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明朝内阁制度真正确立是从明成祖朱棣的时候，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明朝内阁是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顾问机构，虽然后来权势日大，但是因为没有决策权不得不受到司礼监太监的压制，内阁辅臣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

明朝建国之初并没有内阁，而是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朝开国功臣李善长、徐达、胡惟庸等人都担任这些职位。但是丞相统领百官、权力过大，影响到了朱元璋的皇权，因此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丞相胡惟庸被诛，丞相职务被彻底废除，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大权独揽。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个人，难以凭自己处理全国政务，仿照宋朝制度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文华殿大学士辅助自己处理朝政，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一直忙着两件大事迁都北京和北伐蒙元残余，因此长年不在南京，为了不耽误政事不得不成立内阁，为了制衡皇帝执掌决策权，内阁执掌议政权，六部分掌行政权。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内阁开始参与批阅章奏，允许阁臣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奏章上，最后呈送给皇帝亲自御批，称之为票拟；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因为内阁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是东宫的老人，因此加封内阁大臣为大学士，身兼六部官职，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宦官、勋贵两大集团受到打击，明代宗朱祁钰是文官集团一手捧起来的，因此内阁权力更大，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嘉靖帝继位后，将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的巅峰，内阁首辅张居正趁着皇帝年幼，拉拢大太监冯保让内阁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可惜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力又被削弱了。

但是从明宣宗朱瞻基提高内阁职权开始，同时设立内书堂教太监们读书识字，让司礼监成为压制内阁的机构。内阁手下有三法司，司礼监有锦衣卫、东厂；内阁手下有总督、巡抚，司礼监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内廷、外廷相互制约确保了明朝皇帝吃喝玩乐中依然掌控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朝廷制度最大的改革就是废除了将近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但是却不经意的弄出了一个比丞相制度还要厉害的内阁制度。那么大明的内阁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他的运作法则又是如何呢？

首先来了解一下明朝朝廷究竟是做如何运营：全国的各省，府，州，县把各地的奏章上送到通政使司汇总，经过此处汇总之后，再由司礼监的太监呈递给皇帝参阅，皇帝参阅过后，在由司礼监送至内阁，由内阁的阁臣在奏疏上批出处理意见，在送至皇帝处，由皇帝划勾，交由六科校对。

《明使职官志》就曾经记载过对于内阁的职权

“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起初，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很多旨意和批注都是由内阁大臣完成，并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随着明朝后来的皇帝越来越不愿意加班，甚至到最后连八小时工作都不愿意了，内阁大臣就变得越来越权高位重，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内阁，在真实明朝政治体系中地位和实力。

先来谈谈内阁大臣的第一个功能“献”。

比如说，国内发生了一件事情，皇帝对于此事有疑惑，就会咨询内阁大臣。大臣将对于此事的看法以及对策上奏或者谏言，就被叫做“献”。如果皇上采纳了这位内阁大臣的意见，就被叫做“献可”，要是皇帝不采纳，就被叫做“替否”。

在这里，要首先说下，朱元璋设立内阁的本初，是为了负责给自己整理文件公文。但是朱元璋本人权力欲望强烈，且依靠自己夜以继日的工作，才没有将权力旁落到内阁身上。

然而他的后代子孙，养尊处优，养在深闺处，自然而然无法像朱元璋一样能吃苦。所以慢慢的，也就从“秘书处”兼职到了“备顾问”的职责。

可以这样说，内阁在逐渐演化成一个皇帝的“智囊团”。比如说明朝的很多对外战争，以及对内的平叛都是由内阁大学士指挥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战策。

特别是万历三大征，这三场战役的获胜，不能不说是内阁的在背后辛苦的付出，又是调集钱粮，又是从国内征集士兵，要不然如果只依靠那个三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恐怕结果就很难说了。

内阁大臣的第二个功能“为帝王师”。

在明朝，内阁大臣是有义务和责任向皇帝和太子讲授儒家经典以及治国之术。因为如果你要能进入内阁，就必须是科举考试能进入一甲，进入翰林院，可以说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都是国家内最高学者。

比如说，内阁首辅高拱，就做过隆武皇帝的讲师，张居正就做过万历的老师，孙承宗也做过天启皇帝的老师。可以这样说，明朝的皇帝出于对自己老师的感情，也使得内阁这个行政机构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一种存在（因为在明朝的编制上，内阁只是一个皇帝的秘书处）

内阁大臣的第三个功能“票拟批答”

说到票拟，这个可以说是明朝内阁中内阁首辅被称为百官之首的最为重要的凭借，因为票拟，是使得内阁大臣拥有了可以否定皇帝皇权的能力，这种权力的能量甚至超越了中国历代王朝大臣的权力。

朱元璋本来将千年的宰相制度消灭，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但是恐怕朱元璋自己都没有想到，消除了丞相制度，却来了一个比丞相制度更为可怕的内阁制度。

这点道理，就像人类的疾病一样，每次人类消灭一个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就会出现另一种巨大的威胁人类安全的疾病出现。

比如先前，像水痘和瘟疫一直威胁了人类将近千年，像鼠疫就曾经带给欧洲将近两千万人的死亡，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是因为被西班牙人所带来的水痘因此永远衰落，但是这些疾病被人类攻克后，又出现了艾滋和埃博拉。

因此，可以看出，很多事情，不是人能控制的，哪怕是贵为天子也无法改变的。拟票就是内阁的大臣，以天子的名义草拟文书，以及从六部和各司送上来的奏章以及公文请示。在草拟之前，内阁首辅大臣首先会将所有的内阁大臣集中在内阁商谈好问题的解决办法。

然后再和皇帝共同讨论，研究出合适的解决方案，再由内阁草拟成文字，下达到六部各部门执行。所以说，明朝的内阁就几乎是唐宋时期，中书省，门下省，以及翰林院的综合机构。

这样方便的操作，就使得明朝的皇帝成为了中国历史皇帝中给人感觉最为慵懒的主要原因。毕竟，人的行为，都是制度的产物。在这样的制度下，明朝出现了武宗，嘉靖，万历，天启，光宗这样的皇帝也就不奇怪。

明朝六部和各司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中间没有宰相，而皇帝的政令和批复都是由内阁大臣草拟以及批复。

更为重要的是，内阁同时也是大明皇帝的智囊团，再加上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慵懒，因此明朝皇帝的权力和意志经常就被内阁大臣压制住。

那么票拟制度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所有的奏疏先全部送至内阁，内阁大臣阅览所有的奏疏后，写出内容大概，既“引黄”

二：阁臣用小票写出奏疏的应对方案，这就是票拟。

三：随后大臣会将“引黄”‘和“票拟”贴在奏折上，皇帝会在大臣“票拟”的奏章上用红笔“批朱”。在明朝的中后期，因为明朝皇帝越来越懒，很多时候，这最后的朱批都由皇帝交给秉笔太监来“批红”，皇帝只要语音就可以了。

了解明史的人，现在知道万历时期的张居正为啥权力那么大了吧，他自己票拟，再交给当时他的好战友兼好兄弟的秉笔太监冯宝“批红”。几乎是无缝隙直接对接，自己写的奏折，自己给“票拟”再自己“批红”，玩的是一身劲。

张居正也正是因为由此套路，才可以在言官众多的大明朝廷中，一意孤行的实行自己的改革措施，才将差点被嘉靖搞休克的大明朝又奇迹般的中兴起来。

四：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大臣的意见，就会有两种办法处理，一个是把奏章重新返还给内阁，让其重新“改票”。另一个是内心很纠结，自己也不知道改如何处理，但是感觉大臣给的意见不满意，就会将暂时留下来，暂不处理，叫做“留中”。

票拟权，本来是内阁大臣集体拟票，再交给皇帝。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拟票的权力也逐渐到了首辅手里。史书记载：

“居首者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

票拟权的绝对垄断，使得票拟权力成为了首辅的个人“特权”，就连次辅都没有权力。

五：封驳权

明朝的内阁几乎是所有当时读书人的终极梦想，首先权力很大就不用说了，这其中还有一阁超级厉害的地方，就是内阁在拟票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厉害的权力“封驳权”。

说白了，就是皇帝下达的指令，如果内阁经过探讨后，觉得不适合，或者有违民意，就可以将次御令封上交还给皇上。

万历时期，因为太子的问题，使得大明的朝廷官不聊天，万历皇帝终于扛不住大臣的疯狂攻击之后，终于熬不住，下令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是这个指令刚下，万历就后悔了，想撤回这个指令，但是此事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就封驳了这个上谕。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内阁首辅有这样的权利，但是这个技能不到万不得已，首辅是不会使用这样的办法的。

毕竟，这样做的代价，有可能会让首辅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搭上自己的生命。封建社会，皇帝是拥有生杀大权的，内阁首辅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将自己送进大牢甚至到菜市场。

内阁大臣除了以上的职权外，还有其它的职责。

内阁大臣除了是大明王朝中读书人的佼佼者之外，在军事上突出表现，也是让人不觉惊叹。像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中的总指挥就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李化龙，还有崇祯年间抵抗满清入侵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以及镇压流民的大学士杨嗣昌。

由于内阁的成员，依据明朝祖制的话，只能是五品。为了提高内阁的地位，这些内阁大臣都可以兼职其它的职务，比如太子太傅，太师，太傅，以及三公之位。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存在，最为厉害的组合是内阁首辅兼职太傅，再兼职吏部尚书。这一下子，就是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行政权和人事权都在自己身上。由此可想这是多么厉害。

明朝的内阁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一些懂得治理的人，弄到一起，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这又就是，明朝的皇帝比清朝的皇帝差那么多，其寿命还比清朝好要长的原因。

之所以明朝会灭，其中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崇祯太勤奋了，一个养在深闺的人，什么都不懂，又没有见识过民间的疾苦，但是却在哪里都瞎指挥，十七年的时间，就换了五十多个首辅。不懂的皇帝指挥懂的大臣，最后大明灭亡。

明太祖废丞相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君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丛集到他身上，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问题又无处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置四辅官以协赞政务。不久，四辅官因年老致仕或病死，未再设置。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秩皆五品。不过，当时重大政务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

明成祖即位后，选拔一批亲信的大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阁臣的设置从此成为常制，内阁制度基本形成。

成祖时，内阁之称谓、体制、职责各方面，基本上形成，但地位仍只五品，既无独立之办公室，六部的奏章，亦不先往内阁，故权力仍不大。到后来，杨士奇、杨荣、胡广等先后入阁，实权与地位皆有所提升。终明之世，内阁制度的演变。

扩展资料:

明朝最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原中书省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

同年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从明代起，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

成立

建文年间，改大学士为学士，悉数罢免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此后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明成祖朱棣虽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明朝内阁制度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

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

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

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

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

内阁本来并不是一个机关部门的名称。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学土、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所谓文学侍从官员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这些人并不能参与重大政务的研究，更不能独自处理什么问题，仅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彼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初期内阁的职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之下不得设置任何宫属僚佐，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任仅是“详诸司奏启”，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可见纯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来将内侍人员逐步升格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将已定型的国家机关和职官重新贬降为侍从。这样的模式曾经维持到他去世为止。其所以能勉强试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本人具有着不同于其后代皇帝的优异条件，他“肇迹民间”，“备历艰难，饱谙物态”，作为创业开国之君享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并且极勤于政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体制推动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是变局而非常局，可以适用于一时，而难垂诸久远。因为，由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事实上是绝难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期22年，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自必受宦官的钳制。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

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已经成为制度。这是由于，翰林院上述职官多在各次科举考试上名次最高的一甲人员中选拔，翰林院被认为是集中了士人中的精英，又一向职司御前的重要文字工作，所以从翰林院中选拔人员进入内阁，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据统计，明代曾任内阁大学士的共有161人，其中经殿试中进士的有157人，占963％；157人中又有131人经翰林院入阁，占大学士总数的8003％。足见科举高第，入翰林，乃为进入内阁的主要途径。当然，这些本来并无实际领导军政工作经验、久在翰苑舞文的人，进入内阁之后能否有所展布，就要看各人不同的主客观情况和条件了。

伴随内阁制度的建立和职权的提高，历史上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又在新的条件下有所表现。皇帝所要求于内阁及其大学士的，是不折不扣地承旨办事，绝不允许皇权旁落。而在当时，能否被选择入阁和能否受到宠信重用，又在于是否能忠忱地维护皇权和恭顺迎合，是否能胜任皇帝专制独裁的工具。故此，碌碌充位、但求持盈保泰的多，勇于任事的少。皇帝常因本人的爱憎而决定大学士的进退。自洪熙、宣德时期开始，曾在皇帝未登极前任过东官僚佐、藩邸长史、讲官等职，即与皇帝本人有过一定人事渊源的人，在入阁人员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诸如陈以勤、高拱、张居正、赵贞吉、朱国祚、袁宗皋等人均是。另外，有些人则是以精心迎合作为进身之阶的。例如，因武宗朱厚照无子，以兴献王世子朱厚熄入继，是为明世宗。他登位后，要求将自己的亲父尊为皇统，受到廷臣的反对，当此廷议沸腾之时，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揣摩逢迎，上疏主张“继统不继嗣”，引发出一场所谓“议大礼”的争论，张、桂、方等便因议礼有功，相继被以特旨宣召入阁。朱厚熄中年以后迷信道教，大搞玄修斋蘸，李春芳、严油、郭朴、袁炜、夏言、严嵩、徐阶等人均因精于撰写用以焚告上帝的“青词”，“以青词结主知”而先后入阁。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备员充位，但求保住高官厚爵。相反，其中有少数人在入阁后希图有所作为，要求对日趋颓败的政局进行有效的整顿，希望“起衰振隳”，却被认为“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如果一旦被怀疑是对皇帝有不忠不顺之处，往往便会被贬革，甚至下狱处死。嘉靖时期的夏言，崇祯时期的周廷儒，是被处死的两个有名的大学士。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积极主持改革改制的封建政治家，但也在身后惨遭抄家之祸。由此说明，明代在设相废相之后建立起来的内阁制度，并没有成为在封建社会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体制。许多老矛盾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封建制辅政制度仍处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

原因:因为明朝在废除了丞相制度后，全国事无大小都由皇帝一人管理，皇帝为了减轻负担，就设立了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国事。

不同:明朝内阁不是中央法定机构，没有权力，只是协助皇帝处理国事；而宰相是中央的法定机构，而且拥有巨大权力，甚至可以干预皇帝处理政事，并不是协助这么简单。

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固然可解决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

扩展资料：

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设立六部。明成祖朱棣因为皇帝要办理的事情太多，个人精力有限开始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明朝著名才子，谢缙就是第一任内阁成员之一。

这个时候内阁都是4，5品官员，地位虽高可是官阶很低。到了明成祖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因为个人精力更加有限。

于是将皇权分为批红权和票拟权。批红权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批，而票拟权则是有内阁掌握。这个时候内阁一般都是由大学士任职了。

不进翰林院就不能入阁的传统就是这时候开始的。而明朝灭亡后，清朝也采用了内阁制度。只不过名称有些特殊。

康熙时期的上书房的几个人就是实际上的内阁。到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就是实际上的内阁。一直到清朝末期1909年的新政，取消了军机处。开始民选内阁，而在实质上仍然是有皇室控制。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明朝内阁制度

明朝内阁制度是否先进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判定。

从加强皇权的角度来说，明朝的内阁的确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

之前明朝延续元朝的政治制度继续采用中书省加宰相的中枢朝廷的配置，但是没多久便爆发了胡惟庸案，朱元璋借口宰相制度有危害国家社稷的危险，借机废除宰相，从此君权和相权牢牢结合，达到了君主专制的顶峰。

后来又因为治政理政压力过大，皇帝又设立了几个“秘书机构”，诸如文渊阁、华盖殿等。直到建文四年，建文帝一纸召令系数罢免大学士，召解缙、胡广等入午门当值，最终成立了助手机构“内阁”。

内阁并没有实际权力，但是却帮助皇帝控制了大量的权力，直接加强了皇权。

从国家政治合理发展的角度来说，内阁制并不是一个先进的制度。

内阁制度建立在相权被破坏的基础上，意味着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相权的绝对失败，同时代表着国家真正走向了君主独裁。

失去了相权的制约，国家政治是否清明 、社会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完全取决于皇帝是否勤政善政。

看明朝数百年的历史，大部分的皇帝不作为，民生凋敝，特务机构高压统治，非常不利于国家的正常发展。主要的原因便在于相权的缺失，皇权的扩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内阁制又算不得是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

同时，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具有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越来越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击，形成朋党，势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

客观上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帝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间的争斗，似的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止的争斗，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致走向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致亡国。晚明接触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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