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是什么典故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政，战事连年。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

德宗是个性情急躁，刚愎自用的皇帝。即位不久，即听信谗言，免去名将郭子仪的一切职务，任用臭名昭著的卢杞为宰相，朝政更加昏暗。大臣陆贽为人正直，敢于谏诤，却遭免职、贬逐出京。德宗猜忌文武官员，却信用宦官。兴元元年（784），任用大宦官窦文埸、霍仙呜监左、右神策军，后又升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十五万禁军统率权归于宦官。

古代名画德宗于“奉天之难”中吃了苦头，流亡十个月后回到长安，遂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他令宦官当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到市场上抢劫民间货物，以供宫廷日用。各地节度使也以“进奉”迎合皇上的贪欲，名目为“内外方圆”、“用度羡余”，即将他们掠夺的额外财物送给皇帝十分之一二，每月或每日送来，称做“月进”或“日进”。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重用王伾、王叔文，二人均为顺宗做太子时的侍读，王拯善书，王叔文善棋。叔文有心计，侍读时常对太子讲民间疾苦。一次，太子与众侍读论及危害民间的弊政，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叔文无言。太子独留叔文问故，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如有小人间之，谓陛下收厌群情，则安解乎？”太子曰：“非先生不闻此言。”心中感激，遂大爱幸，与王拯相依附。

顺宗即位后，以王丕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宫中之事，依以裁决。时顺宗病不能言，由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由帷中可其奏。二王内结李忠言、牛昭容，外引荐吏部尚书韦执谊为相，又结交了陈谏、凌准、程异、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有识之士，共谋革除时弊，打击宦官势力。

首先贬逐了京兆尹李实。李实为官贪暴，不体恤百姓。贞元二十年（804）关中大旱，德宗召李实问民间疾苦，李实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强征租税，聚敛进奉，以固主恩。百姓只好拆房卖瓦、卖青苗以供赋税。第二年，有诏免畿内租赋，李实违诏征之，官吏多遭笞罚，顺宗即位一个月内，李实即打杀数十人于府。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二王通过顺宗，贬之为通州（今四川达县）长史，百姓欢呼，皆持瓦石于道旁，欲击其首，因避道而出，方免。

二月，罢百姓深恶痛绝的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贞元末年，宦官及其爪牙在长安购买民间货物，或付价极少，或不付价，称做“宫市”，甚为扰民。亦设五坊小儿——在宫中雕、鹘、鹞、鹰、狗五坊供役之人。他们横行闾里，或张网于门，不许人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许人汲水。如有违碍，则痛殴之，曰：“汝惊供奉鸟雀！”敲诈钱财，或留一袋蛇给卖主，嘱不许使之饥渴，吓得卖者连声哀求，才带走。这些时弊，顺宗做太子时已深知，故支持二王罢除进奉、宫市，五坊小儿，又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及盐铁使每月所进的“羡余”。

叔文每言：“钱谷者，国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谋整理财政，冀得国赋在手以固权，又恐人心不服，故加杜佑度支及诸道转运使，自为副使，实际专总，控制了财政大权。

王叔文改革的关键是夺取宦官的兵权。五月，任用宿将、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欲使神策军脱离宦官掌握，遭到俱文珍等大宦官的反对，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范希朝赴任奉天（今陕西乾县），诸将无一来见，数月后，只好返京。

俱文珍恶王叔文弄权，借王叔文加任户部侍郎之职，削去其翰林学士，叔文大骇：“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王侄为之力争，仍不许保留学士之职，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先是叔文因王侄，丕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由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韦执谊承奏于外。韦执谊升迁后，遂逐渐摆脱叔文，曰：“非敢负约，欲共济国家事尔。”数事与叔文作梗，叔文诟怒，遂成仇。

第四项重要的改革就是裁抑藩镇。永贞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到长安，对王叔文云：“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心相酬。”叔文怒，欲斩之，逃去。

第五，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实行盐铁专卖，设盐铁使经营。后巧立名目，除正课捐税外，每月要向皇帝送羡余钱，供其私用。这项弊政加重了百姓负担，影响国库收入，永贞时罢除。

第六，释放宫女和女乐。唐代宫廷奢侈，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诗，可见后宫宫女几千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凄惨日子，永贞年间，放出宫女、女乐九百人，使之与家人团聚。

第七，宫中禁征乳母，唐德宗时，往往要寺观选送婢女入宫，充当乳母，往往不能当选，只好卖掉产业从民间买有姿色的女子送上。这是当时一害，王叔文改革时下诏废除。

在唐顺宗支持下的永新改革，其目的是推翻宦官专政和消灭封建割据势力，革除弊政，因而遭到宦官和藩镇势力的强烈反对。刘辟为韦皋求为三川节度使不成，韦皋就勾结宦官，上表攻击王叔文紊乱朝政，又联合荆南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相继上表反对王叔文，要将他赶出朝廷。大宦官俱文珍等策划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又屡请让太子监国，以取代顺宗。同时，俱文珍伪造敕书，撤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调任吏部尚书。四月，王叔文以母丧去位。七月，王侄请宦官和杜佑建议王叔文为相，且总领北军，不获；又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当夜，王坯盛怒中风。

此时，俱文珍等又请太子监国，顺宗许之，令皇太子李纯主管军国大事。八月，顺宗亦自称太上皇，太子即位，是为宪宗。第二天，大宦官俱文珍便对革新派下毒手。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侄开州司马。王侄病死在贬所，第二年赐王叔文死。

二王之党亦遭贬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虞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彬州司马；人称“八司马”，永贞革新亦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公元806年，顺宗亦被宦官毒死。

贞元21年(805年)正月，李诵即帝位(顺宗)以后，就力图摆脱对宦官和豪族大官僚的依附，重用王叔文、王菼等人。柳宗元当时由于政见和他们一致，也被重用。由于顺宗即位前得了中风症，体弱多病，不能亲理朝政，国家大事实际由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掌管。他们执政后，便积极推行革新主张，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活动，历史上称之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持续时间100多天，最后因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

改革内容

罢宫市五坊使

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 五坊使也被取消。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悦。

取消进奉

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唐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50万缗，少也不下30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5] 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4]

打击贪官

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 京兆尹李实，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罢去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

打击宦官

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

抑制藩镇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其他：放出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人还家，与家人团聚。

韩愈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

王夫之：“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岑仲勉：“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

韩国磐：“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卞孝萱：“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

陈祖范：“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

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 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妒忌心理。

唐朝从“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此后直至灭亡的150年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一直是影响朝政的两大痼疾，历任统治者为此头痛不已，期间虽多次治理打压，但反反复复，都以失败告终。

唐顺宗永贞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挽救日益衰弱的大唐王朝，唐顺宗和他的亲信开展了一次以削弱藩镇势力、抑制宦官专权、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复兴变革运动，史称“永贞革新”。在反对派的猛烈反扑下，改革只进行了5个月，就以皇帝提前逊位、改革派被贬流放而惨遭失败。

上千年来，人们对这场改革的态度褒贬不一，特别是对改革的性质、参与改革的人物评价、改革失败的原因及影响，是非争议不断。

比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称赞永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而同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称这次改革是革新党派“小人乘时偷国柄”，极力诋毁这次改革。

对于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八司马”（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十人），有人称其为政治家，有人称其为“邪名古今”“逐臭市利”的投机权贵。

永贞革新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通过分析这场政治变革发起的历史背景和改革成效、失败原因，可以大体了解它为什么会从一场兴利除弊的革新运动，变成了一群投机政客的名利角逐。

一、永贞革新是一场兴利除弊、顺应时代要求的政治变革

唐朝从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一直不断。内部，宦官专权干政，严重削弱了皇权；外部，藩镇势力逐渐形成、不断坐大，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

唐顺宗即位前，做了26年太子。其父唐德宗李适在位后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

藩镇势力逐渐坐大，暗流涌动，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

唐顺宗做太子期间，因为藩镇叛乱，多次跟随父亲唐德宗李适外逃避乱、平叛，深知藩镇势力的危害。德宗前期曾大力削藩，但后来随着吐蕃的入侵，又需要藩镇势力抵御，于是对藩镇开始姑息，导致藩镇势力不断壮大。

宦官专权干政，严重削弱了皇权。

唐德宗在平定藩镇作乱中，开始不信任朝臣，转而宠信宦官，开了宦官掌典禁军的制度先河。宦官把持禁军后，地位越来越高，开始参与朝政，干权乱政，导致皇权衰弱。

德宗后期朝政腐败、政风日下，导致民怨日深。

李适执政初期，政治清明，任贤用能，国家一度出现复兴迹象。但后期热衷敛财，加重赋税，且宠信宦官、奸臣，致使贪腐成风，朝政混暗。

比如，当时的宫市、五坊（皇宫内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捕捉贡奉鸟雀为名，在街市上公开抢掠、讹诈，强索强取，百姓苦不堪言。“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资治通鉴》）地方官吏除了上交赋税，还要额外向皇宫进奉钱物，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官吏们以进奉为名，大肆搜刮民财，贪污受贿，政风腐败。

对朝廷面临的这些弊政，唐顺宗即位前就有所了解。做太子时，曾建议德宗罢奸佞，任贤能，颇受好评。韩愈称其“顺宗在东宫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唐顺宗“慈孝宽大，仁而善断。”（《旧唐书》）

做太子期间，他就和宠信的两个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经常谈论时政，并聚拢了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远、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一班官员，议论民间疾苦和政治积弊，

即位后，准备充分、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唐顺宗，很快就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韦执谊为宰相，柳宗远、刘禹锡等东宫集团成员全部提拔，形成以“二王刘柳”和韦执谊等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罢除宫市和五坊小儿，不许宦官假借皇宫之名外出采购；

取消官吏向皇帝进奉，下令禁止正税之外再征苛捐杂税；免除百姓所欠的各种租赋、钱粮；

罢免宫廷医工、相工、占星等冗官42人；释放后宫宫女300人及教坊女妓600人，节省财政支出。

贬谪贪污残忍、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为无辜被贬的正直之臣陆贽、阳城平反。

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意图收回宦官军权；

拒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要求兼管剑南三川的要求，抑制藩镇势力。

二、永贞革新是一场朝廷失控、被投机政客变成名利角逐的失败改革

从改革内容看，永贞革新直指腐败政风、宦官专权、藩镇势力等朝政痼疾，无疑是利国利民、兴利除弊的变革良药。但改革仅仅推进了不到五个月，就在反对势力的反扑下，中途夭折，最后，唐顺宗被迫下诏逊位太子李纯，历时146天的永贞革新正式失败。

参与改革的首要人物“二王”——王叔文遭贬后被赐死、王伾被贬后病死；韦执谊、柳宗远、刘禹锡等八名核心骨干，皆被贬为边地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原因多多，如顺宗病重、难以提供足够支持；反对派的阻力；时弊积重难返，等等。其中，革新派能力不足、私心太重、过于急进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面对改革阻力，革新派能力不足，缺乏应对策略。

改革，难免会触及不同阶层的利益，遇到困难和阻力。永贞革新涉及削弱藩镇势力、抑制宦官专权等朝政痼疾，自然不会一帆风顺。

以“二王”为首的革新派虽然筹谋已久，但受政治眼光、自身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充分预计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没有相应的应对预案，致使改革遇到阻力时，束手无策。

比如，在计划收回禁军兵权时，虽然任命了革新派人物范希朝和韩泰接管禁军，但各禁军首领在当权宦官的授意下，拒不交出兵权。范希朝和韩泰到任时，将领连面都不朝，王叔文却无计可施。

“范希朝至奉天，诸边将避而不见。韩泰白叔文，计无所出”。（《顺宗实录》）

收不回宦官的军权，抑制宦官专权就是一句空话。

革新派贪图权势，借改革之机贪财图势，将改革变成了名利角逐场。

永贞革新的发起者虽然是唐顺宗，但顺宗即位前已经患中风，口不能言。只能委托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东宫集团核心骨干——“二王八司马”。

但这些骨干中，良莠不齐，特别是“二王”，既没有真才实学，又品质低下。史载，王叔文出身一般，略知诗书，喜欢谈论治国方略，因棋艺精湛得任太子侍读。

“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旧唐书》） “叔文贱时，每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新唐书》——还没得势时，他就非常看重钱财。顺宗任太子时，名臣韦皋就曾上书顺宗：“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姿其胸臆，坐致倾危。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资治通鉴》）

由此可见，其人声望低下。

而另一重要人物王伾也是低下出身，以善于书法而被安排为太子侍读，受到顺宗宠信。

由于深得顺宗信任、倚重，顺宗即位后，迅速成为权势熏天的权势新贵，手握革新大权后，更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其私心逐渐暴露。

他们当权后，把改革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随意提拔自己的亲信家人，亲近之人只要有人说“谁可以做某某官，不过一两天就会得到任命。“二王八司马”等革新派人员的门前，送礼求官的骆绎不绝。特别是“二王”门前，有的为了求见，夜晚都得花一千钱住在附近，才能排上号。

史载“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出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如马市。”（《资治通鉴》）

王伾贪财受贿，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他专门做了一个大箱子装钱，钱箱只留一口，只能进不能出，夜里夫妻二人直接睡在上面。

他们还整天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互称对方是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

革新派的轻狂傲慢、专横弄权、贪财逐利,令正直朝臣无不鄙视，大大损毁了自身形象，也为改革的推进带来了压力。宰相贾耽,历经三朝，时人称为淳德君子。他看不惯王叔文之流小人得志,就告病辞职,另一位宰相郑珣瑜也称病回家，以表示不愿同意合污。他们本是中间派，他们的归隐，使本就名望不足的革新派失去了争取中间派支持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革新派动作过激，产生内讧，加快了革新运动的失败。

革新集团贪财图势，自损形象，不但令中间派避之甚远，连他们的同党都觉得看不下去，于是内部开始分化，逐渐产生内讧。

韦执谊是出身、名望最高的革新派成员。改革之初，对王叔文的安排部署言听计从。但随着革新派专权跋扈、声望日下，就有意无意地与革新派保持距离。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开始提出不同意见。

比如，官员羊士谔看不惯王叔文的姿意专横，就公开指责。王叔文大怒，马上让人逮捕羊士谔，并扬言处斩。韦执谊劝阻，王叔文又大骂韦执谊，甚至扬言连韦执谊一块处斩，使革新派内部逐渐分裂。

革新派在改革中，不顾实际，急于求成，导致树敌过多。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托刘辟求取掌管剑南三川，话说得很委婉，王叔文听后当即要处斩刘辟，吓得刘辟落荒而逃。

后来，当权宦官俱文珍联合韦皋等地方节度使，以顺宗体弱、过于劳累为由，共同奏请顺宗早立太子，分担朝政，以图抑制王叔文等人的权力。但王叔文贪图权势，担心立太子后会受到制约，就极力反对。

顺宗自知身体越来越差，也有册立太子之意。王叔文的反对，令他不满，于是开始逐渐冷落王叔文，并迅速立其子李纯为太子。其后不久，俱文珍又假传诏令，免除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使其不能进入宫禁参与机要。

“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旧唐书》）

后经王伾一再请求，才允许其三五日入朝一次。

此时，其母亲去世，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叔文不得不辞职服丧。为了彻底打击革新派，时隔不久，宦官与藩镇又联合施压“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公元805年七月，即位仅半年的顺宗被迫令太子监国。八月，顺宗禅位，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

宪宗即位，有拥立之功的宦官集团马上对革新派展开清算。“二王”同时被贬，其他八人均贬为边地司马，轰轰烈烈、历时146天的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

三、永贞革新是一场弊大于利、对中晚唐政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

永贞革新是唐朝中后期第一次针对藩镇势力和宦官专权的政治改革，虽然其针对性强，切中时弊，理论上利国利民，但由于改革者的操作不当，致使改革昙花一现、半途而废，成效大打折扣。

后世对这次改革非议颇多，总体上呈现前贬后褒之势。特别是自明末清初以来，对改革的赞扬占了主流。但结合当时和其后对唐朝政局的影响，这是一场主观良好、成效有限的极为失败的政治变革，某种程度上看，弊大于利——

其一，藩镇势力更加猖獗。

改革之初，藩镇势力虽然坐大，但并没有公开割据，名义上还是服从朝廷。但革新派对藩镇的打压，不但没有动摇藩镇势力的根基，反而加剧了朝廷和藩镇的矛盾。宪宗即位不久，西川节度使刘辟就公开反叛。几年后，淮西节度使、淄青节度使也先后反叛。宪宗李纯重用贤良，才将叛乱平定。

其二，宦官干政更为猛烈。

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因为拥立宪宗有功，更加骄横跋扈。不但继续掌管禁军，而且广泛参与朝政，甚至把持皇帝废立。宪宗以后直至唐亡，有两个皇帝死于宦官之手，八个皇帝由宦官废立。以打击宦官权势为重要目的的永贞革新，反而把宦官集团推上了权力顶峰。

其三，朋党之争更加激化。

顺宗朝以前，朝廷中就有朋党之分，但并没有表面化、公开化。永贞革新期间，王叔文为首的寒族新晋权贵，结党营私，互相唱和响应，提拔亲信同僚，打压官僚士族集团，使寒族集团与士族官僚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朋党之争正式形成，并愈演愈烈，延续到宪宗时期，更是爆发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严重影响了朝政。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唐朝已走出了“大唐辉煌”。 安史之乱是转折点，唐朝经历了初期的贞观之治和中期的开元盛世之后，开始由盛转衰。德宗年间，重用宦官，纵容藩镇，进一步加重了唐朝的危机。德宗死后，儿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而李诵早就身体不好，还在德宗活着将死未死之际，已是可大病缠身，后中风失去了说话能力，成了哑巴。一年后掌政的李诵也无法上朝理政，在位仅6个月就被轰下了台。而就在他在台上的短暂时间里，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二王”进行了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柳宗元就在这个时候登场了，时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掌文教外交的中级官员），成为“二王”改革的中坚力量，深深地卷入这场短促的改革之中。

要知道，柳宗元首先是个文人，其次才是“政治家”，一个不够成熟的“政治家”。同时参与了这场改革的还有刘禹锡，此人在诗文上也是大名鼎鼎。这真是一个才人辈出的朝代，刘禹锡被同时代的另一大诗人白居易称为“诗豪”。本是文人，却要参政，注定是一场悲剧。也正是由于他们这令人瞩目的文人的身份，——这也是我们今天知道他们的最重要的原因，使得这场短促的革新有了不同的意味，更加耀眼璀璨。而“二王”对刘禹锡更为欣赏，允诺事成之后，让刘禹锡担任宰相。这就还要涉及到另外一个人，他也值得一提，也是大文豪，三人一度还是好朋友，谁呢？韩愈韩昌黎。韩愈本人没有涉及这场改革，但事关事后对这场改革的评价，他的一些遭遇影响着刘柳二人认知上的变化。我们今天更为孰知的是，韩愈与柳宗元共同倡导“古文运动”，“韩柳”并称，他们是“唐宋八大家”之中的两位唐时代人。我们还要知道，韩、柳、刘三人在中央共过事，有过交集。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同一年——贞元十九年（803），从地方调任中央来的，刘禹锡任监察御史（相当于中央监察部处级官员），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见习，与御史职权相同，薪水少一点）。当时柳宗元30岁，刘禹锡比柳宗元大1岁，是31岁。而韩愈比他们更要大点，已是35岁，中进士早1年，进中央早两年，也刚刚晋升为监察御史。这样，他们就走到了一起。以文会友，相同的志趣让他们很快成了朋友，讨论文学，唱和诗赋。这是一段愉快的合作期，韩愈后来写长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也说：“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

俗话说：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不久他们就产生了罅隙。因韩愈抨击时弊，触怒德宗，被逐出朝廷，被贬官为广东阳山县县令。而当时刘、柳深受太子信任，正是朝廷里的红人。韩愈所检举的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实，曾是刘、柳在县里工作时对他们器重有加的老上级老领导，所以韩愈产生了怀疑，认为刘、柳两人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而刘、柳两人从韩愈突遭重挫的身上则看出了后台的重要性，“朝中有人好做官”，韩愈朝中无人，没有后台，难免遭受厄运。也许正暗暗庆幸自己有个大后台——太子李诵。也许正是因此，刘柳深深卷入，惜乎顺宗短命，后台没靠住。“永贞革新”是昙花一现，从开始到结束，共146天，是另一版本的“百日维新”。 “二王”被贬，另外还有八人俱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除柳宗、刘禹锡元外，其他六人为：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王八司马”。“永贞革新”时间虽短但电光石火，影响深远，同时争议也颇大，一直评价不好。

而在这对“永贞革新”非议的评价中，韩愈“功不可没”。对好友的怀疑未经坐实，后来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误解，不过韩愈一直未曾谅解。舒芜在《韩愈诗选》序中说：“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韩愈的长诗《永贞行》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之嫌，后撰写《顺宗实录》，其中也满是诋毁和中伤。这也成为韩愈一生政治上的污点。相形之下，白居易倒是充满着同情。韩愈在柳宗元死后为他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虽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做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提及此事仍语含讥讽。后世修《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书，关于“永贞革新”一直受韩愈的影响，基本照抄《顺宗实录》，据此立说。这样便使得 “二王八司马”形象受损，被说是“ ”，也有人说是“权力斗争”，“秘书干政”。他们仿佛成了千古罪人，只是从清代以来评价逐渐增高。柳宗元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禹锡临终前也曾撰写《子刘子自传》为“永贞革新”进行辩护，企图为王叔文恢复名誉。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初韩愈被贬，没有参与这场革新中来，两年后又被召回长安。这时“永贞革新”已告失败，自己从边远地区回到朝中，而旧友却从朝中到了边远地区。在他被贬黜的灰暗日子里，正是“永贞革新”轰轰烈烈的时候，刘、柳正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现在轮到自己春风得意，而他们正吟着诗文，游逛着山水，排遣着内心的苦闷。“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一坐飞语，废锢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柳宗元先是被贬到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后受命回长安，正满心欢喜，孰料又被贬至更远的柳州。“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柳宗元和刘禹锡又一同回到长安，又一同再次别离，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两人衡阳分手，柳宗元写诗相赠：“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柳宗元最终客死在柳州，年仅47岁。刘禹锡寿命长一些，活到71岁，几经辗转，虽未复起用，但晚年在洛阳还好有好友白居易、裴度等人相伴。他把柳宗元的诗文稿编为《柳河东集》，这也算是对好友在天之灵告慰吧。鲁迅《白莽作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不知刘禹锡为柳宗元编《柳河东集》的时候，是否也有这种心情。

就这样，柳宗元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贬为“自度罪大”的流囚，人生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变，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或许，真的是江山不幸诗人幸，诗穷而后工，政治改革失败，文学上的春天来了。柳宗元正是在流放期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西方精神分析学派把不幸、苦痛、创伤、挫折都视为一个人创作内驱力。弗洛伊德在1908年发表的《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谈到了不幸、幻想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来自于幻想——白日梦，而幻想是一种未完成的愿望的满足，来自于不幸。“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 “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一脉相承，他说：“作家的生育的苦痛，就是为了怎样将存在自己胸里的东西，炼成自然人生的感觉的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

正是柳宗元这坎坷的外在经历化作了他内在的创作驱动力。他没有沉沦，也没有选择逃避，也深知这不可能。他在不幸中幻想，在苦痛中反思，他要把政治上的挫败化为文学上的养料。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柳宗元形象有三个：一个是《江雪》中所刻画的倔强不屈、孤傲独立，一个是《渔翁》和《永州八记》等山水诗文中的闲适超脱、怡然自得， 再一个就是包括《黔之驴》在内的《三戒》中所具有的自我批判、内心反省。活在矛盾的痛苦的状态中，他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理一理头绪了。永州环境荒凉，十年生活，不堪回首。司马是个闲职，柳宗元真正的身份是个罪犯，这一点他很清楚。仕途没了，朋友没了，人生维艰。屋漏偏逢连夜雨，随他来永州的70岁老母病故，爱女又夭折。而政敌仍然不放过他，时时监视，造谣诽谤，人身攻击。33岁的柳宗元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致，内消肌骨。”王叔文被赐死后，他内心更加恐惧，“恒惴栗”， “行则膝颤，坐则髀痹。”大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小命毕竟捏在人家手里。一如一千多年前“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以抒情的笔调写道：“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构建”。

拨开笼罩在《三戒》上的迷雾，隐约可见隐藏其后的柳宗元对“永贞革新”一事自我反讽。本雅明说：“寓言的沉思必须清除对客观世界的最后幻觉，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物质世界上嬉戏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对于“永贞革新”，他只能采用文学曲笔，《三戒》就是通过三个寓言故事来表达。 “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什么事？当指“永贞革新”。这件事给予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太惨痛了，他说自己参加革新活动是“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这颇类似“黔之驴”，徒有其表，外强中干。所依靠的后台——顺宗皇帝李诵短命，靠不住。而依靠顺宗李诵的力量，不正是在主人保护下骄纵“临江之麋”吗？顺宗李诵退位，宪宗李纯上台，换了新主人，他们“改革派”立刻失势，成了“永某氏之鼠”。而同僚包括自己在内得势时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在别人看来，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弄弄诗词歌赋还可以，玩起政治也算得上“无才无德”、“外强中干”了。和皇帝比是小人物，但能为皇帝所重用，也说得上“官高位显”、 “上层人物” 。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说：“柳宗元的某些寓言，古代有的注家和今天有的论者以为或许是因为后悔自己及祸而作。从那些作品的内容来看，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柳宗元完成了《黔之驴》等的创作，警戒自己，也是在警戒他人后人。

由此可知，《黔之驴》实是一则驴被老虎吃的“悲剧”，而非是老虎吃驴的“喜剧”。 “黔之驴”是无罪的，虽然可怜，自有可恨之处。“黔之驴”的悲剧是柳宗元的悲剧，更是中国文人群体的悲剧。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人的悲剧史。自屈原以降，有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这就到了柳宗元、刘禹锡。韩愈也是，尽管与刘柳二人由好友而成为仇敌，但这是私仇，韩愈一样不顺，屡遭被贬。其后，苏轼、辛弃疾、李贽，等等，等等，名单实在太长。他们的共同特点：有才、刚正、倔强、不驯，也有得意时改不了自高自大的坏毛病。这是一种“驴性”气质，“驴性”精神，有几位还颇跟驴有渊源，王粲、孙楚喜欢“驴叫”，自己也学“驴叫”，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更是每日乘驴出游，而且不问方向，全凭性情，率意而行。这些人做做诗，写写文章，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搞起政治无一不惨败。也许，不经历这番苦痛不足以成就诗文的大名？

唐顺宗中风，经过治理后哑了，失去执政能力。宦官俱文珍等遂和外藩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联合反对改革派。三月，唐顺宗被迫立李纯为太子，并于八月迫使顺宗让位给太子，史称“永贞内禅”。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46天。革新失败后，其主要人物十人均被贬斥，史称二王八司马。

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权，二王一点办法没有。“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忌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宦官集团则依靠实力强大的藩镇和老臣，实施反击。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担心顺宗不久于世，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结果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仍然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他们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一个接一个提拔朋友和熟人。只要团体内有人说“某甲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两天某甲便已得到这个职位。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王伾还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二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 ，结果授人口实。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韦产生不同意见，窦群事件就是个例子。另外，王叔文要杀刘辟，韦执谊竭力劝阻。还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也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王叔文固然勇气有余计谋不足，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中国唐代顺宗时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的李辅国，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 ，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势力。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8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 ，史称二王八司马 。改革历时100余日，以失败而告终。一、永贞革新的背景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藩镇割据。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

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784）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一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亦成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关于永贞革新的人事背景，一般认为也主要有二：一是高级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对变革新政不感兴趣。如老宰相贾耽，《旧唐书》本传称：“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律人。”对防嫌免祸非常留意，对国家安危不想关心。新宰相高郢、郑珣瑜，亦均小心谨慎，而无显赫政绩。他们很容易与一些老藩镇、老宦官携手合作，共同维护旧的秩序。

一是低级官僚士大夫身无长物，不怕冒险，敢于以变革新政为己任。如王伾，仅官太子侍书；王叔文，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刘禹锡、柳宗元、程异，仅官监察御史；韦执谊，仅官吏部郎中；凌准，仅官侍御史；韩泰，仅官户部郎中；韩哗、陈谏，史书不记当时任官，职位显然更低。他们很容易与一些宫朝新进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的局面。另外，君主的态度，也为人事背景之一，对反对或主张变革新政的双方，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继位,任用王叔文王丕(单人旁)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革新,史称"永贞革新"革新的内容直指宦官专权之祸806年,宦官俱文珍,联合反对革新的官僚,逼迫顺宗退位(顺宗不久遇害),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是为宪宗王叔文被贬后又被杀害,王丕也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此即"二王 八司马事件"革新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当时最强大、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武装的，所以革新派面对的阻力很大。而经过安史之乱后，王权已经受到威胁，已经不再可以威吓一方，在皇帝手中并没有实质的武装，所以革新也就夭折。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由于立场不同，古今十分悬殊。韩愈撰《顺宗实录》，既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记述，又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评价。但该“实录”记述永贞革新本多不实，对永贞革新的评价自然也就不高。或认为涉及个人恩怨。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如近人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妒忌心理。如王叔文主持变革新政时期，侍御史窦群曾往拜谒，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问：“何谓也？”群云：“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韩愈举进士在贞元八年（792），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793）。到变革新政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对刘、柳等新进怀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韩愈《永贞行》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

”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后世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永贞革新，基本照抄《顺宗实录》。因而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很难公正。清代以来，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逐渐增高。或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或称：“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岑仲勉《隋唐史》上册）。或称：“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十三章）或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不用说，评价都很客观公正。但除此之外，站在当时人的立场，是否还应有别的解说呢？按史称顺宗册太子，王叔文已有忧色，口虽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丞相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犹见英雄末路之慨。而狷急如刘禹锡，所作《谒柱山会禅师》诗，对参加变革新政颇有悔意。其中“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句，尤见作者当时动机本不纯正。

至于柳宗元，性本柔弱，所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直称：“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对参加变革新政非常悔恨，倒不令人奇怪。总之，参加变革新政的低级官僚士大夫，包括二王在内，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名利思想。正因如此，他们才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然而此举，既授人以口实，又欲速而不达。这场变革新政运动，仅半年便告失败，参加者恐怕均难辞其咎。因此，对永贞革新的评价，恐怕还应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应该分别评价。受韩愈《顺宗实录》影响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主观动机。而清代以来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客观效果。就此而言，这两种评价都难免有片面之嫌。只有综合二者，才是公正、全面的评价。

1、刘禹锡参与了中唐时期一次政治改革,改革的名称是永贞革新。

2、简介

永贞革新（改革因在永贞年间进行，故得名。），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在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

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持续时间100多天。最后改革因为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而以失败告终。

在唐顺宗上位之后进行了一场革新叫做永贞革新，这一场革新大概是宦官势力集团革了革新派的命。因为这一次的革新制持续了八个月，而且是非常的不成功的。

唐顺宗的运气是比较好的，因为想到当皇上，我们都会想到腥风血雨的太子之争。但是唐顺宗就很幸运，他并没有争地头破血流，而是很顺利的就当上了皇上，但是他是当太子当了最久的皇上。在李诵当太子的时候，王叔文就是李诵的伺读，在李诵的一些日常行为当中王书文是会加以提点的。也正因为王书文的提点使得和李诵的距离拉得比较近，所以在李诵登上皇位之后，他是重用了王书文以及王丕。

在李诵登上王位之后，王书文和王丕就和几个亲近的在朝廷上面的官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本来就是为了辅助唐顺中的一些统治，但是他也在里面有着一些事人担当天下道义的成分。所以他们首先要革的就是宦官势力集团的。他们想要消灭宦官专政，而且想要提高中央集权，想要抑制旧城势力，推出全新政局，想要抑制苛政来获得民心。但是因为王书文的一些行为作风的问题，他对不统一的意见是大加指骂甚至想要大动干戈。所以变相之中他的一些态度把自己的一些队友推到了对方去。

所以宦官是利集团反对派，为了打击着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集团，他怂恿唐顺宗立太子。因为当时唐胜宗的身体状况也很不好，只能依靠太子来监管过事，但是他们通过了册立太子来推翻了这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集团，王叔文和王丕是被贬杀的，其余八个人是被贬为边州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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