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多长时间处于战乱之中

从安史之乱到唐结束，都是战乱时期吧

唐朝战乱起点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私有性所造成的固有矛盾。

起因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时期﹐由于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见天宝十节度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着﹐经常以一个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藉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著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江南的节度使大多是服从听命中央的，而且其所辖地区是唐中后期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泾原兵变

唐德宗时期，河北一带的藩镇叛乱，用来镇压叛军的一支部队趁势占领京师长安，德宗逃到汉中，用了4年的时间才平定，史称泾原兵变。这虽然是藩镇割据初年的叛乱，但是范围却越来越大。

元和中兴

尽管唐宪宗派兵平定了藩镇割据，但根子却并没有除掉，许多藩镇趁平定一些民变之机，扩大势力范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冬天一个雪夜里，唐邓节度使李愬率领九千士兵雪夜袭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定了淄青李师道。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曾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全国表面上维持统一，是为「元和中兴」。

三镇复叛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後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鎔“献马牛戎械万计”。

晚唐

唐僖宗以後，社会矛盾激化，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中央徵集各镇士兵围剿，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董昌、钱鏐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政权瓦解。

黄巢叛将朱温投降唐朝朝廷，并且平定黄巢军，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温做了节度使，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时控制范围最大的藩镇李克用。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到了唐昭宗时，朱温还把朝政大权牢牢的控制住了。最后到了唐哀帝（唐昭宣帝）。藩镇并未随著唐朝灭亡而消失，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都可以视作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只不过部分藩镇或许选择不承认中原政权而完全独立，以建立王国或帝国。一直到宋太宗灭掉北汉之时，才消灭藩镇割据的局面。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伪满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4、5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5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抗联队伍经过几日的奔袭，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明天早晨过河。10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部队在河畔露营后，燃起了几堆篝火取暖。日伪特务葛海禄发现了江边有篝火闪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有抗联战士在江边休息。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军与伪军将抗联战士包围。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敌人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此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组织女战士殿后，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军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敌人一下子慌了神，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冲出去的同志最后听到她们齐声喊――“快往外冲啊！保住手中枪，抗战到底！”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的更加猖狂边打边叫：“乖乖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当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冲出日军的包围后，多次组织抗联战士回来营救，因日军火力强大未能成功。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 8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只有13岁。

刘胡兰

刘胡兰，女，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现改名为刘胡兰村）人，1932年10月8日诞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出生时父母给她起名“刘富兰”，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挣扎在苦难与贫困线上的家庭对富裕生活的企盼与追求。然而，在那黑暗笼罩的年代，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与劳役压得这个家庭连气都喘不过来。父亲刘景谦，虽是种地的一把好手，但是在封建地主与富农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加上连年的天灾兵祸，虽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难以支撑这日渐贫困的家。由于长期的清贫与劳累，生母王变卿身体虚弱多病，特别是生下其妹爱兰之后，一病不起。刘胡兰4岁时，生母就撒手人间，使刘胡兰过早地失去母爱，倍加体尝到了人生的不幸与苦难。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文水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不久，八路军来到文水，同人民一道抗战，刘胡兰和云周西村人民一起欢迎子弟兵。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吕梁山麓，救亡浪潮席卷了汾河两岸。1938年4月中共清（清源县）、太（太原县）、徐（徐沟县）特委文水特别支部成立，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成立，年轻的***员顾永田同志担任了第一任县长。5月，文水县抗日游击队在离云周西村25公里远的大象镇伏击了日本侵略军，战斗结束后，刘胡兰跟父亲一起慰问游击队，祝贺新胜利。

顾永田是文水县人民爱戴的好县长，1938年，他来到云周西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刘胡兰认真听了他的演讲。这年秋天，云周西村成立了抗日民主村公所，广大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

1939年秋天，云周西村成立了***地下组织，党组织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和教育，常给刘胡兰他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也就在这一年云周西村办起了抗日小学，还未入学的刘胡兰就经常和小伙伴们到学校听唱歌、看游戏。

1940年初，***领导的抗日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了反顽固斗争的伟大胜利，晋绥边区政府也在兴县成立了，抗日形势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八路军经常在云周西村驻扎，他们出操、训练、学习、做群众工作，刘胡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常常模仿八路军和小伙伴们玩游戏。晋绥边区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路过这里，县干部们也经常在云周西村活动，刘胡兰常听他们讲革命故事，迟迟不想离去。伟大的革命时代，深刻地影响着刘胡兰，使刘胡兰在抗日战争的暴风雨中度过了童年时代。

同年，也就是刘胡兰生母王变卿撒手人间的4年后，胡文秀从南胡家堡嫁了过来，成了刘胡兰的继母。勤劳善良的胡文秀一家人和睦相处；特别是对胡兰、爱兰姐妹俩无微不至的关心、呵护，使幼小的刘胡兰重新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幸福。

1941年，9岁的刘胡兰上了冬学，开学那天母亲胡文秀在用废纸订成的小本子上端端正正地给她写下了“刘胡兰”3个字，将“富”字有意改成自己的姓氏“胡”字，这一字之差透出了母女间的深情厚意。

由于连年的战乱，冬学不久就停办了，母亲胡文秀见刘胡兰勤奋好学，便利用在家纺线的机会，用家里盖面缸的石盖片做石板，用石灰块在上面手把手地教刘胡兰认字、写字。

刘胡兰的祖母经常给她和妹妹爱兰讲苦难的家史和村史，父亲刘景谦经常和乡亲们一起去根据地给八路军送粮食、布匹，他常对女儿说：“答应下八路军的事，咱就是拼上命也要完成。”

在艰苦的日子里，平川坚持斗争的八路军日夜活动在青纱帐里，刘胡兰常随情报员为八路军送干粮，传情报。抗日干部们顽强斗争的精神，给了她深刻的教育。

1942年，刘胡兰当上了儿童团长，经常和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掩护抗日干部。

一天，晋绥专署抗联的米主任，正在云周西村召开干部会，刘胡兰发现日军偷袭，马上报告米主任，使他们安全转移。

1942年中共文水县敌后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一天，工委李书记来到云周西村，传达党的指示，刘胡兰听了十分高兴，积极为落实党的政策出力办事，她常随武工队员到敌人据点散传单、贴标语，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就在这时，中共文水县委委员张振晋同志，隐蔽在云周西村，秘密领导这一带的抗日工作。刘胡兰经常受到他们的帮助和教育。

在艰苦的斗争中，许多优秀党员和革命战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使刘胡兰深受教育，特别是15岁的通讯员王士信、武占魁为掩护区长脱险，壮烈牺牲的情景，更使她永生难忘。

党的教育，先烈的影响，使刘胡兰更加无畏地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这年夏天，刘胡兰和敌工站的刘站长，趁敌人据点唱戏的机会，侦察敌情，顺利完成任务。

1943年，日寇为了维护其日益残败的局面，拼命地抢粮抓丁，党领导农民针锋相对，开展了抗粮斗争。有一天，敌人又来抢粮食，刘胡兰机智地把敌人引向破坏抗粮工作的地主家，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1944年夏天，抗日政府决定除掉汉奸刘子仁（住在保贤村），刘胡兰知道后，经常操心刘子仁的行踪一天，刘胡兰在下地回家的路口，看见刘子仁向保贤村走上，马上报告了区干部，协助武工队处决了汉奸刘子仁。

1945年1月，文水县工委领导全县万余军民打下了西社据点，夺回粮食50多万公斤，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5月，八路军伏击了偷袭云周西村的日本侵略军，在战斗中，刘胡兰和青年们主动上前线为八路军送弹药，救护伤员。

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1日，八路军打下了文水县城。第二天，文水万余群在县城集会，欢庆胜利，文水县人民掀起了拥军热朝。中秋节，刘胡兰和乡亲们一起慰问八路军。刘胡兰像一颗幼松迎着抗日的烽火茁壮成长起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url总统与中共未能按时履行停战协议，国共两党开始了内战。刘胡兰在***的培养下，投入了新的战斗。

10月，她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妇训班”的生活很苦，担任小组长的刘胡兰，经常帮助值日的同学拾柴、做饭、和同学谈心。

由于敌人的骚扰，“妇训班”曾几次转移，途中，刘胡兰拿文件、背粮食，帮助体弱的学员扛行李。她常常鼓励大家说：“八路军打仗死都不怕，咱们还能怕困难，怕困难哪能干革命……”

回村后，刘胡兰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积极组织妇女上冬学，宣传革命道理，带领妇女纺线织布、做军鞋、看护伤员、学习军事技术、参战支前。1946年5月，她被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光荣地加入中国***，为候补党员。当时她才14岁。刘胡兰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困难面前不低头，敌人面前不屈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久，她参加了区委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回云周西村领导土改运动，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秋天，国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住文水一带的八路军调往晋西作战，阎锡山趁机扫荡晋中平川，形势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中共文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留少数干部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也接到上山的通知。但经过锻炼逐渐成熟起来的刘胡兰，想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敌后工作更需要她，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上级批准了她的请求。在艰苦的环境里，她深入敌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经常出入“青纱帐”，隐匿“古墓穴”；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协助“武工队”镇压了云周西村罪大恶极的反动村长石佩怀。

赵一曼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加入中国***，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

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很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的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市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2年4月9日，郭沫若为赵一曼题写了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手，珠河亿载漾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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