而来，受到盛情款待，为了表示感谢，也借此抒怀，即席写成此诗。

此诗一开始，直写时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一年的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洛阳成了叛军的政治中心。洛城西南的天津桥下血流成河，洛城的郊野白骨如山。「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报国无门，空有一身匡世救国之心的诗人李白无奈只能奔往东南吴地以避战乱。

就在这时，李白遇到了「扶风豪士」。「东方日出啼早鸦」以下十句，描写在豪士家饮宴的场景。这一段写得奇宕，就是叙事过程和描写场景有很大的跳跃与转换。经这一宕，转出一个明媚华美的境界，这是闲中着色：四句赞美环境，四句赞美主人，两句赞美盛筵。这些诗句并不意味着李白置国家兴亡于不顾而沉溺于个人安乐，而不过是即事即景的一段应酬之辞罢了。从章法上说，有了这段穿插，疾徐有致，变幻层出。

李白并没有在酣乐中沉醉。铺叙过后，转入抒情：「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这里举出战国四公子，用以引发下面的自我抒怀。在战国那个动乱的时代，战国四公子各自蓄养了数千门客，其中不乏杰出人物。信陵君门客重义气，轻死生，以大智大勇协助信陵君成就了却秦救赵的奇勋，千秋万代，为人传诵。此时又逢罹乱，李白很想效法他们，报效国家。眼前这位扶风豪士虽然不能给李白提供立功报国的现实机会，但他「开心写意」以待李白，使李白顿生知遇之感，禁不住要将胸中事一吐为快。「明日报恩知是谁」一句极为自负，大意是说：我今天受了你的款待，明日定要干出一番事情来教你瞧瞧！诗人故意用了反诘语气，将下文引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末段表明心迹，一片真诚。南朝陈代诗人江晖有句：「恐君不见信，抚剑一扬眉。」（《雨雪曲》）古乐府《艳歌行》有句：「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李白化用其语，以「三三七」的句法出之，「清水白石」比喻心地光明，「脱吾帽」四句益发烂漫，活画出诗人率真的天性。接着，以张良为喻。李白把张良的事迹倒转过来，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这两句的大意是：我之所以没有象张良那样随赤松子而去，是因为功业未成，国难当前，我更得报效于国家。耿耿此心，黄石公可以明鉴。

李白七言歌行自由挥洒、不暇整饬，诗人的思想往往只包含在某些片断和句子中。《扶风豪士歌》以系念时事发端，以许国明志收束，这正是诗的本旨所在。

诗词作品： 扶风豪士歌 诗词作者： 唐代 李白 诗词归类： 抒情

一、译文

萧何，是沛县人。高祖刘邦是平民时，萧何多次用官吏身份保护他。高祖做了亭长，萧何还是常常帮助他。高祖以官吏身份服差役到咸阳去，官吏们都送三百钱，唯独萧何以五百钱送他。

秦御史考察郡事，萧何与其随员办理公务有条不紊。于是萧何被授与泗水郡卒史一职，公务考核名列全郡第一。秦御史想入朝建言调萧何进京，萧何再三辞谢，才能够未被调走。

等到高祖起兵做了沛公，萧何曾经担任县丞督办众事。沛公到达咸阳，各将领都争着奔向藏有金银丝帛财物的府库，私分了它们。

只有萧何首先入宫收取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文书、地理图册、户籍簿等文献档案加以保存。沛公之所以全部掌握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各地的贫富强弱情况、百姓生活疾苦状况，就是因为萧何收缴秦朝这批文书档案的缘故。

萧何以丞相身份接管留守巴、蜀，镇抚喻告全境之百姓，命令供给军需粮食。汉二年，汉王联合诸侯进击楚王项羽，萧何镇守关中，侍奉太子，坐镇栎阳，制订法律规章制度，欲立宗宙、社稷，建宫殿屋宇、县城乡镇，立即上秦，汉王准奏，许其办理。

要是来不及奏报，立即临时灵活处理，等汉王回来时汇报。萧何还统计户籍人口，按户征收粮饷，派出车船运送军需。汉王多次损兵折将只身逃走，萧何经常征发送中兵卒，立即补充兵员。汉王因此又特地委托萧何全权处理关中大事。

汉五年，击杀项羽之后，汉王即位称帝，评议功劳进行封赏。关内侯鄂千秋当时担任谒者，上前进言说：“皇上与楚军相持五年，损失大量军士、只身逃离的次数有多次，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补上那些缺兵的地方。并不是皇上下令叫他去的，但关中数万士兵开赴前线遇到皇上兵源缺乏的时候有多次。

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数年，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萧何水陆运送关中粮饷，军粮供给从不缺乏。陛下虽然多次失去关中以东大片土地，而萧何一直保全关中来等待陛下，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劳啊。”皇上说：“好。”

于是就下令萧何功居第一，赐许带剑穿鞋上殿，入朝时不需要小步快走。全数封赏萧何父母兄弟十多人，都有食邑。于是加封萧何二千户，“用来报答过去到咸阳服役时只有萧何比别人多送二百钱的恩情”。

陈豨谋反，皇上征讨到了邯郸。韩信又在关中谋反，吕后采用萧何计策诛杀韩信。这年秋，黥布造反，皇上自己带兵攻打他，多次派使者问相国在做什么。

回报说：“因为皇上在军中，所以相国京城安抚百姓，拿出财产帮助军队，和平定陈豨时一样。”门客劝说萧何说：“您离灭族不远了。您任职相国，功劳第一，不可以再增加了。

但是您当初入关时，本来就深得百姓之心，十多年了。都依附您，您还要孜孜办事来求得民心。皇上所以多次询问您在干什么，害怕您控制关中动摇汉室。如今您为什么不多买田地，低息借贷以玷污自己名声？皇上的心一定会安定了。”于是萧何采纳了他的计策，皇上于是大悦。

萧何买田宅一定居于偏僻荒芜处，建住房不修院墙。他说：“子孙后世如果有贤才，要学习我的节俭；没有贤才，也不会被权势之家所抢夺。”

孝惠二年，萧何列，谥号叫文终侯。

二、原文

萧何，沛人也。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辩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尝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

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关内侯鄂秋时为谒者，进曰：“  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 。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

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 ” 上曰： “ 善。 ”

于是乃令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 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 。

陈豨反，上至邯郸。而韩信谋反关中，吕后用何计诛信。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曰：“ 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军，如陈豨时。 ” 客说何曰： “ 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

然君初入关，本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尚复孳孳得民和。上所谓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貣以自污？上心必安。 ” 于是何从其计，上乃大说。

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曰：“ 今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

孝惠二年，何薨，谥曰文终侯。

三、出处

《汉书》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二、作品赏析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三、作者简介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萧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书

扶风都是家庭户

扶风耿氏一门出武将，其中东汉开国名将耿弇，位列东汉光武帝敕封的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

耿弇的父亲耿况，任边境太守，本身就是武将世家。耿弇自小随父居住，目睹父亲校场练兵，检阅骑射，所以特别喜爱军旅生活，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光武帝初年，他协助刘秀攻张晔，伐延岑，收上谷，定渔阳，取涿郡平张步，败隗嚣，率兵平四十六郡，攻城三百未尝受挫，年纪轻轻就封侯并授边

大将军印绶。平定齐地后，光武帝刘秀将耿弇与西汉名将韩信比较，言其所立战功比韩信更难，可见耿弇功勋之卓著。耿弇弟耿国，被光武帝封为黄门侍郎，迁升射声校尉，后封为五官中郎将。他曾向光武帝建议:联呼韩邪单于而抵御鲜卑，抗匈奴，保证了边塞的安宁。耿国长子耿秉，体魄魁伟，腰阔八围，

庐江世家何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共诞生七大何姓郡望，分别是：庐江何氏（安徽）、陈郡何氏（河南）、东海何氏（山东）、郫县何氏（四川）、扶风何氏（陕西）、丹阳何氏（江苏）、齐郡何氏（山东）。“东海家声远，庐江世泽长”，说的就是何姓郡望。

郡望初步形成于东汉后期，发展于魏晋，盛行于东晋、南北朝。“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西汉沿秦设置庐江郡，但历代庐江郡治有很大变化，安徽省的庐江、潜山、六安、霍邱、霍山、合肥等，都曾经是庐江郡的郡治所在地。

唐朝士族排名如下：

1、禁婚家族

排在金字塔最顶尖的是七个禁婚家族，或者叫五姓七望，除了关中地区的陇西李氏外，其他六个禁婚家族都来自山东地区，分别是赵郡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

2、来自关中地区的士族

京兆杜氏、河东柳氏、河东裴氏、河东薛氏、京兆韦氏和弘农杨氏。

3、来自代北地区的士族

河南陆氏、河南元氏、河南宇文氏、扶风窦氏、河南于氏、河南源氏和河南长孙氏，这些望姓都是在北魏时期向南迁徙到京城地区的。

4、出仕于南朝的士族

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陈郡袁氏。

5、来自东南地区苏州一带的士族

吴郡朱氏、吴郡陆氏、吴郡张氏和吴郡顾氏。

士族

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士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同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国家政权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力、统治方式与技术能力、文化上的向心力、市场交换的频度与交通、传播事业的发达等方面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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