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最出名的十段爱情

1、最传奇的师生恋：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是一位“英雄”，他还不是一般的英雄，而是“空前的民族英雄”。许广平决非“美女”式的女性，但她既是鲁迅的亲密伙伴，也是著名的妇女 社会 活动家。

2、在包办婚姻中最是幸福的爱情：胡适和江冬秀。

胡适和江冬秀

胡适的婚姻是包办的。江冬秀，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与胡适想象中的婚姻相差甚远。他也抗拒过，不过胡适与鲁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抗争到底，而是很快妥协了，接受了母亲的安排。胡适很快适应了这场包办婚姻，并与江冬秀越过越和睦。

3、最凄美绝怨的纯真爱情：林淑华与徐惠民。

林淑华与徐惠民

林淑华是封建家庭中的千金**，而徐惠民出身于贫寒之家，在给林淑华做家庭教师时，两人深深地相爱了。然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除了贫富的差距，还有吃人的封建礼教。

4、最被人言说的爱情：林徽因与梁思成。

林徽因与梁思成

这段爱情婚姻，因林徽因这个才华横溢的美貌女人而被人铭记，更因为这个婚姻外有着痴迷的等待者而被人言说不断。其实林长民把林徽因嫁给梁思成就是看中了他的踏踏实实，浪漫的人更渴望一个安稳的家。

5、最是心心相印的爱情：钱钟书与杨绛。

钱钟书与杨绛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认识了无锡名门才女杨绛，一见钟情，第二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式。据说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清华才子，在家里对杨绛关怀备至，钱钟书每天早起做早餐，这个传统一直到老。

6、最是昙花一现的风光爱情：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与王映霞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

7、最是难以评说的爱情：徐志摩与陆小曼。

徐志摩与陆小曼

有才情的人容易感情冲动，陆害怕这个感情丰富的才子移情别恋，对其看护甚严，不许徐再有取妾的打算。徐对陆用情专一，可是徐死后，陆却与翁瑞午同居，陆小曼依然相信爱情还是我们没有参透爱情的真谛而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言语来评说。

8、最老实却又霸道的爱情：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小说写的好，但是话却说的极差，据说他上课的上座率不是一般的低。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可又讷于言辞，于是就展开了情书攻势，一天一封，雷打不动，看张不被打动，有人传言沈竟然要自杀。

9、最是迟到的美好爱情：陈寅恪和唐筼。

陈寅恪和唐筼

两人一见钟情，陈有大才，唐亦巾帼不让须眉，很快步入婚姻殿堂。一代大儒年近四十才找到自己的家。有人说唐筼好像是专门为陈来到这个世上，陈死后不久，唐也离开这个世界。

10、最具**色彩的爱情：冰心和吴文藻。

冰心和吴文藻

一个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一个是未来中国文坛最富生命力的女作家，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爱情故事，开始于远洋客轮上的一番阴差阳错。1923年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上，冰心代同学找弟弟找错了，似乎是上天有意安排的一样遇到了吴文藻。在前往异国的旅途中，开始了他们的爱情之旅。

民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太遥远，但是却又有一点陌生的时代，毕竟民国已经离我们挺久了，但是有很多民国的故事都流传到了现在，特别是很多民国文人之间的爱恨纠葛，是让我们津津乐道的，也是大家很喜欢去探究的。

为什么民国的文人之间的爱情是我们特别喜欢去谈论的，其实主要是因为民国的文人可能是在我们的认知中，唯一还保留有中国古代文人风气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文人，由于刚刚面临旧社会的与新社会的更替，身上其实是流了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酸浮之气。

而我们在看很多的那种古代小说的时候，对于古人之间的爱情其实是特别感兴趣的，我们往往能够在民国文人之间的爱情找到一些古代爱情小说的影子。而且本身民国时候很多文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确实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这也是很多人甚至把他们写成小说的原因。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民国时候的故事特别的向往，他们会穿一些美国的衣服，或者是崇尚一些为民国的文化，因为民国文化确实是中国上比较灿烂的一个文化。直到现在我们对于民国的很多事情，还有很多的研究一直在做。

可能正是因为民国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想象力，我们很多人对于民国特别的向往，而民国本身确实也是一个灿烂的时代，民国的文人，本身有比较的浪漫，那是一个真正的浪漫的时代。

要说这民国渣男，相信很多人都能给出不少的答案，但是要说到最经典的，那还必须得是这四位，这四个人可以说是看到一个就会爱上一个，而且还表示的十分痴情的模样，难怪那些女子会对文人有所心动，毕竟文人浪漫，这四个人就是：郁达夫，胡兰成，徐志摩和郭沫若，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风流史。

毕竟民国时期，虽然说思想开放了，可是婚姻还是由不得自己做主，他们大多数人娶的都是父母选的老婆，可是自己又不喜欢，俩人也没啥感情，加上他们受到了西方新思想的教育，肯定对自由恋爱的婚姻十分向往，他们相信自己找的心动的女孩子，那就是爱情，因此民国时期的风流人物实在是太可怕了，就下面这四位就足够让人大开眼界了。

第一位：徐志摩。徐志摩怕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了吧？而且他和郁达夫还是一个班的，在文人这个圈子里他还是很有地位的，他并不喜欢所谓的包办婚姻，所以对发妻张幼仪没有太多的感情，虽然有孩子，但是那也只是有实无名，在感情上俩人形同陌路，接着就碰到了林徽因，他开始一直追求，甚至还大胆的告白，可是他一边还和张幼仪同房，最后张幼仪怀孕了，为了能够让林徽因嫁给自己，他居然还让发妻去打胎！

这已经渣的没话说了吧？还好林徽因在考虑下选择了梁思成，最后徐志摩啥也没得到，接着又开始遇到了陆小曼，从陆小曼丈夫手里把陆小曼抢过来之后他还是心心念念林徽因，甚至去世，都是因为要去看林徽因在飞机上出了意外的，绝对算是文人中的大渣男了。

第二位：郁达夫。他是浙江人，在文学这方面也很有贡献，是个伟大的爱国作家，就是为了抗日救国才牺牲的，值得人尊敬。他第一个妻子也是包办，叫孙荃，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个孙荃并不是目不识丁的女子，她很有才华，长得也十分的好看，所以俩人婚后还是感情稳定的，甚至生了三个孩子，但是郁达夫不珍惜，在后来他遇到了王映霞，于是为了王映霞他和孙荃离婚了，可他俩只在一起12年，王映霞最后选择了出轨，俩人也分道扬镳了，这可能就是因果报应。

第三：胡兰成。和上面两个比，就更加厉害了，他是浙江人，甚至张爱玲都很喜欢他，可是在人品上让人厌恶，之前还当过汉奸，他这辈子娶过8个老婆，而张爱玲也只是他的利用对象，在和张爱玲暧昧的时候，就娶过2个老婆了，而且还有个歌女，他经常婚内出轨，不少女子都被他伤害过，而张爱玲因为从小缺爱，被胡兰成三言两语哄骗，可是谁知道在一起后，胡兰成又找了个小护士，甚至还和范秀美，日本女房东都发生过关系，在后来甚至还找了黑帮的女人佘爱珍，这辈子才算稳定了。

第四：郭沫若。新婚当天看到发妻张琼华长得很丑，立马跑到日本去，留下发妻照顾一家老小，独守空房68年，而他找了个日本女人结婚生子，结果后来把日本女子给抛弃了，日本女子叫郭安娜，为他生了五个孩子，他也狠得下心，后来回到上海，还爱上了于立忱，而于立忱不知道经历了啥，为郭沫若怀孕后3个月就选择了自杀。

结果郭沫若还以朋友身份去参加葬礼，随后认识了于立群，俩人还在一起结婚生子，也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就在郭沫若去世后，于立群整理他的遗物，才知道他生前和姐姐于立忱有关系，受不了这个打击的她也自杀了。

关于民国文人的气质、性情以及由此衍生的故事，是一个很旧但是有滋有味的话题。旧人、旧闻、旧时代，保守分子与激进者并存，狂士与酸儒共处，迷惘者与殉道者同行。在那样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过渡时代，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安排着自己的灵魂生活。孙郁在《在民国》一书，将民国与六朝、唐宋相提并论，这些时代因为文人的放荡不羁、狂傲奔放而富有亮色。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身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陈独秀就是不守规矩文人的典型，离经叛道是他的性格本质。这种独异个性的发生是与那个断裂的时代相适应的。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个性对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我们无法要求文人中规中矩，真要那样的话，他们的见解就会流于平庸和世俗。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孙郁在书中不时地对民国文人的性格进行比较，他发现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陈独秀的深刻与单纯一览无余，而鲁迅却冷峻气寒，让人难以读透。前者呼应时代，后者负载沉重的历史，于是在巨变面前，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度。民国文人处在文化冲突与时代转折地带，难以有真正的平和。对于他们的雄志与苛论、踌躇与愁苦，我们应当有“同情之理解”。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充盈于当今学界的，有太多的势利小人和哗众取宠之士。即使是爱，也难觅林徽因、石评梅那样的奇女子了。

陈平原曾经将一本关于现代中国文人的书命名为《当年游侠人》。何为游侠？一是游移于体制外，偏离于常规，不受各种陈规陋习和教条的约束；二是具有侠肝义胆，放浪形骸，纵横驰骋，敢于扫除障碍，展露自己的真性情。孙郁说:“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带一点旧式文人的侠气，陈独秀、苏曼殊都有一点。侠义之中，有苦味，有悲愤，这是自古亦然的。”民国文人的内心的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侠气说到底是在困境和压抑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冲动。狂放自傲、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其实只是民国文人的个案，更多的文人在时代的尴尬和痛苦中沉寂了下去。今天人们对“怪杰”们的轶闻津津乐道，而忽视了对其内心苦楚的体察。陈平原说:“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颂，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此言确实有道理。民国文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堆婚外恋、师生情、聚散离合之类的谈资，这些“小道消息”被各种写作者大加渲染，成为一道口味独特的文化消费品，反映着我们传媒时代的无聊与贫乏。民国文人虽然私人生活五花八门，但都无不在学问事业中安身立命，在心灵的跋涉中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早逝文人吴方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研究民国人物心态最好的学者。他以朱自清为个案，这样评价那一代文人:“‘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磋磨’中做着，努力着……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在时代夹缝里生存的民国文人，大都能够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像陈寅恪、梁漱溟等人将这种精神自由一直坚持到“反右”和“文革”，成为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者。其实，也正是这些敢说硬话的“老顽固”的存在，才延续了民国文人的遗风。

民国文人的治学是刻苦严谨的，没有今天这么多“学术腐败”丑闻。当年，职称评定等学术评价体系远不像现在这么细密，民国文人大都保持了与政府不合作或远距离的态度，所谓“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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